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图谋扼杀中国核武器计划内幕（下）] 图谋不轨钟隽

　　对中国核计划进展的新估计 　　为了能准确地了解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进展，美国情报机构费尽心机，以揭开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神秘面纱。一些情报来自秘密的渠道。1964年初，中情局关于周恩来总理访问马里的报告称，周恩来告诉亲近中国的马里总理穆比多?凯特，中国将在10月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然而，没有一个人认为情报确定无疑。因此，罗伯特?约翰逊写道，“我们确实不知道中国将在何时进行第一次核爆炸”。
　　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空中侦察特别重要。1964年春，罗布泊被纳入U-2高空侦察机的侦察范围。侦察机从印度东部的查巴提亚起飞，进行了2-3次侦察活动。自1963年7月到1964年8月25日，美国卫星成功地进行了9次侦察活动。美国卫星携带了高清晰度摄像机，可以分辨清楚18英寸长的物体。卫星拍摄的罗布泊的像片显示有一座塔和一些测试设备。分析人员从中得出结论：“罗布泊是核试验的基地，在两个月后就可以投入使用。”
　　然而，中情局分析人员认为，“中国只能到1964年底以后才会进行核爆炸，”因为中国“在未来几个月内不会拥有足够的裂变材料”。中情局确信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将是钚弹，而不是铀弹，包头的工厂在1965年之前不会制造出足够的钚。而事实上，兰州的工厂已经生产出了武器级铀。
　　中情局分析人员认为，即使没有大的障碍，包头的反应堆在投入运行后将至少需要18个月，甚至24个月，才能生产出足够多的钚。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最早日期将在1965年年中。分析人员还提出中国可能还有另一个裂变材料的来源。一个来源可能是苏联在撤出援助之前帮助建造的设施，但到目前侦察活动并没有发现它。另一个来源可能是，中国从苏联之外的国家获得了裂变材料。1965年解密的一份文件中有7行字被涂掉，但有一句话暗示中国可能从法国获得了裂变材料。国务院在1963年8月15日的电报中提到“法国和苏联及法国和中国的原子能合作”，而且法国原子能机构与中国核能研究院的人员之间有私交。
　　分析人员不清楚试验场的活动说明了什么。一方面，他们注意到试验场已做好准备，但用于试验的原子弹却没准备好，从技术上讲在实际试验发生前几个星期就准备好测试设备没有必要。另一方面，分析人员也注意到中国核计划的各个步骤发展不平衡，准备好测试设备不值得大惊小怪。此外，由于罗布泊地理位置偏远，交通落后，中国可能需要较长时间进行准备。总之，分析人员相信，中国不会在1965年初进行核试验。
　　中情局内外都对这一结论持有异议。著名的核专家爱尔伯特?里查德告诉中情局副局长阿伯?惠尔伦说，中国将很快进行核试验。他认为中国在罗布泊建塔表明，试验很快就会进行。而中情局关于周恩来所说的将在10月进行核试验的报告，进一步使里查德确信中情局的估计过于保守。
　　最终的政策选择
　　中情局分析人员开始重新研究有关材料。同时，美国官员在考虑军事选择，或将威胁对中国使用武力。1964年9月4日，助理国务卿邦迪向其助手建议将华盛顿可能对中国的核设施采取预防性军事行动加入国务卿腊斯克的讲话中。邦迪的建议遭到罗伯特?约翰逊的反对，因为提前发出警告将帮助中国挫败任何攻击，而且将产生负面的国际影响，引起对战争的恐惧，并为中国提供需要发展核武器的正当理由。
　　中国很快就要进行核试验一事，确实到了让总统做出是否对中国采取预防性行动的时候。中国的“核危险”已成为约翰逊总统星期二午餐会上与其顾问们谈话的主要议题。但是，最重要的决定是在9月15日由麦科恩、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和麦乔治?邦迪作出的。他们决定，让中国人进行试验比美国“在未受挑衅的情况下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好，只有在“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攻击才是可能的。虽然这些人对美国单边军事行动持谨慎态度，但他们对中国的核计划十分担忧。他们考虑到与苏联采取合作行动的可能性，如“警告中国不要进行核试验”，或“甚至达成协议，共同对中国采取预防性军事行动”。为了获得更多情报，他们建议U-2侦察机从台湾起飞，再到中国的核试验场进行空中侦察。当天晚些时候，约翰逊总统批准了这些建议。
　　只有苏联的档案可以确定腊斯克是否与多勃雷宁探讨了联合行动的问题，美国没有记录。9月25日，麦乔治?邦迪决定试探一下多勃雷宁大使。赫鲁晓夫曾警告中国，苏联将“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包括“使用最先进的毁灭性武器”来保卫远东的边界。这样，苏联人对中国首先发出了核威胁。
　　然而，赫鲁晓夫感到多勃雷宁对邦迪反华倡议不感兴趣。多勃雷宁承认中苏分裂“非常深，而且强度大”，但他指责毛泽东“个人妄自尊大”，却对中国的核能力视为当然。他说中国的核武器对苏联或美国“没有重要意义”。中国进行核试验仅在亚洲有“心理影响”，但对苏联政府而言没有什么重要影响。
