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战略及其启示 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沿革及思考

　　就国际关系和国家对外战略而言，关于大战略的思考和实践构成了人类政治思考和实践中最悠久的传统之一。美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史家爱德华?米德?厄尔在1943年出版的《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希特勒的军事思想》一书首先提出了大战略的概念。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史家利德尔?哈特在1954年首版的《战略论》一书中首先对这个概念做出系统描述，他将大战略定义为最高层次的战略，其功用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连同其盟国的所有军事、政治、经济和精神资源，以达到由其基本政策所规定的政治目标。他强调大战略不仅应当关注如何打赢战争，更应当关注实现怎样的战后和平，包括其内容、性质及其保障与促进。美国人约翰?柯林斯则在1973年出版的《大战略》一书中进一步把大战略定义为各种涉及国家安全战略的汇集，“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式各样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柯林斯对大战略的定义受到了当时冷战背景的深刻影响。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大战略的认识更加的全面。例如，保罗?肯尼迪认为：首先，一个真正的大战略对战争与和平同等地关注，或甚至更为关注和平。它具有长期性，可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其次，大战略是有关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的，这既包括在平时，也包括战时。第三，大战略的研拟者需要考虑一系列的因素，如：(1)为了实现目标与手段的平衡，节俭地使用和管理国家的各种资源至关重要。(2)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外交对于改善一国的地位至为重要，其途径是争取盟友、获得中立国的支持以及减少敌人或潜在敌人的数量。(3)国民士气和政治文化的重要性。它不仅体现在战场上，而且体现在人民支持战争的目标、承担重负或在平时支持防务开支的意愿上。
　　本文讨论的大战略与保罗?肯尼迪的定义更为接近，它是在相当长的特定历史时期内一个国家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以及基于手段和大目标这两者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的全面行动规划。
　　纵观近代以来世界各主要力量的此消彼长，其有关大战略的实施构成了观察大国兴衰的一条独特线索。可以说，大战略的谋划事关大国的国运兴衰。一个大国能否塑造并维持一个以自身实力和意图为主导的时代，关键不仅仅在于是否拥有超强实力，更在于是否能够形成一个准确而清晰的理念地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够平衡手段与目标的大战略。
　　在世界列强中，美国的大国之路相当独特。它原是偏隅于北美东部沿海一角的英属殖民地，通过独立战争获得独立，建立了联邦制国家，再通过领土扩张、经济发展、工业革命成长为世界大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又通过冷战最终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没有经历过社会革命的动荡，也很少出现大敌压境的情景，其领土从未成为各国交战的战场，再加上其稳定的政治架构和文化包容能力，许多人把美国的大国之路归结为幸运和具有先天优势。但实际上，除此之外，对自身大战略的理性选择也一个重要的方面。
　　有关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沿革，在一些具体的分期上观点并不一致。结合各种论述，可把美国大战略演进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孤立主义时期(从建国到19世纪末)、在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摇摆(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全面介入世界事务与推行冷战政策(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不确定的过渡(20世纪90年代)。
　　
　　孤立主义时期
　　
　　孤立主义战略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执行时间最长的大战略。自美国建国到几乎整个19世纪，它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处于支配，并对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首先出现在华盛顿总统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这位美国的开国之父在去任之前提出了这样的忠告，“与欧洲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是不明智的。美国远离欧洲大陆，因此必须而且能够奉行自己的路线：“我们为什么放弃自己的土地而到外国的土地上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的某个部分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致使我们的和平和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仇恨、反复无常与误解的罗网中呢?”这一告诫给美国提出的外交政策准绳是：绝不结盟!尽量少与外部世界交往，如果有交往，那也仅限于对外贸易，慎用武力，慎做承诺，确保自身的行动自由，从最狭义的角度来解释所谓“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
　　华盛顿向美国倡导这些原则的主要原因是，他亲眼目睹了对外纠缠对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国内政治和稳定产生的分化效应。另外，新生的共和国羽翼未丰，在国际权力分配格局中，作为新生儿的美国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它不仅在国力方面十分脆弱，而且对外志向很长时间也一直维持在非常有限的水平。不仅如此，美国的存在与安全还面临着外部势力的致命威胁，而威胁的主要来源恰恰是与美国在文化和血统上存在着紧密联系的欧洲。因此，如何处理美国“新世界”与欧洲“旧世界”的关系，便成为美国缔造者们确立基本对外战略的核心问题。
