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的经济能量] 清华大学历任校长

　　相对于灿若星河的政治人物和科学家，清华对于中国经济方面的推动并不为外界熟知。 　　很多人的印象中，这是国内最强的工科大学，经济非其所长。这一方面是因为1952年那场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的大规模院系调整，另一方面也与其“行胜于言”的校风有关。
　　本世纪初，情况稍有改观。在大量激动人心的创业故事中，越来越多的清华学子成为主角，近年来更有了“清华帮”等说法。他们合力彰显着这所大学在商业领域的不甘寂寞。但走近清华，我们发现，这不过是清华在经济方面的冰山一角。
　　更重要的，是清华百年来始终坚持的科学精神，以及由此转化为的经济动力。
　　
　　从实业救国到科学救国
　　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但由于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学习和模仿，实际成效有限。直到“五四”时期，“科学救国”成为社会思潮，中国社会的进程才由“技术”现代性转向“科学”现代性的探索。
　　这个阶段，留学生，尤其是清末向美国派出的三批“庚款生”起到了突出作用。这其中大部分人与清华有关，“五四”前后大多归国服务，在各行各业很快就成为领军人物。这是清华最初的辉煌，侯德榜、竺可桢、茅以升、梁思成等众多学子饮誉海内外。
　　解放后，清华明确提出继承发扬严谨、科学的传统，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从前。蒋南翔在1958年“大跃进”及“文革”中多次坚持实事求是，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对整个清华的干部、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对发展清华的科学传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科学，无论从技术还是精神层面都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清华大学在科研成果转化，以及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成为一个难得的样本。
　　清华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教育实践可以追溯到1926年经济系的设立。但在近代中国动荡不安、欲振无力的困境中，并不像其他领域那样被闪光灯聚焦。特别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经济系没有延续下来。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社会主流思潮，社会产生对经济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才重获关注。
　　清华1979年设立经济管理工程系。1984年经济管理学院成立，朱?基为第一任院长。有了经管的根底，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转化”是科技真正实现其价值的关键环节。
　　早在1983年，清华就成立了“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开发服务部”。1985年，清华继续教育学院成立并组织了一个全国最大的校友网，校友多是在校的企业家或者各个领域的骨干，校友之间的交流中产生了政产学研的互动。
　　如今，从清华走出的经济学人、企业家备受瞩目。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出自清华。他们并非都毕业于经济专业，但都有敏锐的市场嗅觉。
　　
　　关乎国家战略的科研
　　基础科研的整体水平不仅决定一个国家原始创新的能力，而且也决定着一个国家有效地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从而再创新的能力。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内急需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清华为国家培养了2万多名毕业生，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但西方世界的封锁，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深受影响，在科技、经济方面的差距急剧拉大，国家急需能够跟踪世界科学发展前沿的高层次人才。
　　1978年6月23日下午，中南海，邓小平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事实上，清华留学生在国内大学中也的确是最多的。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学成归国，成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高新产业，推动新经济的骨干力量。
　　2006年5月，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最年轻的教授――施一公放弃了国外蒸蒸日上的事业，回归母校清华。有些人说他傻，他的回答或许代表了许多归国学子的心声：
　　“我的童年生活在河南中部农村，周围都是贫穷但朴实的农民，他们对‘文革’下放的我们全家格外照顾，他们任劳任怨。我懂事以后就想回报他们。对他们最大的回报就是尽自己的力量使国家更加富强。”
　　有了人才，清华的科研能力在国内高校首屈一指。
　　在国家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建设的5个国家实验室中，清华以其在信息科技方面的雄厚实力，独力承担“清华信息科技国家实验室”的建设。此外，清华大学还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4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5个。
　　值得一提的是，清华的这些基础科研部分实现了与企业的合作转化。
　　被商务部评为2005年“国家重点出口培育名牌产品”的大型集装箱检查系统，最初就是清华拿出十几万元经费支持预先研究，后来才陆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支持，并且成功地与北京威视数据系统有限公司合作实现了产业化。
　　2010年12月12日，清华大学和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建设的中国首个极深地下实验室――“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投入使用。这是世界岩石覆盖最深的实验室。
　　除了国家级的科研项目，清华与地方政府也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与近30个省、70多个地级市均有合作协议。合作方式包括联合设立清华产学研合作办公室、由地方政府或企业设立科技合作和成果产业化基金等。
