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他不是卖手机的他是刘长乐】

　　2011年3月11日下午，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在第一时间通过微博私信和MSN找到了香港同事，开始直播。“我记得很清楚，几分钟后，突发字幕新闻画面进来了，两点整，李淼已经在屏幕中出现，与香港连线。”人在总部的凤凰卫视行政总裁特别助理段敏说。
　　消息不断涌入，凤凰资讯台执行台长董嘉耀打电话通知播出部门，取消广告，打通直播。“之前有一次台湾大选直播，因为节目有广告冠名没法调整，老板发火了，说节目先做，广告的事由他去协调。所以这次我们根本不用请示广告部。”
　　
　　洗手间里都安了电视
　　
　　他们的老板、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通过资讯台部署报道：李淼镇守东京；宋看看飞北海道，然后南下青森接近震区；阊丘露薇中断两会报道，飞东京，然后去仙台；而“日本通”黄海波想办法进福岛。
　　3月13日上午，政协会议闭幕。刘长乐一直在台下发着短信，军队的人脉此时发挥了作用。曾当过10年兵，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工作过多年的他，通过总装备部拿到了5套最先进的防辐射服和测试仪，让记者秦枫立刻送往日本。然后又通过在日本的朋友联系到一家飞行员俱乐部，租到了一架私人直升机，黄海波拿到防护服后立刻飞往福岛现场发回报道。
　　2011年，凤凰卫视15岁，刘长乐60岁。
　　刘长乐，可能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传媒人之一，当他穿着一件淡蓝色休闲西装出现在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办公室的会客室时，气场并不十分强大，这或许是因为身形的消瘦，一年半前他开始了减肥计划，3个月内就减掉了三四十斤。他的脸上挂着天然形成的微笑，好像能同时用目光打量相邻而坐的两个人。走廊里传来咚咚咚的跑步声时，他停止了说话，迅速浮现出走神的表情，
　　“我出去一下。”然后他抱着自己的小外孙从会客厅走过，他们在一堵电视墙前停了一会儿，那里的4个屏幕按顺时针依次播放着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CNN和央视新闻频道。
　　他的3个手机在沙发扶手上依次排开，如果算上iPad，他随身携带着4个移动终端。在香港时，他每天早晨起来固定读一份日报，查收公关部发给他的海外和内地媒体资讯，近几个月的新变化是刷微博，他关注了六十多人，除了凤凰的员工外，还有他的朋友和一些意见领袖，几乎没人知道他的账户，因为他一个字也没写过。
　　看得最多的还是资讯台，
　　“他随时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要求汇报记者的安排，”董嘉耀说。
　　“卡扎菲北京时间12点多开了一个记者会，凌晨1点的新闻没体现出来，老板不干了，1点半打电话来，敦促两点的新闻要上。两点的新闻上了，看了，打电话来说不错，3点的要跟进……然后看7点的早班车，又问：为什么早班车没放头条?你都不知道他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董嘉耀家里有4台电视，洗手间里都有。他是最挖地三尺的资本家
　　在传媒业界流传一个说法：凤凰卫视是“一个疯子和五百个疯子的故事”。一个疯子指的就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刘长乐直言不讳：
　　“我们是有理智的‘疯子’。现在加上网站、周刊，凤凰卫视‘疯子’的队伍已经扩大到1500人。
　　“最挖地三尺的资本家啊。”窦文涛玩笑着说，一分钟前他还在赞美刘长乐总惦记着夸人。听起来这两点是“对立统一”的：“他平时和你闲聊，知道你有个什么长处，都记着呢，随时要拿来用的。私下知道了你的个人兴趣、生活规律什么的，也都记着，要是有了合适的题，一下子就会找到你。”
　　“老板任何一个机会都不会放过的。”非典时卫生部长换人，凤凰接到通知不让直播，刘长乐指示记者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我们低三下四地去请求，去‘磕头’，我们的记者和赵启正主任跟着新部长高强，从6楼跟到1楼，他就在电梯里做了同意直播的决定。”
　　在凤凰的头两年，窦文涛没有找到自己，
　　“进了香港的套子，学港台主持，整天大惊小怪。”
　　有一次台里开会，商量明年要办一个3个人的谈话节目，每天一集，然后就谈到，谁来主持呢。不知谁说了句，文涛吧。会场哄堂大笑，笑声中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文涛自己说说，觉得怎么样?”那是刘长乐。窦文涛从后边探出头来，
　　…我觉着也行，但是……’我刚准备说但是呢，他就把我打断了，说行了行了，我就不喜欢婆婆妈妈的，这事就这么定了。”
　　于是就有了“锵锵三人行”。
　　“锵锵三人行做了13年，他从来没说过我应该干什么，从没要求我接受过某个嘉宾，他可能是特别害怕伤了你的创造性和自由感。因为他知道他说话的分量，他说让你缩一寸，你可能就会缩一尺了。他也会告诉你各种底线和规矩，但他不会吓唬你。”
　　
　　一个“信息特权”的受益者
　　
　　作为干部家庭子弟，刘长乐很早开始了大量阅读一个信息公开的推动者早年是“信息特权”的受益者一一在北京时，父母每星期读完《参考消息》都会留在桌子上给他看，“那时是真参考，分级别的”；在兰州，他得以和甘肃省委宣传部长的儿子交换书籍，
　　“他们家从北京搬到兰州后，很多书箱没打开，堆在仓库里，我们就一个箱子一个箱子撬，那段时间对我的成熟是帮助最大的，像《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书，只有内部出版的，你读了以后才知道美国不只是杰克，伦敦那样的老美国。”
　　这样的“信息优势”，同样也使凤凰的在内地得到了最好的施展。
　　“两会”总理记者招待会，凤凰的记者通常能坐到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也常获得提问机会。“好位置是占不到的，我们6点就去了，还只能在后面，或者两边，”一位市场化媒体的记者说，凤凰的某些特权在他们看起来“就像另一个央视”；一位观察者说，地方官员争着想上它的某些节目，仅仅是因为“海里”都看它的节目。与此同时，凤凰另一些关注民生的节目却有些命运多舛。
　　关于自己的“不被理解”，刘长乐说起当年批判《苦恋》却看得泪流满面的经历，在电影里，画家凌晨光被女儿反问：“您爱这个国家，苫苫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爱国主义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深沉的爱，”刘长乐说，
　　“所谓比较深沉，就是有宽容，有谅解，也有委屈，这个国家有非常多的陋习，有非常多让我们恨铁不成钢的部分，但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眷恋。”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楚天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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