　　尽管在华盛顿总统期间美国已经确立了当时总体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但将这些原则转变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系统完整的、有效解决当时美国面临的对外事务的主要难题、使美国的利益能够得到最大体现的成熟政策，美国大约进行了20多年的探索。“门罗主义”的诞生可以说是这些基本原则转变为成熟政策的标志。
　　1823年秋，法国国王路易十八派遣军队到西班牙，协助他的堂兄斐迪南重登王位。法国在西班牙的进展十分顺利。这一情况引起了英国的担心，英国人认为，法国人一旦进展顺利，就会继续援助西班牙恢复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势力，这也意味着恢复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垄断贸易，从而对英国自由贸易政策构成了挑战。而美国人则从中回想起了20年前拿破仑以新奥尔良为基地试图恢复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势力的计划。这次路易十八会不会借其在西班牙的成功重拾拿破仑当年的计划呢?为此美国人也感到忧心忡忡。
　　与此同时，另一个欧洲强国俄罗斯以阿拉斯加为基地，继续在美洲向南推进，受沙皇委托的“俄美公司”已经接近北纬51度线，俄国人还要求100公里的领海，并禁止外国船只通行。为此，英、美两国分别都提出了抗议。
　　总之，共同的利益和面临的威胁将这两个自美国独立以来一直都纠纷不断、甚至兵戎相见的国家捏合到了一起。
　　1823年8月，英国外交大臣坎宁向美国驻英大使提出了一项建议，由英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警告其他欧洲大国尤其是法国不要对美洲进行军事干预。面对当时世界超强主动上门的提议，驻英大使感到受宠若惊，迅速将这一提议上报给了门罗总统。门罗总统通过盘算倾向于接受坎宁发表联合声明的建议，理由是只有英国舰队才能阻止法国人和俄国人在美洲的扩张。为了慎重起见，门罗还征 询了两位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这两位德高望重的人也同意接受坎宁的建议。然而，这时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就是约翰?亚当斯总统的儿子，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
　　亚当斯首先陈述了现实的理由：英国的帮助虽然不可缺少，但是没有联合声明，也可以得到它的帮助，因为英国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设法不让法国人和西班牙人重返美国。他这一判断与上世纪戴高乐琢磨美国人是一个道理：为何同他们紧密团结，反正他们必须保护我们。接着，亚当斯又陈述了原则性的理由：即使是与一个欧洲国家缔结松散的联盟，也隐藏着卷入旧大陆无休止争斗的危险。亚当斯建议门罗，不要依赖英国人，美国发表一个自己的声明。门罗总统接受了亚当斯的建议。
　　1823年12月2日，门罗在向国会做年度国情咨文中插入了一段较长的由亚当斯起草、经过门罗润色的内容。这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其中有一句话最为关键：“对于已经独立并保持着独立的美洲国家，今后欧洲列强不得把它们当作继续殖民的对象。”如果欧洲列强试图“压迫或操纵”自由共和国，“我们将认为这是对美国的不友好行为。”
　　坎宁非常恼火地接受了门罗的建议。就像亚当斯预测的那样又感到无可奈何。他意识到，美国人的追求与他所想的不同。他想把美国人作为政治后备力量投入欧洲，而美国人则不想卷入欧洲的争斗。坎宁想维护并增强英国在美洲的地位，而美国则不想受欧洲束缚，想逐步摆脱它。此外，门罗总统的宣示还表明，他不仅代表他的国家，而且身兼“美洲大陆维护者”的身份。
　　“门罗主义”的提出在当时并不是一件什么起眼的大事，但对美国来说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首先，它解决了自建国以来一直困扰美国的最大难题，即如何与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母国相处。通过“门罗主义”的宣示，美国既照顾到了英国的关切，又没有把自己绑在英国的战车上，使美英之间实现了对美国极为有利的战略和解。其次，它利用英国的力量挡住了其他国家染指美洲的通道，就像杰斐逊指出的那样，就让英国舰队(而非美国舰队)在拉美海域巡逻对付欧洲列强吧。就让英国在美国的默许下保障拉美共和国的独立吧。这样，美国继续享有行动的自由，拥有作为英国正式盟国的所有好处，而英国由于自身利益的驱使，不得不支付几乎所有的成本。第三，美国打着防止欧洲国家染指美洲旗帜，将整个西半球轻松地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为自身的发展和扩张赢得了广阔的空间。正如后人评价的那样：“在三代人的时间内，门罗体系满足了美国的基本安全需求，使美国人民躲过了大国政治的重大代价。1900年，美国的国防支出极少，却很安全。但是100年之后，它的国防支出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但并不比以前更安全。”
　　在整个孤立主义时期，孤立主义的大战略既有执行得很好的阶段，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事实上，从1789年到1815年期间，孤立主义战略并没有很好发挥作用。当时美国国力弱小，不能保护自己及商业利益，而英国强大且对美国甚为敌视，同时，在此期间，欧洲战火连绵，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而美国又不可能放弃与各交战国的贸易来往，因此在各种利益的纠葛下两次卷入欧洲的战事，一次是1798年到1801年美国参与了在海上反对法国的战争，另一次是1809年至1815年的第二次对英战争。而自门罗主义问世后，美国的孤立主义进入长达70年的全盛时期。由于与英国达成了战略妥协，美国在安全问题上基本上高枕无忧，可以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尤其承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到1892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赶超了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头号大国。由于获得了在美洲大陆自由行动的权利，美国在此之后在北美洲大肆扩张领土，一个在现代意义上的美国领土版图，在这期间已经基本成型。
　　
　　在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摇摆
　　
　　孤立主义大战略的实施尤其是门罗体系的建立是在美国仍比较弱小而英国却处于鼎盛时期这一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它的核心逻辑思路以最小的政治和军事成本赢得最大的安全红利，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搭英国的便车”。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上述基本事实以及整个国际环境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首先是经过孤立主义时代的休养生息，美国自身的实力有了巨大的增长，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其经济贸易利益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从军事力量的角度来看，美国海军力量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了庞大的现代化计划，原先一支用于劫掠贸易和沿海防御的舰队正不断地发展为远洋海军。实力的增长使美国开始把战略视野逐渐聚焦到自己半球以外的事务。
