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的生死考验【难忘的生死考验岁月】

　　奉命参加和解仪式 　　归途迷路幸遇救兵 　　 　　也门共和力量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在军事上取得了萨那保卫战的胜利。此后，共和与王室双方开始了政治谈判。经沙特调解，也门共和政权同王室势力于1970年5月达成协议，结束内战。
　　1970年5月的一天，我去内政部办事，与内政部长拉荷米不期而遇。拉荷米是也门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此前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一直致力于中也友好。他对我说，共和与王室已经和解，一部分王室要员将回国参政，过几天将在也门与沙特接壤的边境小镇哈腊德举行和解仪式。如果中国使馆或新华分社派员前往观察仪式情况，他表示欢迎，并保证中国朋友的安全。他让我将此报告中国大使。我立即回馆向王若杰大使做了汇报。王大使是位少将，具有典型的军人作风。他认为这是也门政局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了解情况的好机会。于是，他当机立断，决定派我和记者老温前往，司机老刘为我们开车。
　　按照也方的安排，我们随车队一起先到红海之滨的荷台达，受到荷台达省长的热烈欢迎。第二天清晨，我们又随车队出发。经过将近一天的长途跋涉，天黑之前到达了哈腊德。哈腊德名为市镇，但非常荒凉，难以接待如此庞大的来宾队伍。也门有关方面事先虽准备了些帐篷供我们过夜，但来宾大大超过预计的数目，每个帐篷都拥挤不堪。我、老温和老刘主动退出，三个人挤在那辆越野车里，半睡半醒地过了一夜。
　　第三天上午，也门共和政权与王室势力举行了和解仪式。午饭后，有的车已开始返程，我们本也计划尽快返回，但也方突然给了我们一个乘飞机返回萨那的名额。经协商，我们认为老温作为记者，应该尽快赶回萨那发消息，决定让老温乘飞机回去。因飞机延误，一直到黄昏时刻，我们把老温送上飞机后，才随最后一批车队离开哈腊德。
　　我们出发3个小时后，天色早已完全黑下来，司机老刘集中全部精力，紧紧跟住前面的车。我不时为他点上一支烟提神。但当我们经过一个村落时，问题发生了。这个村子胡同太多，拐弯太多。前面的车七拐八拐，把我们的车甩掉了。当我们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车子不知开向何方。老刘连按几声喇叭，无人响应。此地人生地不熟，天又这么晚，找不到人问路。我们决定开出村再说。谁知我们选择了一条与归途相反方向的道路。
　　我们出村后，老刘加大马力，力图追上前面的车队。我们行驶了一阵，仍不见车灯，心里不免犯了嘀咕。我们又向前行驶了一阵，突然发现一些沙丘。我们停下来观望，借着车灯，看见一只野兔一跃而过。我们断定这一带是沙漠边缘地区。我们不能再往前行驶了，必须调转方向。由于夜间行路，又是沙丘地带，我们的行动变得十分困难。此时，我们心急如焚，因为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天亮前离开这里。如果等到太阳出来，这里的气温很快会升到40～50摄氏度，车子开不动，车上备用的水已用光，等待我们的命运将是死亡。
　　就在我们奋力拼搏的时候，希望出现了。我们看到了远方的一点亮光，而且这亮光逐渐向我们靠近。我们意识到，这是车灯，是向我们开来的车灯。老刘赶紧打开车灯，按响喇叭。过了些时候，两车会合，我们得救了。前来搭救我们的是也门武装部队通讯兵。车上的官兵告诉我们，当他们到达一个村落休息时，发现中国朋友不见了，决定分头寻找。我们再三感谢他们，跟随他们到了那个村落。我们在这个村子里找到一口井，开怀畅饮，又装满了备用水。天亮时，分头寻找我们的其他几辆车都已返回，我们再次表示深切谢意。
　　我们到达荷台达时，感到疲惫不堪。是啊，在过去的两天两夜中，我们仅睡了三四个小时，而且经过了激动人心的拼搏，怎么能不劳累呢!我们倒头便睡，一觉睡了十几个小时。第五天，我们安全返回使馆。同志们听了我们的经历，为我们大难不死感到庆幸。
　　也门形势平静后，按规定，我的任期已满，应该安排我离任回国或休假。但由于使馆再三挽留，国内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人员调配困难，我只好超期服役。每隔半年，我就会被通知再延长一段时间，一直延到1972年4月，我才离任回国。掐指一算，我连续服役4年7个月，中间没有休假。我在海拔2400多米的高原城市萨那度过了自己美好的青春岁月，其中相当一段时间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当回到北京时，我感慨万分。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经受了考验，完成了一个外交人员应该完成的任务。战火锻炼了我的意志，艰难使我更加坚强。与此同时，我也把我的五尺之躯完整地交还给了祖国。
