名家评刊:评刊

　　数量导向侵蚀学术创新 　　袁易明 　　 　　过去10几年里，学术界兴起了一个重要的管理理念，即数量管理。大学弹职称要求以一定数量论文、著作作为起码条件，学术岗位评聘需要成果数量，优秀人才、各种层次专家评定看成果数量，进而在评价一个机构、一个大学、一个研究所的学术成绩、影响、地位时，其成果数量也是主要刚性依据。这里的数量不仅在于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的总量，还特别指承担的课题数量，尤其是各类高级别课题的多少。人们极易在学者的个人简介中读到主持国家级课题、省级课题的炫耀，也容易看到大学或研究机构在权威期刊发表多少论文、在高层次出版社出版多少学术专著、完成多少国家级课题的标榜。
　　那么，数量导向能否有效地评价学术能力呢?数量测度是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极其有效的评价方法。但须注意的是，采用数量测度的工业企业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生产的产品是相同的或称同质产品。另一个特点是，每个工人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具体贡献一目了然，也就是说，工人之间的贡献是分得清楚的。这两个特点是数量考核管用的基本条件。如果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生产的产品各不相同，再用同样的数量比较决定他们的报酬，那么从事需要更多功夫、更好技术的产品生产的工人就该愤怒了。
　　学术研究不能遵从工业制造的激励规则，因为社会不需要重复的学术成果。如果说标准化的规模化生产创造了工业文明，那么只有求新求异的差别化学术研究才能带来知识和技术的飞跃，学术研究成果的个性化特征显然是学术的本质特性，这表明数量评价尺度要求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学术研究不满足。另外，足够的事实已表明，重要的学术创新通常是以团队的组织方式完成的，而每个团队成员究竟贡献了多少则极难区分，学术研究成果贡献的不可分特点，不满足数量考核的第二个基本条件。
　　采用数量考核学术能力，会有何种结果呢?有两个：其一，学术泡沫化。花大量时间找关系，申报各类纵向课题以获得课题数量；花时间寻热点、找资料，甚至编造数据、相互抄袭，产生大量无效的重复成果；和杂志编辑走关系或交费发表论文。
　　其二，难以打造学术团队。数量考核，就必须人为划分学者贡献，引起内部矛盾，产生文人相轻的表象，以学术为内涵的真正学术团队难以形成，只能靠行政主导，形成以行政安排为途径的学术队伍建设，助力学术官化。
　　结论是：学术研究特征不满足数量考核的基本条件。这样的考核导向只会侵蚀学术创新能力。
　　
　　寺庙重建“争议”背后的利益博弈
　　李克诚
　　
　　金陵大报恩寺，这个预计耗资数十亿的重大公共项目，即便到了即将动工阶段，围绕它的分歧和争议仍不绝于耳。
　　其实，考察南京所处的时空背景，不难看出大报恩寺对于这个城市的独特价值与重要意义：过去10多年间，随着周边兄弟城市的你追我赶，南京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江湖地位”日渐式微。去年重光于世的世界唯一释迦牟尼顶骨舍利，再加上“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的琉璃宝塔等金色“招牌”，将使大报恩寺的重建成为南京打造“江南佛都”、做大“文化产业”、提振城市形象、拉升城市位次的最佳切入点。这也是城市主政者当初力排众议、坚持重建的重要原因。而2014年即将在南京召开的青奥会，更是促动地方决策者下定决心、加速推进重建项目的直接因素。
　　既然“重建”有着如此重大的价值和利好，为何各界又有如此多的争议之声呢?除了文物保护与城建冲突这组“老矛盾”之外，更多的则是重大利益分歧使然。仅以政府内部为例，就存在着诸多的利益群体。譬如，是原址(秦淮区)重建、还是移址(江宁区、雨花台区)重建，这对南京市下辖的各区县而言，是个“零和”的利益分配结果。而其他建设方案的分歧，也面临着部门之间的利益再平衡问题：若建成遗址公园，则由园林绿化部门主管；若建设博物馆，则由文物(文化)部门主管；一旦建成寺庙，则要交给宗教局及佛教协会来管理。
　　而在政府之外，则牵涉更多的利益群体：重建方案的设计方、施工方、景区、周边居民及被拆迁户，甚至捐款10亿元的地产首富……因此，各方均极力争取、游说，希望己方的方案能获得最终采纳。
　　可以预见，争议的声音和利益的分歧将成为今后每个城市在推进重大建设项目中所要遭到的常态挑战。如何最大限度地化解分歧(而不是压制讨论)、平衡各利益群体的诉求(而不是“赢”者通吃)，既汲取民意、又不被情绪化的“民意”所拘囿，将是各个城市主政者及其领导团队需要正视、且要破解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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