　　其次是美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得日益复杂和不利：英国的海上霸权受到挑战、欧亚大陆局势持续紧张、外交危机越来越多并日益严重、小规模战争频发、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此期间有三种发展趋势让美国深感忧虑：英国霸权的衰落使美国失去往日的海上屏障、德国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从而对美国形成威胁、以及德国和日本有征服欧亚大陆的危险。其中任何一种趋势成为现实，都会对美国带来严重的后果。美国战略学家将其称之为“美国地缘政治的梦魇”。在二战初期，罗斯福总统就经常向美国公众提及这样的梦魇：一旦英国战败，那么轴心国将控制欧亚非和澳洲大陆以及大洋。它们将有能力集结庞大的海陆军部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整个美国将在一个已经填装炮弹的炮口上，这既是经济意义上的炮弹也是军事意义上的炮弹。过去给予美国绝对安全感的，除了辽阔的海洋，就是英国的舰队了。一旦希特勒占领了英国，美国就失去了一贯的保护，甚至可能出现新的危险，因为得到英国舰队的希特勒，就会开始入侵美国，到那时，海洋就成了入侵者的公路。
　　而成为世界列强也让一部分美国人产生了帝国主义的冲动，1890年，海军上将马汉提出了著名的海权论，他论述了美国要成为海上强国的原因及其所需要的条件：美国不仅要有保卫现有的保护海岸线的力量，而且要有一支可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舰队，以保护和支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另外，还需要有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和一条穿越中美洲的运河。海上强国英国是马汉眼中的榜样，不仅是贸易的榜样，而且也是权力的榜样。
　　马汉的理论很快就转化为政府的行动。1895年美国国务卿奥尔尼迫使英国在英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的边界争端中做出让步。奥尼尔声称，今天的美国实际上已经是这块大陆上的一个主权国家，它的法令就是其他国家在这里活动应该遵守的法律。在此之后，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武装干涉几乎到了不假思索的地步。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在这一年美国吞并了夏威夷、萨摩亚的一部分、以及西班牙的殖民地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1899年，国务卿海约翰发表了著名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并迫使其他列强接受了这一政策。1900年，西奥多?罗斯福迫使英国放弃了长期坚持的在中美洲所有运河中的平等权利。他 还派出美国著名的“白色舰队”环游世界，展示其最新、最现代的战斗舰队。1905年，老罗斯福出面仲裁日俄战争。1906年，美国派代表参加在西班牙召开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解决欧洲国家在摩洛哥问题上的分歧。尤其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对当时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通过占领菲律宾使自己影响远远跨出了西半球的范围。
　　美国日益强大实力以及更加险恶的国际环境不仅激发了一些美国人的传统帝国主义冲动，而且还激发了这个清教徒国家与生俱来的一种使命感：上帝选择了美利坚民族把它安置在北美这片新大陆上，并赋予了它特殊的使命，即在这里建立一座“山巅之城”，成为整个世界的灯塔和榜样。在孤立主义时代，这种使命感表现为，美国主要应该用道德榜样的力量来鼓舞和影响别人，由于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是这样的优越和特殊，应当把它限制在国内，不让它们因为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广泛政治互动而遭到污染。而这时，这种使命的信念发生了演变：为了改变这个险恶的世界，实现全球的福祉，仅发挥榜样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把美国成功故事的各种成就推广到全世界。其代表人物就是威尔逊总统，人们通常把他所表达的基本思想逻辑称为威尔逊主义。威尔逊主义认为，在跨进国际舞台的时候，美国应拒绝像其他许多国家那样仅仅扮演一个追求本国利益的角色，美国的使命位于更高的道德层面，其参与世界事务的目的就是要用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威尔逊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奠定了三个基本主题。首先，和谐是国际事务的自然秩序，历史上扰乱这一自然秩序的事物既不值得赞扬也不重要。第二，用武力实现变革的方式是不可接受的，一切变革的出现都必须经过法律或类似法律以及法律程序为基础的过程。由于上帝赋予各族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因此国家应该建立在民族自觉和民主的基础上。第三，任何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国家是永远都不会选择战争的，而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国家迟早要把世界拖入冲突。因此，让世界成为一个保障民主的安全世界不仅是一项道德要求，更是出于审慎考虑的需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的最初反应是回避和中立。但是当1917年初德国潜艇开始攻击横跨大西洋的美国商船时，美国的态度开始发生改变。在威尔逊总统的指令下，国会对德宣战。威尔逊决定把美国带入战争，但其目的并非像先前西奥多，罗斯福那样，即维护和加强欧洲的均势。恰恰相反，威尔逊决心要彻底打碎所谓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美国加入战争之前，威尔逊明确阐述了唯一可以接受的结果：“未来整个和平和世界政策将以如何回答下列问题为基础：当前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公正、稳固的和平，还是仅仅为了建立新的势力均等?绝对不允许再恢复势力均等，要建立共同体；不允许存在有组织的争夺，而要争取实现有组织的和平。”总之，威尔逊相信理性、法律和社会进步有能力造就一个正义与和平的世界。1918年，威尔逊提出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其中包括建立国际联盟、民族自决、航海自由、平等贸易、全面裁军和公开外交。这是美国登上国际舞台后第一次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设计蓝图。威尔逊宣称，这一方案中贯穿了一个鲜明的原则：“公正地对待所有人民和一切民族，确认他们不论强弱均有权在彼此平等的条件之上享受自由和安全生活的公平原则。”