　　
　　患难与共显现真情
　　中也友谊历久弥新
　　
　　萨那保卫战期间，我们驻萨那使馆和援也各工作队组的同志们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我们在萨那坚守工作岗位，与也门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的实际行动受到他们的好评。当时，也门领导人频频接见我使馆临时代办等使馆人员，主动介绍战局发展和也门政府的对策，高度评价中也友谊，感谢中国向也门提供了大量真诚无私的援助。阿姆里总理赞扬中国是也门最忠诚、最可靠的朋友。也门武装部队的官兵、坚持共和的部落酋长、各群众团体和各界人士都把我们视为真正的朋友。我们每到一处，也门人民纷纷向我们伸出大拇指，连声喊道：“随尼，泰马姆(意即：中国好)!”也门人民抵抗部队司令对我们说：“中国人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你们临危不惧，给我们增加了无比坚强的信心和力量。”一位市民对我们说：“你们在这危急关头留在萨那，我不得不想一想，中国人还在萨那，也门人难道不应该拿起武器，以生命和鲜血来捍卫革命、捍卫共和吗?”他说完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万岁”。
　　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也门政府对我们的安全和生活也十分关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特殊关照。1967年12月2日晚，王室武装力量从萨那南部某一制高点炮击南部机场及周围地区，在密集的炮弹群中，有三发炮弹落在我使馆南侧几十米的地方。炮弹爆炸后浓烟滚滚，使馆有强烈震感，有的玻璃被震碎。也门政府得知后，立即派公安部长、内政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联络官到我馆询问情况，并对使馆人员表示慰问。也门政府也非常关心中国援也工程技术人员及医疗队的安全，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在萨那食品、物资供应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也门政府实行战时配给制。我每次找经济部长批条子买粮时，他总是有意多批给一些，对中国援也工程技术人员和医疗队也给予特殊照顾。他经常对我说，你们不惜生命支持我们，我要保证你们的健康，宁愿我饿着肚子，也要让你们吃饱。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也门武装部队士气鼓动部负责人经常陪我们走访萨那驻军兵营。我们每到一处，都受到官兵的热烈欢迎。有一次，我们到了伞兵部队司令部，正赶上他们开会，伞兵司令宣布暂时休会，把我们迎进会客室，让参谋长铺开作战地图，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作战方案，并告诉我们，请中国朋友暂时不要到作战区去。
　　也门军民经过整整70天浴血奋战，取得了萨那保卫战第一回合的胜利，这便是也门家喻户晓的“七十天战斗”。 1968年1月底2月初，共和力量从萨那和荷台达两方面同时出击，击溃荷台达至萨那公路上的王室武装力量。 2月6日，打通荷萨公路的捷报传来，萨那军民群情激昂，齐集解放广场，载歌载舞，鸣枪庆祝胜利。当我们经过解放广场时，欢庆的人们把我们团团围住，高呼“毛主席万岁，中也友谊万岁”。当日晚6时半，经济部长等5人亲自到我们使馆报捷。他们表示，也门军民打通荷萨公路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他们代表也门政府和也门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1968年9月30日晚，郑代办在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也门国家元首埃里亚尼主席率副总理、多名部长和大批高级军官出席。埃里亚尼主席发表长篇即席讲话，高度赞扬中国向也门提供的援助和也中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他在讲话最后高呼也中友谊万岁。席间，他对郑代办说：“因身体不适，我本想事前道歉，让别人代表我出席这个招待会。但因中国国庆是个伟大的节日，应该共庆，还是坚持来了。”也门报刊对中国国庆庆祝活动做了充分报道，大力赞扬也中友谊，高度评价中国对也门的支持和援助。
