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美贸易摩擦的特有性】 中美贸易摩擦解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特征：贸易保护形式上更加多样化，手段上更具隐蔽性，具有更高的保护效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益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
　　
　　非经济因素与中美贸易摩擦
　　
　　在中美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同时，中美贸易关系并不完全是以市场和利益为唯一要素，而是同时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等非经济要素的严重制约和影响，并且常常因这种浓厚的非经济色彩而受到干扰乃至倒退。
　　一、遏制中国是美国的战略考虑。20世纪以来，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巩固其世界领导地位，争夺、维持霸权地位。中美之间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迥异，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显著增加，自然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首选压制目标。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考虑，它并不希望看到一个日益强大的可与之抗衡的中国出现，美国反华势力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根据这一思维方式，美国总是试图寻找各种借口对中国的发展制造障碍，如提出“中国威胁论”、“鼓吹人民币升值”等等。而且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敌视中国、支持台独的政治势力，不时在各个领域影响着中美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全球战略中削弱和抑制中国的因素将更多的转向经贸领域。美国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往往对中美贸易采取某些限制性措施，比如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和国会对中海油竞购尤尼科石油公司的阻挠。这些限制措施使得美方无法在中美贸易中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美贸易产品结构的扭曲，加剧了中美贸易逆差和中美贸易摩擦。
　　二、贸易保护主义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美国国内政治就是选举政治，在这一过程中，国会和各个利益集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影响着中美贸易关系。首先，美国国会干预是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主要做法是通过制度手段和发表提案表达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关切和不满。就前者来说，美国已经建立了专门委员会对中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向国会提出政策建议。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对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常常危言耸听地宣传中国对美国竞争力构成了长期威胁。很多国会部分议员简单地把美国的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和其对华贸易政策挂钩；认为是中国巨大的出口抢占了美国国内市场份额，而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是建立在违反人权的基础上的，美国制造企业在不公平的状况下和中国企业进行竞争，必定受损害。目前，国会在对华宏观贸易政策上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它通过审查各委员会有关中国人权、劳改产品出口、履行多边或双边协议情况报告的形式来影响美国公众舆论与对华政策。部分对中国有成见的议员经常在中美之间出现诸如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进口检疫规则等纯经济贸易问题时，对中国兴师问罪，对中国商品连连设限和反倾销，可以说美国国会在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方面“功劳”非同一般。
　　利益集团的干预是中美贸易摩擦中另的一个重要因素。与中国政府主导的贸易政策决策体系不同，美国各行各业都拥有发达的行业协会等利益集团组织，当这些利益集团受到不利影响时，就会迅速组织起来通过选举投票、游说国会、民间动员等各种方式对政府施压，影响政府决策，导致美国保护主义政策的出台。例如屡次爆发贸易纠纷的美国纺织行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并不重要，但他有不少公司和雇员分布在一些对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来说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州，因此美国各界政府和国会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就会牺牲公众利益，选择贸易保护政策。这在中美贸易发展史上就表现为“美国国会、总统选举年综合症”，即在选举年中美贸易摩擦往往因为种种政治因素而成加剧之势。总的来讲，美国的意识形态集团、政治利益集团和经济利益集团中的劳工、环保组织对中美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负面影响较大。他们强化了美国国内公众对中国政府的消极态度，干扰了政府对华经贸政策。随着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大量流失，相关利益集团为此迫使政府对中国商品连连设限和实施反倾销，从而不断引发贸易摩擦。
　　三、挤压中国市场是美国国际政治的需要。在对华贸易摩擦可能伤及自身的情况下，美国仍然不断制造和推动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政治的需要，即美国利用对中国的“挤压”换取其他国家非经济方面的承诺。一方面美国限制中国的商品输入可以为美国的传统盟国或区域集团内的成员国保留市场空间，向其示好；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歧视性贸易政策及其剧烈的贸易摩擦，也能刺激美国的贸易伙伴，特别是那些与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国家，更积极地向美国靠拢。美国利用从中国这里“挤”出的份额去换取那些国家非经济方面的承诺，如中美洲五国向美国承诺与毒品贸易开战、促进民主和环境保护等等。
　　
　　中国的产业链位置与中美贸易摩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渐深化，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链，中国处于这条产业链的最下游。具体而言，就是日本企业控制研发，韩国、新加坡、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从事中间品的制造，而中国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国内进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可以说，中国在东亚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上充当了某种桥梁的作用，承担了其他东亚国家转嫁的巨大贸易压力，进而引发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纠纷。这种产业链的影响最显著的表现显现在中国国际收支上：中国对亚洲国家或地区为贸易逆差，而对欧美则为贸易顺差。正是中国特殊的产业链位置决定了中国国内大量加工贸易的存在。
　　而美国把逆差的原因归咎为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贬值，人民币汇率低估，使廉价的中国产品扩大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实际上，中方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在2004年中国1.1万多亿美元的总贸易额中，加工贸易就占了6000多亿美元，而外来加工的出口贸易占全部出口额的58％，中国加工贸易在对美出口中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70％。中国的加工贸易是由于美国、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降低生产成本，转移产业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在接受这些国家的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它们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另外，不少美资企业在华投资设厂，产品返销美国。有数字表明超过一半以上的中美贸易增幅是由美国公司在华企业实现的，戴尔电脑、沃尔玛、摩托罗拉和加州食品等美国大公司均是对美出口的大户。这样说来，美方每年贸易逆差的根源来自于国内，只有削减了财政赤字，提高国内储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逆差问题，把矛头指向中国只是为推动歧视性贸易政策寻找借口而已。