　　这样，在帝国主义冲动和清教徒使命感冲动的共同作用下，超越孤立主义传统的国际主义战略已成为这一时期指导美国对外战略的一条重要思路。它在美西战争、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美国主动或被动地三次大规模卷入海外事务。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忠告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它致使美国在几乎每一次卷入之后都引发了巨大的反弹。例如，在美西战争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后，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大辩论，美国的占领行为被大多数舆论指责为是对其自身信奉的基本原则的背叛。
　　而在一战结束后，威尔逊的国际主义路线遭遇到了更大的反弹。一位与威尔逊同名的美国政治学家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热忱的改革者必须知道，他们远远跑在大众前面的同时，也正在失去他们所有的权利。而威尔逊在战后遇到的情景正是如此。当时的一些美国政治家意识到，美国已不再可能脱离国际政治，可是美国绝大部分人口仍愿意继续留守本岛，他们并不愿意全心全意追随总统。
　　这样，威尔逊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几乎所有计划都没有获得美国国会的通过，这其中包括国际联盟、凡尔赛和约、参加国际法庭、托管亚美尼亚等。因为国会以及它所代表的大多数人认为，战争结束后，就应该立即召回所有的美国士兵，保障欧洲的和平并不是美国的问题。美国应该回到属于自己的安全事务上。出现这样情景，主要有两点原因。首先，从1918年起，民主党人威尔逊面对着的是一个以共和党为多数的国会。第二，自美国参加一战之后，有200多万美国普通人投入了欧洲战场，然而，这些普通美国人参与欧洲事务的经历并不美妙。“再也不要战争了!”的情绪席卷美国。更让美国人寒心的是，美国人本想通过自己的参战把这场战争变成实现欧洲永久和平的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却制造出新的不和、仇恨、争端。因此，回避欧洲，回避外部世界，再度成为主流情绪。
　　1920年，共和党人哈定以“恢复正常状态”的要求赢得了总统大选。在他看来，美国在其他大陆上政治和军事义务就是非正常状态。在这之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美国又重新退回到“孤立状态”。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欧亚大陆再度险象环生，分别出现了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它们分别从打破现状开始走上征服侵略的道路，欧亚上空战云密布。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仍通过了《中立法》。当时作为国际主义者的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不断向美国公众提醒美国在外部世界的危险，以及美国在其中无法逃避的宿命。但美国的大多数人似乎不为所动。193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0％的美国人认为，参加一战是一个错误，73％的人支持修改宪法，规定除美国遭到入侵外，总统宣战必须通过公民投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应当让它的陆军和海军参加对德作战时，84％的美国人回答：“不”。
　　如果对这一时期的大战略做一个总结就会发现，美国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主导的战略，而是国际主义战略和孤立主义战略的相互竞争和交替上演，这种情景在客观上达到了这样一种效果，即美国在实行一种类似英国在欧洲实行的“光荣孤立”的战略，在外部世界均势失衡的时候出手干预，在均势恢复之后抽身返回。尽管美国此时已经变成了大国，国际地位大大提升，战略视野在不断扩大，战略利益在不断延伸，其自身也在不断摸索适应新的实力地位、应对新的环境的新原则和新方法，但其国内辩论的结果是依旧坚持早期指导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不同的国际环境并没有成功促成美国国际战略的相应调整。美国国内理念辩论、政党斗争和民意取向是决定这次战略调整基本走向的关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一战后的美国 之所以未能如威尔逊所愿实现战略转向，并不是因为美国尚不具备进行国际参与的必要条件，而是因为在应对西半球以外的事务上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之间难以平衡，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两党共识和两党合作难以确立，一些政治家与广大民众之间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形成了巨大反差。
　　
　　全面介入世界事务与推行冷战政策
　　
　　在某种程度上说，珍珠港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游离于世界事务的心态。1942年，在珍珠港遭袭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时候，当时一位著名的孤立主义者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一天结束了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孤立主义情绪。”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与珍珠港的战列舰一同毁灭的，还有美国人对没有外部危险的极乐岛的梦想。美国被迫卷入这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范围更广泛、代价更高昂的世界大浩劫的事实表明，美国的回避并没有为美国赢来摆脱欧洲强权的安宁，不管美国实力强大还是弱小，如果对国外的事情置之不理，美国就不可能很好地发展。美国的繁荣依赖于一个稳定而有利的国际秩序，为此，美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努力。在介入还是回避这样一个涉及对外战略的重大问题，美国国内终于取得了共识，从此美国决定性地迈出从偏于一隅到世界强国政策的步伐。
　　而与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无论是从战争的进程还是战争的结局来看，美国都面临着一些非比寻常的情景。