　　苏联的负面反应，有效地终止了美国关于直接对华采取军事行动的争论。约翰逊总统否决了在中国没有挑衅的情况下就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建议，表明他与肯尼迪总统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看法明显不同。白宫是否还有秘密的计划不得而知，但当中情局副局长理查德?霍尔姆斯提出对中国的核设施采取行动的问题时，白宫一位官员让他“紧闭自己的嘴巴”。
　　毫无疑问，日益迫近的总统选举影响了约翰逊对中国核问题的态度。在大选进入高潮之时，约翰逊以和平者的面目出现，而其对手戈德华特则以鹰派著称。因此约翰逊最不愿做的事就是考虑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他不愿意在总统大选的节骨眼上有闪失。
　　约翰逊决定避免与中国对抗，也可以通过他对越南的政策表现出来。虽然他担心不对越南采取行动将使中国得利，但他希望避免采取可能引发战争的军事措施。他的决定并不表明其助手不愿对中国的核设施采取行动。几个月之后，麦克纳马拉告诉参联会说，从长远看中国的核能力构成的威胁远大于北越，如果美国开始对北越实施大规模轰炸，也值得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轰炸。然而，约翰逊在1965年对越战升级时，刻意避开可能引发与中国冲突的行动。
　　9月25日，美国情报机构根据最新的卫星照片，推断出中国在罗布泊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中情局还收到潜伏在马里政府内部的一名特工提供的情报，此人是马里政府访华代表团成员，刚结束对华访问。情报称中国将在10月1日进行核试验。9月11日，多勃雷宁告诉美国无所任大使卢埃林?汤普森说，中国“现在随时”可进行核试验。
　　此时，国务院官员正在考虑发表一份对中国核试验做出反应的声明，以减轻中国核试验的政治影响，表明美国不仅掌握而且一直关注中国的核计划，并“向美国的亚洲盟友重申安全承诺”。
　　9月底，白宫和国务院准备好了声明。经约翰逊总统同意后，国务卿腊斯克予以批准。麦克洛斯基向新闻界发表了声明。麦克洛斯基说，“根据各方面消息，中国将在未来随时进行核试验”。为了淡化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他说中国距拥有核发射系统还有“很长一段路”。
　　10月15日，中情局助理局长钱伯林称，最新的情报证实罗布泊已做好试验准备，有一座高达340英尺的塔，周围有两层防线，有大批设施，有两个小塔及各种掩体和平台。
　　中国核爆炸及其后果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宣布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的13个监测站中的11个都接受到了电磁脉冲信号。最重要的是，美国从日本横田空军基地派出30多架次飞机侦察并收集到来自核试验场的核尘。
　　10月20日，美国卫星对原子弹爆炸地点拍摄的照片清楚地反映了爆炸的现场，能源委员会主任格伦?西博格在内阁会议上说，出乎能源委员会意料的是，对核尘作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U－235，而不是钚弹。美国官员当即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威廉?邦迪说，“中国可能提前成为全面的核国家”。麦科恩和格伦?西博格都不知道中国的高浓铀从何处而来。他们认为兰州可能是一个来源地，但赫鲁晓夫和米高杨的声明又使他们感到困惑不解。赫鲁晓夫和米高杨在与外宾谈话时称，虽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核试验所需要的情报和材料，但中国的核试验还是落在了计划之后。国务卿腊斯克为此向多勃雷宁表示抗议，指出这与苏联承诺对中国的援助仅用于和平目的是矛盾的。但后来的报告表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人可能找到了分离铀的其他方法。1964年12月，
　　U-2侦察机用红外侦察系统发现兰州的工厂正在生产浓缩铀。
　　中国在进行核试验的当天，就发表了三点声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是要打破超级大国的垄断；中国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所有核武器都应当彻底销毁。实际上，中国的声明证实了国务院分析人员的判断，即中国将成为一个谨慎的核国家。
　　为了抵消中国核爆炸产生的政治影响，几个小时之后，约翰逊总统发表了早已准备好的声明，强调“自由世界的核力量的强大”，重申对“亚洲的防御承诺”，淡化中国核试验的政治影响或威胁。由于美国的工作，世界对约翰逊的声明“比较克制”，“没有恐慌”，在亚洲华人较多的国家还出现了“自豪感”。中国人的科学成就提升了中国地位。