　　
　　转化与孵化
　　2010年4月25日，清华与四川长虹电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决定在黑色家电、白色家电、先进制造领域和工业设计四方面展开长期合作。这只是清华与企业合作众多案例中的一个。
　　在此前的十多年中，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内企业自身变革与创新的动力越来越强。以前简单的模仿、技术改造，粗糙的生产方式再也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这既是对国家经济整体方向的判断，同时也对高校输出科技能量提出了要求。当年，清华成立了“清华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1997年，清华企合委与科技开发部合并，组成新的政产学研合作平台。
　　尽管大学和企业的科技创新有很强的互补性，但企合委秘书长曹建国还是很担忧。他对《中国周刊》记者指出，大学重视基础研究和前瞻性科技，提供的是上游，而企业强调的总是如何将科技创新尽快转化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是下游。不同的追求和文化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上、下游的有效衔接。就算能衔接，谁来衔接、如何衔接都是问题。
　　曹建国举例，早已占据市场的平板、液晶电视屏中，没有一块属于我国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我国一年花在购买芯片上的钱在1300亿美元以上。
　　他感叹，双方的起点本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三星等跨国集团是几十亿元、几百人的团队，而清华只能拿着5000多万的经费、十几个人慢慢地熬。
　　如果不能解决科研与企业二者衔接的难题，根本看不到未来和希望。企合委一边“吃喝玩乐”（吃苦、大声吆喝、玩命干、乐在其中），一边也在探索其他的模式。比如校办企业、比如打造自己的孵化平台。
　　说起校办企业，很多人都会想到清华校园外的两座大厦，一座是紫光，一座是同方。它们是清华系企业的代表。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央充分肯定了中关村兴办高科技产业的经验之后，清华和其他许多高校一样，开始着手兴办自己的科技产业。1988年7月，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应运而生，这就是清华紫光集团的前身。2007年更名去掉“清华”二字，但资本层面没有变化。
　　紫光的宗旨非常简单而且明确：有效地改变长期以来大量成果养在深闺人未知的状况，积极促成其向生产力转化的过程；积极创收，以缓解当时学校教学和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的困难；为学生提供实践基地，全方位地培养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人才。
　　同方则是由清华大学控股的高科技公司，于1997年6月成立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是政府重点支持的电子百强企业。
　　不过，在校办企业的过程中，清华也曾感受到体制局限带来的笨拙。为了加快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更好地实现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清华科技园于1994年正式建立，1999年被纳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总体规划，为创业企业孵化、高新企业研发、创新人才培育、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发展空间和服务。
　　
　　“清华帮”创业者
　　校办企业转制而来的清华企业家毕竟是少数，清华对于当今中国商业领域的影响还有很多体现在清华学子的创业上。他们与清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类似的理念和价值观。相对于校办企业又少了很多枷锁。
　　有人对“清华帮”做了总结，可分为两个派系，一是理工科出身，对产业技术敏感，是投资界的最早一批弄潮儿；另一派则是经管学院出身，他们更熟悉金融和商业模式，算是清华在投资界的第二批人马。
　　清科集团创始人、总裁倪正东回忆，早期清华的学生在国内创业者并不多，比较零散。直到互联网创业风刮起，清华因为与技术无可避免的联系而慢慢有了创业的土壤。而且，这些创业者逐渐形成了一种影响中国经济的力量。
　　倪正东是低调的，清科也不是那么打眼。其实，清科也做投资且斩获极多，并建立了国内最强大的创业投资关系网络。
　　类似低调的风格也体现在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立者之一邓锋、迈瑞医疗董事长徐航、搜房董事长莫天全等清华人身上。
　　当然也有不那么低调的。比如搜狐的张朝阳、华旗资讯的冯军。前者是风口浪尖的新闻人物，跨界商业和时尚；后者因为“爱国者”品牌铺天盖地的宣传令人耳熟能详。
　　如果非要给“清华帮”归纳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实干。不论是高调的还是低调的，从他们的创业过程中都看得出能吃苦且坚毅的性格。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清华帮”创业者都比较抱团。
　　1997年，邓锋放弃了英特尔的股票期权，约了几个清华校友开始创业。这个“梦之队”每人投入5万美元，发挥各自技术优势，30天就初步做出了产品雏形。校园里的生活方式，在他们创业后依旧延续：做实验，以及三五成群相互讨论。
　　而清华经管学院也有这样的培训体系。学生们有一位额外的创业导师，由已经有创业经验的校友担任。他们习惯的模式是，从其他院系找符合市场的技术，再进行市场运作。这是清华系的显著特点：创立一家公司，从创业者到投资人，再到工程师，依靠校友都能解决。
　　清华企业家协会（TEEC）是中国目前最著名的校友会之一。清华校友在创业圈里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红杉中国合伙人之一张帆毕业于清华89级计算机系，他投资的项目就多与清华有关。
　　当然，也有人说，抱团保障了清华学子创业的高成功率，也给人留下了清华人排外的印象。但无论如何，他们已然成为一股影响中国经济的强大力量，这谁也无法否认。
　　“创办企业或者实业投资，与所谓的经商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经商者主要是在买卖中赚取差价，而我们应该更着重于创造真正的价值。”这段话出自85级清华大学生物系学友、ESP药业和ESP投资公司创办者李子意。
　　在清华释放的巨大经济能量中，这或许可算做一种价值观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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