　　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除了在苏联和中国，战争的领导权几乎自动转入了美国人的手中。连长期担负主要战斗任务的英国，也沦为美国的副手。美国有能力而且已经生产出战争所需要的一切物资。欧洲战场的最高指挥权归属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也发挥着主导作用。丘吉尔对计划和决策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罗斯福手中，随着战争的进行，情况就越是如此。
　　战争结束后，所有其他参战国几乎元气大伤，美国却更加强大。其他参战国一片凄凉贫穷的景象，美国却更加富裕。在欧洲，包括第二大战胜国苏联，均遭受巨大的破坏，唯有美国丝毫无损。其他参战国不得不重建它们的城市和恢复经济，唯有美国还有能力对外援助。
　　战争的结束还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欧洲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曾经是世界的统治中心。经过两次自杀性的战争之后，它的力量已消耗殆尽。为从希特勒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欧洲需要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昔日世界的权力中心变成一个权力真空地带，必须由解放者来填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只有苏联，但只限于军事上。在东亚，日本被彻底打败，中国被大大削弱，殖民主义统治被驱逐，美国成为该地区唯一有行动能力的国家。
　　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就与世界第二强国苏联陷入了一场持久的全面对峙，这种对峙之全面是因为它不仅包括军事的内容，还包括经济、社会制度、信仰和价值观，对峙的地点不仅仅是欧洲，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这些将美国推上了世界政治主要推手的位置，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旗手和守护者，是抵御苏联势力扩张几乎唯一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几乎没有悬念地接过并扮演了原先英国霸权曾经担任的角色，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这样，一套美国历史上最完整、最系统、最复杂的对外大战略在战时和战后的各种政治实践中孕育而生。对这套复杂的大战略进行梳理和划分，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有两大部分组成。
　　一是以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为基础现实主义战略，一般人们将此成为遏制与威慑战略，它的演进基本上有以下几个分期，即杜鲁门时期遏制、威慑战略的形成，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新面貌战略、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的灵活反应战略、尼克松和福特时期的缓和战略及里根和老布什时期的全面推回战略。尽管这些不同的分期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它们包含以下这样一些基本构件：
　　1、庞大的常备军和巨额的军费开支。在美国历史上，当爆发战争时，它往往能在战时组织起一支庞大的军队，然而，当战争结束后，它就会大规模地复员军队，并保持较低水平的军备，南北战争和一战结束后的情景都是如此，而这一切在1947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法案”正式确立了常备军制度，并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国防部(在1947年之前，美国只有海军部和陆军部，而没有国防部)，这时美国开始持久性地保持高水平的军备，其中军队人数长期保持在200万人以上的水平，军费开支一直处于世界第一，无人望其项背，军事装备领先世界，这奠定了美国大战略最重要的实力基础。
　　2、前沿部署。一战结束之后，在欧洲的美军全部返回本土，而在二战结束后及冷战期间，美国一直在欧亚大陆两端保持着数量庞大的军队作为前沿威慑力量，同时数以千计的美军基地遍布全球，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军事网络，大大提高了美国军事力量的效率。
　　3、同盟与安全承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只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在其他大陆的某次战役中承担义务，而冷战的爆发使美国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选择，这就是在海外长久性地承担军事义务。在欧洲，1947年，杜鲁门宣布将援助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希腊和土耳其；1949年，美国与西欧国家成立了北约组织；朝鲜战争后，美国开始把北约改造成一个更有力的实力工具，它迅速增派四个师的兵力抵达欧洲，并顶住各种压力，分别将希腊、土耳其、西班牙、西德纳入其中。在东亚，1951年美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了美澳新联盟，而在前殖民地和被占领的日本，美国获得了几乎没有时间限制的驻军权，并通过《美韩条约》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向这两个地方提供保护。另外，美国还试图把东亚和南亚联合起来，拼凑一个更大的联盟，1954年，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据学者统计，在冷战期间，美国共向37个西半球以外的国家提供了安全承诺，其中24个国家是北约在欧洲的成员国，5个国家或地区在东亚，6个在波斯湾，还有两个在其他地方。
　　4、核威慑、核恐怖平衡与核裁军谈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投向广岛的原子弹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面貌，从此，人类社会进入了核时代，人类可能因战争导致自身的彻底毁灭。在二战结束初期，美国享有核武器的垄断权，面对苏联的常规军力优势，美国将核武器视为应对苏联的杀手锏。然而，美国的核垄断很快被苏联打破，1951年苏联也成功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从此，美苏两国展开了疯狂核军备竞赛，双方都希望在核弹头和运载工具的数量上压倒对方。结果，到60年代，双方核武器的当量都达到了可以将地球毁灭几千次的程度。另外，古巴导弹危机一度将美苏带到核冲突的边缘，而在这样一场冲突中双方都不可能有胜者。这样，美国与苏联展开以限制核军备竞赛为核心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双方签署了NPT、CTBT、SALT I、SALTⅡ、《反导条约》等一系列文件，这构成了冷战中后期战略稳定的基石。 　　5、在欧洲保持均势、在外围展开争夺。美苏之间的冷战实际上二战期间两个意识形态迥异的最大战胜国之间的对峙，而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期，两国已通过雅尔塔协议基本划定了双方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边界，双方都把这一势力范围看作是自己在战争中的最大所得，因此在欧洲这一昔日世界的中心地带打破边界，实际意味着一场全面的战争，为此，美国的基本政策是在欧洲维持力量的基本均势，争夺主要在外围地带展开。这样，美国在朝鲜半岛、东南亚、中东、拉美、和非洲以直接介入和代理人战争的形式与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在这方面，美国有得有失。其中在朝鲜和越南，美国遭遇了其在历史上最大的惨败。