　　但台湾对大陆核试验的反应却异常激烈。台湾也有人感到“自豪”，但核试验震惊了蒋介石。核爆炸对蒋介石“光复大陆”的希望是致命一击。蒋介石认为北京把自己的政权看作主攻目标，强烈要求在大陆拥有核投送能力之前，对大陆的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腊斯克安慰国民党人说，大陆将会采取谨慎的政策，以避免使其核设施遭受打击，但蒋介石及其夫人不听劝告，一再要求对大陆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约翰逊、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在对越战争升级时，极力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
　　即使世界大部分的反应是“克制的”，但中国的核试验很快引起了对亚洲连锁核扩散的担忧。来自日本和印度首都的情报表明，这两个国家的高层正考虑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甚至在这两份情报出现之前，约翰逊总统决定成立一个由前政府高官组成的“贤人小组”，就“阻止核武器扩散的方法”提出建议。
　　“贤人小组”研究了各种阻止核扩散的战略，包括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武力攻击，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大批撤回部署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封锁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场和奉行最低威慑的核战略。“贤人小组”拒绝了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激进的反扩散战略，然而该小组视核扩散为“严峻的威胁”，呼吁采取有力的不扩散政策，包括达成国际条约，承认有核武器的中国，重新审议美国对华政策，鼓励中国参加军备控制协议等。尽管如此，国务卿腊斯克对核不扩散政策并不热心，他甚至鼓励国务院和国防部秘密研究建立“核武器银行”的可能性，在印度或其他国家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可向这些国家提供核武器，这样这些国家就不会发展核武器。
　　出于对中国核计划的担忧，甚至在中国进行核试验之前，国家侦察办公室就增加了卫星发射的数量，以更好地监督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发现新的基地。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再加上美国的大部分卫星都在监视苏联，这一任务显得十分艰巨。中情局就先前对中国的核试验判断失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情报不足”、“分析的重点有偏差”和“缺少必要的资源”。
　　“贤人小组”提出报告后不久，美国官员中间又开始吵嚷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1965年春，美国海军情报中心预言，中国将在未来几年之内掌握潜射导弹能力，中国将有能力打击美国的本土。海军甚至认为，中国可能会用潜射导弹攻击美国，并使美国相信是苏联在攻击美国，让美国对苏联进行报复。在对国务院官员进行的一次吹风会上，海军部长保罗?尼采及其他海军官员提议在中国导弹潜艇进行处女航时将其击沉。中国的核试验并没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快速的调整，但增加了政策调整的压力。美国外交官很快就认识到，国际社会对美国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支持力度在“减弱”，但华盛顿继续坚持自己的政策。腊斯克说，承诺中国只能鼓励“北京向东南亚推进共产主义运动”。为了遏制中国的影响，美国发动了对越南战争。
　　约翰逊总统及其顾问们小心地关注着势态的发展，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但加大了对盟友在对华贸易管制上的协调力度，以阻止高技术产品流入中国和被用于核计划。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官员认为，美国需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以抗击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威胁。但这一切活动与肯尼迪总统最早设想的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大相径庭。虽然后来上台的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的核武器对美国仍是严重的威胁，但他认为苏联对美国的威胁要比中国大得多。
　　（本文责任编辑：季仰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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