　　萨那保卫战作为光辉的一页早已载入也门史册。也门把这一事件视为也门共和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此同时，也门也一直把中国支持也门共和的立场作为也中友谊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门各界人士每每谈到也中关系，总要谈到萨那保卫战期间中国使馆和中国援也队组的表现，不无赞美之词。萨利赫总统曾参加过萨那保卫战，并立过功。1987年底他访华时，大谈这段历史，并向经历过萨那保卫战的中国人员代表颁发勋章。
　　患难方识真交，友谊历久弥新。时隔20多年，我重返也门工作，对这一哲理有了更深的体会。1994年11月，我被任命为驻亚丁总领事，1995年3月初赴任。也门各界人士都把我作为老朋友，并把我视为参与捍卫也门共和政权战斗的好朋友。尤其在与当年共同经历这段历史的友人晤谈时，感情更非同一般。
　　加尼总理当时始任卫生部长，继任也门中央银行总裁，与我们工作联系较多。 1996年3月，当他作为总理到亚丁视察工作时，专门接见了我。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共同回忆了萨那保卫战的情景。他赞扬并感谢中国向也门提供的宝贵支持和援助，高度评价中也友好合作关系。他强调指出，也中两国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应该互相支持。他强调也门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并预祝香港顺利回归中国。
　　副总理兼石油部长阿塔尔博士曾任经济部长。在萨那保卫战中，他是与我们往来最频繁的也门政府部长之一。 1996年5月，当我去萨那参加接待时任副总理吴邦国同志访也工作时，与阿塔尔副总理多次见面。当谈到昔日的战斗生活时，我们都很兴奋。我提及他当时作为经济部长批条子有意多分给我们一份粮食供应，对他再次表示感谢。他惬意地笑着说，对于与我们共患难的朋友来说，这是我们最起码应该做的。我们都为久经考验的中也友谊不断发展而感到高兴。
　　萨那市长马斯瓦里与我同庚，当年作为一名年轻英俊的军官，担任着筹划、指挥作战的重任。他不足30岁时就已经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了。那时，我们见面机会很多。他喜欢运动，打仗之余，喜欢打打篮球。于是，我们经常在战斗空隙安排篮球赛。1996年4月，当我们在萨那见面时，我们都很激动，紧紧拥抱，合影留念。我们共同回忆了当年的战斗生活，也共同回忆了当年一起打篮球的情景。他用最真挚的感情、最美好的语言盛赞中也友好合作关系。他表示，他在首都市长岗位上将不遗余力地做出努力，推动中也友谊继续向前发展。1996年，适逢中也建交40周年。在过去的40年间，国际形势和中、也两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惟有中也友谊依然牢固发展。一位也门朋友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真挚的也中友谊》的文章，他说，也中友谊源远流长，深入人心。这种友谊之所以如此真挚、纯洁，其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友谊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有效合作的牢固基础之上。也门非常珍视这种友谊。
　　1997年2月9日是伊斯兰世界的开斋节，萨利赫总统到亚丁过节。当日上午9时，他在总统府接见各界人士和驻亚丁各国领事官员，我应邀出席。我向他表示了节日祝贺，并愉快地回忆了当年萨那保卫战的情景。
　　1997年5月，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也门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并于同年9月抵萨那上任。从我作为译员第一次赴萨那任职到此次赴萨那就任大使，时间整整过去了30年。在这30年中，尽管萨那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座城市中仍然保存着不少昔日萨那保卫战的遗迹。也门政府将一条主要大街命名为“七十天大街”，把在重大节日举办盛大阅兵式和群众集会的广场命名为“七十天广场”，旨在让萨那保卫战的英雄业绩世代相传。也门百科全书和大量著作都把萨那保卫战视为也门共和史诗。我在萨那见到许多昔日同甘苦、同患难的老朋友，惜别多年后再次重逢的激动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也门各阶层人士也纷纷赞扬中国支持也门人民正义斗争的坚定立场。
　　当我重返萨那任职，并再次回忆起萨那保卫战期间那段难忘的岁月时，我衷心祝愿中也友谊之花开得更加灿烂。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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