　　二是以四大自由为基本理念的自由主义战略。深谙美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基辛格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美国在国际上的经历一直是信仰胜过经验。自美国于1917年进入世界政治舞台以来，依仗其强大的国力及对理想的自我肯定，以致于本世纪主要的国际协约均是美国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从国际联盟及凯洛格一白里安公约到联合国宪章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均是如此。”美国人天生的使命感和自身的独特经历使他们始终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以均势为基本特征的国际秩序抱有一种深深的厌恶和不信任，自他们有力量以来，他们一直试图以美国国内的自由政治模式来构造世界政治，即在处于无政府状态而丛林原则横生的国际社会中引入制度管理的模式。1917年威尔逊的努力虽没有成功，但美国人并没有放弃梦想。1941年5月27日，即美国直接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罗斯福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以一种新的语言重申了威尔逊有关世界秩序的设想：“我们不会接受由希特勒主宰的世界。我们也不会接受20年代那样战后的地球，在这种世界里，希特勒主义的余孽仍有可能播种及成长。我们唯一能接受的世界是尊重言论自由，人人能够信奉自己宗教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及免于恐惧的自由。”1941年8月，美英两国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宪章除了重申四大自由，还加入了新的原则，这其中包括安定的世界秩序和组织、自由贸易、共同合作改进世界各地的社会状况。美国参战后，罗斯福有关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也更加具体。在1944年和1945年前后，在罗斯福的大力推动下，一些涉及战后秩序的机制陆续推出，在安全领域，以集体安全为基本原则，联合国的建立以取代国际联盟，并确立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和大国决定的原则。在经济领域，以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为基本原则，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和外汇储备货币，并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然而，二战结束不久爆发的冷战使得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部分地落了空，于是，美国开始将建立其理想的世界秩序的重点放在西方世界的内部整合上。这包括：(1)1947年，美国推出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其目的是帮助遭到战争破坏的欧洲恢复经济和克服困难，从而为西欧的民主制度建立一堵经济保护墙。它将美国与西欧在经济上紧密融合在一起。(2)对战败国实行民主化改造，并将其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被问及哪一项外交政策上他最希望后人承认不忘的时候，他曾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帮助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例如，1947年，在“马歇尔计划”实施时，美国费尽周折地把德国西部的三个占领区纳入计划；1948年，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1955年，又是在美国的推动下，西德加入北约组织。而对于日本，美国则与1951年与日本片面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保障条约》。(3)推动西欧的一体化进程。(4)为盟友提供军事保护。
　　这样，一个以美国为中心，基于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以及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由安全同盟、开放的市场、多边制度等组成的、多层次的国际秩序便逐步建立起来。这种国际秩序在冷战时期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对抗苏联权力和共产主义的扩张，一是消除西方国家内部权力不平衡可能引发的对抗。
　　在整个冷战期间正是美国这种现实主义战略和自由主义战略的综合运用成就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并在这场长达50多年的冷战中最终击溃了它的对手――苏联。
　　不确定的过渡
　　在美国大战略长达230年的演变过程中，20世纪90年代这10年间到底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是把它划为一个单独的阶段，还是将其划入其他的历史分期?所有这些到现在为止可以说还没有定论。在这里姑且根据这一时期的一些特点称其为“不确定的过渡”。
　　1991年以来，由于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由于没有那个国家能够对美国构成实质性的挑战和制约，美国的发展变得似乎很少依赖世界政治了，决定美国和世界关系的更多的是美国的内政。克林顿的当选和海湾战争的胜利者老布什的落选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追求新的世界秩序，而是希望建设好自己的家园。由于没有了核大国的威胁，美国感觉到，对外政策似乎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正如基辛格指出的那样，美国人对于对外政策的兴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低点”，“上一届总统选举(2000年)是候选人连续第三次在竞选中几乎不提对外政策的总统选举”。整个90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其说是战略规划，不如说是一系列于瞬间做出的决策，这些决策首先考虑的问题是，是否能让选民感到满意。
