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史【耍嘴皮子确实不容易“新闻发言人”断代史】

　　中国各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的过程往往是伴随着一系列大事件。不但有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这样的盛事，也有诸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公共事件催生下的地方新闻发言人制度。
　　
　　政府认识到信息公开的紧迫性
　　被大事逼出来的新闻发言人
　　
　　如果说，2003年以前，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是外交部“一枝独秀”的话，那么，在2003年之后，这一群体则呈现出“全面开花”的态势。
　　而这一变化，源于2003年政府应对“非典”危机过程中的“巨额学费”。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认为，“后非典时代”才建立了中国的现代新闻发言人制度。
　　随后，新闻发言人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非典”催生新闻发言人培训
　　2003年初的“非典”疫情使政府认识到信息公开的紧迫性。
　　资料显示，从2003年4月初到6月24日疫情解除，卫生部连续举办了67次新闻发布会，是举办发布会最密集的时期。
　　“非典”事件中的“苦头”、“甜头”尝遍之后，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也应运而生。
　　2003年9月22日，国新办在北京顺义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据王旭明的回忆录记载，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在第一堂课上说：“中国的声音为什么在西方这么弱，我走到哪里都听不到中国的声音，说到底是我们的工作没到位。”
　　第一期参加培训班的人被称为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学员，除了王旭明外，还有刚刚被免职的铁道部原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第一期培训班结业后，国新办有关负责人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非典”对于各部门加快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完善，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非典”过后，国内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全面铺开，公检法系统中也开始大胆试水。
　　
　　“大事”倒逼下的推进
　　在此之后，新闻发言人的每一步推进，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一件件“大事”的步步“倒逼”。
　　这符合“中国的制度变革往往是由重要工作或者重大事件的推动来完成”的一贯特点。如，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即促成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
　　一个似乎并不偶然的现象是，在举行重大盛事的前夕，比如奥运会、亚运会、世博会等，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举办城市，开始了“不约而同”的建立和深化。如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往基层渗透。在广州亚运前夕，广州市宗教局专门请了暨南大学的一批新闻学教师去培训新闻发言人的知识。
　　
　　发言人面临越来越大压力
　　另外一种“大事”，也同样在客观上推动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它们不同于奥运、亚运、世博等这样的国家盛事，而是社会上累积的矛盾情绪的爆发。这些“大事”，被习惯性地称为群体性事件。
　　在董天策看来，2008年后，贵州瓮安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群体性事件多有爆发。而随着网络力量的壮大和媒体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作为产生这些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基层政权，面临越来越大的维稳压力，而传统的处理方式已经落后。
　　从2008年瓮安事件以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始了一轮对各地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的培训。
　　
　　“黄埔一期”的仕途轨迹
　　新闻发言人这样炼成
　　
　　7年多前，作为中国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的学员，王勇平和王旭明、武和平、毛群安等坐在教室里，模拟新闻发布会上的各种最棘手的突发状况。
　　“黄埔”一别，转眼7年光阴，这批兼职发言人置身于镁光灯下，亲身见证了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发展的学员们留下了各自的仕途轨迹。
　　
　　岗前培训
　　培训第一步“开口”
　　2003年8月，地坛医院的“生命走廊”上，北京最后一批康复的“非典”患者与亲人相拥。同这些成功抗击病毒的人们一样，中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迎来了新生。
　　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教授当时刚从美国回清华执教。“非典”结束后得到通知，国新办要启动全国第一批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全面建立和推进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要“以培（训）带建（设）”。