　　
　　体制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
　　
　　在国际贸易中，当一国的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差异较小时，其磨合成本或制度运行成本就低；相反，当一国的 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差异较大时，其磨合成本或运行成本就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现阶段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美国作为发达的超级大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加上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模式及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就导致了双边产生制度歧视。具体体现在：其一，中美贸易摩擦包含了较多的制度摩擦的因素，由于制度运行成本的高昂可能会引发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其二，中美两国的市场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会放大信息的不完全性与不对称性，增加信息搜寻成本。其三，中美两国的产权安排、企业制度、商业习惯等制度因素不尽相同，也会导致高额的交易费用。
　　具体到中美贸易中，两国在最惠国待遇、双边贸易不平衡、市场准入、反倾销、纺织品贸易、农产品贸易、劳改产品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摩擦和纠纷，双边“磨合”成本增高，造成交易费用增大。中国内部制度与国际化制度的不相容性，使中国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又遭受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歧视性待遇，从而在双方之间引起频繁的贸易摩擦。
　　
　　经贸关系的不对等性与中美贸易摩擦
　　
　　在国际贸易的关系中，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要大于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依赖程度。这种依赖首先表现在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增长，必须要借鉴和引进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等等，而发达国家又是先进技术的垄断者，这就产生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一种依赖性。其次，发展中国家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市场，按照国际分工理论，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工业，必须大量的向发达国家出口他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商品的最大买者，劳动力密集的标准化产品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必须要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市场才能使本国工业发展起来，实现经济腾飞。最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都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产品是发展中国家亟须的，而且该产品由于其技术密集型带来一定的垄断性，买方市场的格局使发达国家的出口又不会受到发展中国家的阻碍。这必然会带来双方依赖性的不对称。
　　在当前的中美双边经贸往来中，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要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存度，这就使得中美经贸博弈中，中国往往处在被动地位，缺乏对美国经济的控制能力，只能疲于应对。这种依存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美国经济对中美经贸关系具有负的“回荡效应”，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每下降1％，其总进口额就被拉低2％-3％，分摊到中国的进口份额就会达到5％-10％。其次，中美贸易在双边经贸关系中也不对等，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20％以上，而美国对中国出口仅占2％。中国自美国进口占进口总额10％，而美国在中国进口仅占其进口总额的2.5％。最后，中国部分出口产品对美国市场依赖大，比如彩电、家具、纺织品等，一旦这些产品对美出口减少，出口额就会锐减。另外，从双方的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向美国进口的多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在这些产品的贸易中，能够取代美国的国家很少；而美国向中国进口的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可以很容易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找到替代品。两国相互依存度的不同也正是中美两国在贸易摩擦中态度大相径庭的原因之一，美国对中国外贸较大的约束力助长了美国在中美贸易中的嚣张气焰，而中国对美国外贸上的过分依赖使中国在贸易摩擦中讨价还价的能力降低，并且更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中国“入世”承诺的影响与中美贸易摩擦
　　
　　中国当年为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签署了三个附加的条款。分别是反倾销案件中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规定，期限15年；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期限12年；过渡性报告审议机制。这些已成为各国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的新手段，并成为贸易摩擦的新焦点。首先，“非市场经济国家”已成为一些国家指控我国企业搞倾销的最好借口，许多国家在反倾销调查中采取一些歧视性办法，由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任何国家都能以“倾销”起诉中国企业，却不承担举证责任，这种非市场经济待遇对中国出口企业确定合理的定价策略及有效的应诉形成很大障碍。其次，特保措施的条件低于反倾销、保障措施等WTO规定的贸易救济措施，并可以仅针对中国采取进口限制措施，而且中国只能在实施两年后才可以采取报复措施，鉴于“特保条款”具有启动程序简单，不具有普遍的打击性、不容易遭到对象国的报复，而且实施门槛低等特点，加上这一条款几乎完全剥夺了中国享受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的机会，预计它将成为美国贸易保护的常用手段。美国2003年开始对原产于中国的针织布、胸衣和袍服实施特别保障措施，之后美国多次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特别保障措施，严重损害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再次，“过渡性审议机制条款”是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确立的对中国贸易政策进行过渡性审议的条款。其核心内容是，在中国“人世”的8年内和第10年，WTO对中国是否履行“人世”承诺进行审议。与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不同在于，按照WTO贸易政策审议频率应该是每4年一审，而过渡性条款却规定对中国贸易政策每年一审。
　　总之，由于中美双边的经济结构差异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不可能根本扭转。而且随着美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政治周期的变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点会不断的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一定的不稳定性。这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双边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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