　　与此同时，美国的外交精英在冷战期间形成的共识也随着冷战的结束而一起消解了。他们彼此之间分成了界限分明的左右两派力量，相互争吵，很难再形成新的对外政策共识。为此，美国学者库普乾认为，从柏林墙倒塌到2001年“9?11”事件，“美国没有大战略，没有指导国家之船正确航向的设计方案。”
　　当然，如果仅就对外政策本身而言，美国还是比较从容地应对了外部世界的变化，推出了一系列使美国的国力获得进一步增长的措施，归纳起来有以下特点：
　　1、未设主要敌手，维系战略同盟。同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时期美国对外关系的首要特征，是没有树立明确的主要敌手或首要威胁。例如，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苏联的国际地位之后，1992年2月美俄首脑发表的《戴维营宣言》表示两国已经是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伙伴”，不再视对方为“潜在的敌人”。此后，虽然美国对俄罗斯仍存战略戒心，两国之间摩擦不断，但毕竟不再是明确的敌国。还有，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不断有美国人鼓吹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但是从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主流都是压制、防范与交往、合作的两手并用。1997和1998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实现互访，双方表示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意愿。总体来看，中美关系是在波折中逐渐走向稳定的，美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明确地视中国为敌国。 　　与此同时，在冷战后没有出现大国对抗，也没有明确的主要敌手的情况下，美国却能基本维持冷战时期结成的战略同盟，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美国同西欧主要大国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基本稳定，而且北约还保持着不断东扩的势头。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尽管在冷战结束初期因贸易问题出现了一些波折，但经过调试两国的同盟关系得到了加强。
　　2、冷战后美国外交的又一特色，是极力鼓吹全球化，企图通过制度建设，制订和推行对美国有利的国际行为规范。全球化进程在冷战时期曾受到两大阵营、两大意识形态斗争的阻隔。在冷战后时代，以国际贸易与投资迅速增长、信息网络拓展日新月异为标志，全球化得以加速发展。美国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人权等等原则和观念，在全球化潮流裹挟之下被许多人奉为圭臬。在这一历史时期，美国参与建立、制订、补充的国际组织、国际公约、协定，同各国发表双边或多边的联合声明，其数量和所涵盖的地理范围、专门领域，都是国际政治的历史上空前的。美国构筑和巩固国际机制的努力，降低了维持单极霸权的成本，对维护美国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来说，可谓意义深远。
　　3、大力发展经济，实行经济扩张。用克林顿第二任期内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的话说，克林顿是第一位懂得全球经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政府1994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鲜明地突出了经济繁荣和经济实力的重要地位。报告写道：“我们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目标是通过国内外的努力促进美国的繁荣。我们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越来越不可分割。我们国内的繁荣取决于国外的积极参与。我们的外交实力、保持一支天下无敌的军事力量的能力以及我们的价值观在国外的吸引力，所有这些都部分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
　　伴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美国领导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贸易扩张”：美国共签订了270个自由贸易协定，世界年均贸易额由4万亿美元增长到6.6万亿美元，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由1，934亿美元增加到8，950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由490亿美元增加到2，750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30％还多。美国出口增长近50％，创造了170万个与出口密切相关的工作岗位。在整个90年代，美国经济竞争力连续8年保持世界第一。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8月12日发表的全球经济100强的统计，美国2001年GDP达到9.8万亿美元，美国的GDP占世界C-DP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3％跃升为超过30％。可以说，在2001年1月20日克林顿离开白宫之际，美国的整体实力处在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点上。
　　通过对美国自建国到“9?11”事件前对外大战略沿革的简单描述，可以获得很多经验和教训，这里只谈几点看法。首先，大战略的谋划须对自身的国力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努力做到既不夸大也不妄自菲薄。例如，在孤立主义时期，美国既感受到了其作为一个小国和弱国在欧洲列强权力角逐中易受伤害和无力感，也认识到自身在美洲事务中与列强尤其是与英国进行周旋的空间，这样才有可能与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达成对自己最有利的战略妥协。其次，需要对国际格局的变化有敏锐的把握。事实上，自19世纪80年代起，美国已意识到英国霸权的开始衰弱，未来的世界可能会出现一个群雄并起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原先在安全上“搭英国免费班车”的战略有可能失效。为此，美国开始了加强自身军力的努力，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既是一种自救行为，也为后来美国参与世界事务打下了基础。第三，一套稳定有效的大战略需要以国内建立广泛的共识为基础。通过对美国大战略的沿革进行观察会发现，孤立主义时期和冷战时期是美国相关的大战略执行的最有效、最成功的时期，而从整体上说这两个时期都是美国在对外政策领域有高度共识的时期。