　　首期培训班学员包括王勇平等来自66个部委和地方的100多位新闻发言人，开班时，究竟由哪一级别的官员来担任新闻发言人仍未最后决定，现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等人当时就以“后备力量”身份参加培训。
　　这个被称为“黄埔一期”的培训班为期不过5天，在史安斌看来有点“扫盲班”的意味。台下坐着的这些学员们，对于媒体和传播几乎没有概念，相当一部分人从未面对过镜头。
　　“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开口。”史安斌的最大目标是把台下这些学员脑子里固有的官场理念：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沉默是金、言多必失……打成捆，扔出去。
　　
　　固守阵地
　　首批发言人11人在岗
　　将去年年底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新闻发言人名单与2004年首批75位新闻发言人名单对比，7年之后，仍然守在新闻发言人岗位的有11人，占比不到两成。
　　主要包括国家计生委于学军、国家体育总局张海峰、国家宗教事务局郭伟、南水北调办公室蒋旭光等。
　　这些新闻发言人所在的部门大多与大众沟通并不多，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次数较少。
　　对坚守至今的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史安斌认为他的声望正来源于时间的历练，从部门工作以及媒体素养、传播素养方面都得到丰富的积淀。在坚守新闻发言人岗位的同时，黄毅也获得了提升。2004年他的职务是政策法规司司长，现在他已是该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获得擢升
　　发言人表现无关升迁
　　第一批新闻发言人中，三成获得提拔，其中5位升至副部长，如民政部原办公厅主任窦玉沛、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主任胡晓义、原国土部办公厅主任王世元、原信产部办公厅主任刘利华，新闻出版总署原办公厅主任孙寿山现为该署副署长。
　　有媒体统计，第一批新闻发言人中有19位从不发言，还有的发言很少，但不乏擢升者。
　　分析“黄埔一期”的仕途轨迹，史安斌指出，这些新闻发言人都是兼职，有自己的另外工作主项，实际上擢升与否同新闻发言人工作直接关联不大。这说明新闻发言人工作的好坏并没有作为其政绩的考评指标。因此，新闻发言人发言与否成为一个自选动作。既然多发言与不发言几乎不影响升迁，官场言多必失的潜规则制约了很多新闻发言人张嘴说话。
　　
　　延安时期的最初实践
　　毛泽东亲自担纲新闻发言人
　　
　　实际上，在革命年代，中共就已经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雏形。
　　早在国民党当局对苏区展开围剿之时，中共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
　　
　　主席亲自阐述中共主张
　　1936年，还在长征途中，中共成立中央对外联络局，李克农任局长。
　　随后，中共开辟了从瓦窑堡――延安――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线，与外界联系。此交通线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舆论封锁，标志事件之一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在延安的采访。
　　随后，中共采取了大量的外事宣传工作。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毛泽东亲自担纲“新闻发言人”，阐述中共主张。
　　波兰著名记者爱泼斯坦评价说，这是“把一座关了很久的门打开了缝隙，使阳光透进来”。
　　
　　才女龚澎的个人魅力
　　通常被认为是中共第一位发言人的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家龚澎。她也是中国第四任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妻。
　　能说出很多真相的能力让她的对手都心生敬佩。
　　国内迄今为止能找到的关于龚澎最早的新闻报道是在1946年6月：
　　“（新华社延安七日电）美联社沪六日讯：中共领袖周恩来之秘书龚澎小姐称：中国警察封闭了她的新华周刊，该刊只出版一期，为中共在上海之唯一刊物。她说：这种行动是非法的，并谓此事表示政府已取消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
　　这次事件指的是中共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刊物《新华周刊》被国民党上海当局查禁。
　　1940年秋，时值抗战的关键时刻，已被调往重庆工作的龚澎担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翻译，同时也担任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主要和外国记者打交道。正是她向外国记者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据龚澎之女乔松都的回忆录记载，国际友人爱泼斯坦曾评价说，龚澎的个人魅力的确是吸引人的一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外国记者可以从她那里听到许多事实和真话”。
　　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1943年称龚澎为“聪明的富有魅力的年轻女子”。除了称赞她才智超群外，费正清认为，龚澎的魅力还“因为在这个充斥着趋炎附势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而在野党的改良主张暴露了执政党的罪恶”，龚澎“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费正清称她是“言论自由的象征”。
　　周恩来则称赞说“没有人能够代替她（龚澎）”。
　　龚澎的魅力甚至还赢得了她的对手国民党行政院的发言人张平群的称赞，他不介意在公开场合称赞，这个异党派女新闻发言人的能力。
　　（来源：《新快报》《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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