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底线 电视剧大结局【媒体的道德底线在哪?保障制度何时建立?】

　　当权利利益被不法侵害，当人格尊严被践踏，多少人只是在网上发发牢骚，多少人从阿Q的精神胜利法中找到了解脱，过上了“心平气和”的新生活？从这个角度看，谁有资格来笑骂杨武！
　　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与杨武系同乡和小学同学，自今年9月起，与杨武一家的来往较为密切。
　　10月23日，杨喜利打砸男子杨武家，杨武妻子王娟阻止杨喜利反遭毒打强奸。杨武由于害怕躲在杂物间。1小时后，杨武报警并将妻子送医治疗，因为付不起钱只好返回家中。事后，杨喜利家属威胁杨武要求其撤诉。杨武受访自称是世上最窝囊的男人。
　　争议：
　　媒体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深圳圳联防队员强奸犯罪案发生后，为了报道这条新闻，多家媒体的记者用摄像机、相机、话筒和录音笔将杨武及王娟团团围住，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逼问事件的经过，不顾王娟的精神状态和杨武痛哭流涕地下跪哀求：“我不愿意回忆，求求你们了，出去好吗？”甚至有媒体对此事报道配上了标题：《“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是的，你还好意思说！》
　　此事在网络上激起了普遍的反感，有人指责媒体在事件没有调查清楚前就进行报道，有人称“残忍”的采访方式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还有人质疑媒体的道德底线在哪？甚至一些媒体相关人员也发出了评论。如《新民周刊》记者杨江说的：我们一些同行像狼外婆一样对受害人表演同情，生硬揭开伤疤，“循循善诱”刺激受害人痛苦回忆、掩面而泣甚至精神失常，这样做很不道德。
　　
　　声音：
　　不要取笑“最窝囊丈夫”
　　@银川: “最窝囊丈夫”并不是被取笑的对象。让弱势者不再弱势、窝囊者不再窝囊，我们需要建立更为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
　　@罗小北1225：在杨武一家经历的这场残酷与痛苦中，围观者们，或猎奇地探听性侵的隐私，或愤怒地质问杨武的懦弱。但，没有人关心这个31岁男人背井离乡讨生活的一切。14岁丧父，辍学，在外打工流浪，月挣1000多元，日子紧巴，常受欺负殴打，不敢惹事一直忍着，勉强活着。是的，没有人会关心这一切。
　　@落魄书生周筱?：媒体不要再去逼这对苦命的夫妻了！媒体的重点，不是丈夫为什么窝囊，而应该是一个有犯罪前科者为什么能成为联防队员？为什么一个联防队员能成为当地一霸，自称警察都是他兄弟？背后有没有保护伞？领导有无渎职？好比某人没锁好门被盗，他没锁好门当然有错，但最应该谴责的应该是小偷，而非受害者。
　　
　　质问：
　　联防制度为何清而不退？
　　近年来，联防制已制造了无数个杨喜利：2004年3月26日的深圳治安员打死犯罪嫌疑人事件，以及郑州公安局治安员系列抢劫杀人案，震惊国人。就是不知道联防制度为何清而不退？
　　公安系统权威人士称，“部分治安员队伍已经成为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很多队员缺乏起码法律知识、未经严格培训，往往好逸恶劳，吃、喝、嫖、赌，久而久之，不但维护不了社会治安，反而成为不稳定因素。”据悉，联防队经费保障实行“以费养队，自收自支”，相关部门俨然把治安联防商品化，默许治安队乱收费、乱罚款，以此解决经费甚至实现创收。在这种语境中，不少联防队员明目张胆地敛财，敛的财一方面上缴，上贡，另一方面留做自己挥霍。
　　犹记得公安部要求清理联防队员时，媒体好评道，公安部的这一举动是继中国政府取消收容遣送制度后，又一个从制度上保障人权的重大举措。可是，今天治安联防制依然凶猛，就不能对这些不听政令的部门负责人问责吗？
　　
　　观点：
　　杨武的软弱根植于弱势群体
　　人们在愤怒谴责杨喜利禽兽不如的暴行的同时，对杨武的软弱唏嘘不已，甚至连警方都认为“如果杨武能够挺身而出，也许悲剧就能够避免发生。”但是笔者不禁想问：在看《动物世界》的时候，小羊羔被狼吃了，谁会责怪母羊的无能？面对绝对的强势，忍让和退却可能是弱势群体得以生存的唯一选择。
　　也许有人会说，这起令人发指的暴力事件不是发生在《动物世界》里，这是一个文明社会，遇到伤害，即使无力抗争，也可以报警啊！那么，受害人的丈夫为何不报警呢？原因很简单，施暴者本身就是联防队员，他明确告示：“你们报警都没用，我是联防队员，跟警察都是哥们！”如果报了警，来的还是凶手的哥们。既然这样，谁还忍心责怪这个男人的软弱？
　　在一个和平建设年代，出现这样的新闻，不仅骇人听闻，更让人匪夷所思。这根本不是这位丈夫的软弱，而是暴露了弱势群体在社会中的不堪境地。如果还要责怪这个受害者的丈夫无能的话，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法制社会中，依靠自身力量的抵抗，竟然成了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
　　
　　反思：
　　杨喜利咋就能成“二警察”？
　　该案的发生，不是因为杨武胆小怕事和“窝囊”，而是人民生存和法治环境的不健全。正如有评论所说的“联防队员强奸民女街道社区责任难逃”。是谁给了杨喜利猖狂的勇气？
　　杨喜利本来就不该成为联防队员。早在2004年，公安部即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要按照“只出不进，逐年减少，彻底取消”原则，陆续从公安机关清退出现有治安员。但是，不少地方的联防队不仅不见缩小，反而日益壮大，简直成了“二警察”。 2004年，杨喜利因抢劫被判刑三年，此后，又因打架斗殴多次被拘留。这样的人如何成了联防队员？缺乏审查就是关键。
　　该联防队队长钟思贤称，“杨喜利在治安办当联防队员已有几年时间，平时还算正常。但一喝酒以后，就会胡乱发酒疯，打人骂人，他们也教育过他多次。但杨喜利屡教不改，他们对此也无可奈何。”好一个“无可奈何”，让一个胡乱发酒疯、打人骂人、屡教不改的暴徒管理社会治安，其辖区百姓的安危就可想而知了，这起暴力事件难道还属于意外？
　　
　　结语：
　　建立保障制度时不我待
　　杨喜利受到了惩罚；5名官员也因此被停职，接受调查；杨武全家也已经搬家，受害者家属电话全关，暂时与外界没有了联系。事情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关于联防制度，关于健全法制环境，关于如何让弱势群体走出权利洼地的反思还在继续。在流动人口遍布于大江南北各大城市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一套保障充分他们基本权利的制度，让他们享受市民待遇，活得更有尊严，已是时不我待。
　　（来源：《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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