第四，在国家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将自己有关世界的理念融入到对外政策的实践中，这能更有效地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例如，自威尔逊时代兴起的自由主义理念对有关国际制度的塑造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这些制度的建立过程中美国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使二战后国际秩序带有浓厚的美国特性，这种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有效增加了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资源，降低了对外政策的成本。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在对外政策中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往往会使自己做出超出其国力的举动，最终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做法和近期在伊拉克问题的表现都表明了这一点。第五，大战略制定需要谋划，但更重要的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是一个时期内各种有效政策的累积，更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各种想法的有效合成。例如，在孤立主义时期，其对外政策中既有与欧洲保持距离的想法，也包含有与英国加强贸易往来，在安全上搭英国便车的主张。而在冷战时期的大战略中，既包含有自由主义的战略，更包含大量现实主义的做法。
　　“9?11”事件的爆发可以说已经将美国的大战略导入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发展时期。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的那样，冷战结束之后，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外交失去了明确的外在威胁，同时也失去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在冷战格局即将崩溃的1990年，美国《外交政策》主编梅恩斯认为美国即将丧失对外政策的“定位仪”，从而在国家利益、战略目标、战略手段、战略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陷入混乱。然而，真正为美国的外交战略找回“定位仪”却是2001年9月11日上午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一场不期而至的惨烈悲剧。它深深地震撼并改变了美国，从而也影响了世界。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座大厦的轰然倒塌和五角大楼上空升起的浓烟终结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天下无敌的安全神话，使“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陷入恐慌!”。在恐怖主义袭击制造的巨大恐慌气氛中，美国民众迅速地团结起来。当时新上任的布什政府在其中看到了机会。时任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指出：“此时此刻与1945－1947年那个时期相似，那是遏制政策形成的时期。今天国际政治的结构板块已经变化。最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一机会，重新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国际机制的立场。”这样，自20世纪40年代冷战开始以来，美国最重大的一次对外战略的调整从此拉开了帷幕。这一新的对外大战略确立美国对外政策一些新的指导原则，其中包括：对威胁做出了全新评估，将“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视为美国的首要安全威胁；先发制人原则；在追求美国国家利益和重构新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更加强调军事手段和军事实力，通过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追求所谓绝对安全；强调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中的“行动自由”，轻视各种国际机制和组织的作用，公然声称“当美国的利益和独一无二的责任需要时，美国将单独行动”；以反恐战争为契机，构建美国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大国关系框架；强调美国的所谓“道德优势”以及对世界的“道义责任”，更加积极地以美国的价值观来规划和改造世界。如果对这一战略做一更简单的概括，那就是，以反恐战争和美国无与伦比的实力为基本支点，以军事力量为主要依托，以“有利于自由的均势”为基本框架，以单边主义为主要手段，以美国的价值观为道义基础，构筑一个单极世界体系。按照流行说法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美利坚帝国”或者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为此，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组建反恐联盟，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出了“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并对美国的海外军力进行了重新部署和调整。
　　而从这一新的大战略实施的效果来看，显然是挫折连连，美国在伊拉克已陷入了类似越战的困局，阿富汗安全形势也在持续恶化，恐怖大亨拉登仍逍遥海外，伊核危机持续紧张，朝核危机起伏不定，美国与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先后出现问题，全球范围的反美主义再度兴起。而布什政府在美国国内的民意支持率也创下历史新低。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伊拉克问题已成为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最大的政治包袱之一，而民主党方面要求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做出改变的呼声获得了选民的热烈响应。总之，“9?11”之后布什政府推行的所谓新的大战略是否就此终止，或者进行重大调整，已成为观察今后一段时间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看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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