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与“天下大势”解读“中国模式”】 当今天下大势

　　近年来，有关“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北京共识”成为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竞相谈论的话题。所谓“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国外政治家和学者视野中的另一种话语形式。“中国模式”造福于中国与世界，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文明成果。本文将“中国模式”置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这段很不寻常的历史和当代世界的“天下大势”中作一审视与解读。
　　
　　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起航
　　
　　（一）如同世界上任何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发展模式一样，“中国模式”也是在面临危机寻求变革时产生的。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党和国家走到一个决定前途命运的重要历史关头：十年“文革”内乱，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事”盛行，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徘徊；与此同时，面对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严重滞后的国际形势，中国与世界潮流的“时差”日益扩大。面对上述严峻形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卓越的政治大智慧，力挽狂澜，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发展方向上作出重大的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邓小平告诫全党和人民：“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30年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二）“中国模式”产生的世界奇迹。改革开放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是中国命运的伟大转折，是五千年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的一次大变革，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继辛亥革命和建立新中国之后，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而进行的又一次伟大革命。30年来，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发展中大国， GDP年平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中国奇迹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史无前例，同时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经济实力提升最强的记录。因此，改革开放30年不只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事件，而且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
　　（三）“中国模式”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模式”的本质既有别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它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血脉，继承了中国建国后近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吸收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在多元文明中进行升华和创新，顺应了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历史雄辩表明：经过冷战和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衰沉浮、经济全球化的波澜起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中牢牢站住了、站稳了。中国道路，丰富着当今世界的发展模式，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卓越成就，实现了邓小平的预言：“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对“苏联模式”历史性超越
　　
　　（四）“苏联模式”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不可磨灭。站在新世纪的历史地平线，“苏联模式”的兴衰与荣辱似渐行渐远。然而，“苏联模式”在20世纪曾创造的辉煌成就、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世人是不能遗忘的。首先，“苏联模式”崛起于1929年资本主义大萧条之际，在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时，苏联经济却“安然无恙”，“一枝独秀”。苏联计划经济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开创了一种国家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它帮助苏联创造了经济奇迹。1921年，苏联改变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1927年逐步取消新经济政策实行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政策。1928年是苏联开始实施一系列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从1929年始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增加了3倍，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工业产量已从世界上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敏锐地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当世界上其他国家，至少就自由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经济陷入一片停滞现象之时，唯独苏联，在其五年计划指导下，工业化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之中。”其次，1929年大萧条时期，“苏联模式”“成了自由派资本主义的救星，”罗斯福“新政”从中获得“灵感”，成功“结束了大萧条噩梦”，挽救了资本主义。目睹苏联计划经济成就和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当时出现了一个“不分意识形态，众人开始以苏联为师”的特殊现象: 1930―1935年间，西方著名的政界、经济界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一时间，美及西方国家对苏联计划经济“转变为模仿”。1933年，罗斯福按照苏联设国家计划委员会作法，设置联邦计划机构。英国学者帕克在《超级大国――美苏对比》一书中承认:“苏联的全面计划经济，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受惠于苏联计划经济的罗斯福“新政”，成功帮助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度过了空前大灾难。
　　（五）戈尔巴乔夫反“危机”，造成“苏联模式”颠覆，其教训沉痛而深刻。罗斯福“新政”后约50年，享誉世界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阿里阿诺敏锐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以说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很相似。两大方案都是为应付令人痛苦的危机――美国胡佛时期的大萧条和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而设计的。”他说，对罗斯福来说“是幸运的”，他成功“结束了大萧条噩梦”，挽救了资本主义；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则“是不幸的”，他造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崩溃。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开始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之际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然而，任何制度、模式的优势历来都是相对的。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摩根索说过一段很经典的话：“当一个国家发现它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处于力量巅峰时，特别容易忘记这一点，那就是一切力量都只是相对的。其实应该明白，那种曾经拥有的力量优势，很可能由于自身的愚蠢和疏忽而丧失掉。”很不幸的是，苏共后来历届领导人，他们把过去曾经取得巨大成就的计划经济模式，即那种相对而言“曾经拥有的力量优势”，不合时宜地、不顾时空条件地推到极端，致使苏联经济严重下滑。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总书记时，苏联“遭遇了至少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严重的经济危机”。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不是罗斯福那样的扭转乾坤的政治家，他既缺乏罗斯福那样对自己坚守的政治制度坚定不移的信仰，又无罗斯福化解危机的匡谬济世之才。关于戈尔巴乔夫其人其事及反“危机”的功过是非，基辛格的评价最为全面、深刻而透彻。基辛格说，戈尔巴乔夫是自列宁一脉相传下来的第七任苏联领袖，与历代苏联领导人不同，戈尔巴乔夫属于另一代人，他缺乏前任的强悍作风，不足以担负化解苏联危机的角色。戈尔巴乔夫1986年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摒弃。其“新思维”已经远远超过调整苏联既定政策符合新现实的步伐，完全推翻了长久以来的列宁主义正统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不仅使苏联失去历史上的理论基础和信念，也让苏联局势中固有的困难加剧。戈尔巴乔夫押赌注自由化，必然失败。戈尔巴乔夫要求苏联进行做不到的改革，加速推动了他代表的制度的灭亡。他的改革是共产主义自我毁灭的改革，他摧毁了共产党，推动了把他送上权力宝座的那种制度的覆亡。数个世纪辛苦建立的帝国，也在戈尔巴乔夫治下瓦解。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造成了苏联帝国崩溃之速度甚至快过当年崛起之势。作为一个西方著名的政治家和资深的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无不惋惜地评价道：“不到10年，东欧附属卫星国家解体，苏维埃帝国土崩瓦解，几乎把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侵吞之所有权益，全部吐出来。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
　　（六）邓小平“南巡”对“苏联模式”的最终超越。世人永远不会忘记，1991年 12月26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解体，20天后，即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带着对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发展前途深厚的历史忧虑，开始了他超乎寻常的“南巡”之旅。这位世界伟人，在其“南巡”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沿途就世界及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谈话，这些谈话是世纪经典，也是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奠基之声。党的十四大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成为“中国模式”最终超越“苏联模式”的重要标志。
　　
　　在所谓“历史终结”论中不断奋进
　　
　　（七）历史没有终结：“中国模式”雄辩表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模式是多样化而不是走向同一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曾一度给西方某些政治家带来一种过于乐观自信的陶醉。最具代表性的是曾参与制定过美国国家政策的高级官员、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他在其《历史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借用黑格尔“历史的终结”的概念断言：“历史已经终结，意识形态层面，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再无敌手。”在福山看来，冷战后，在二战之后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激烈对抗结束了，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战争中，自由主义已大获全胜，社会主义已经消失，资本主义席卷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对立者或者已经失败，或者正在失败，残存的其他模式仅仅表现为局部的或不完整的意识形态，没有普遍的意义，自由主义是仅存的可靠的政治哲学，资本主义制度是唯一可行的制度，人类意识形态的冲突由此终结了。然而，冷战后的现实，很快粉碎了“历史终结”论者的乐观情怀。冷战后的世界，根本没有按照“历史终结”论者的设想和期望的方向发展，世界根本没有出现一个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大同世界。实际的情形是，冷战后世界的特征是政治格局的多极化，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按自己的方式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之路，大量新兴经济体不断崛起，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多国探索与改革阶段，“中国模式”别开生面。当今世界，在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方面呈现出多元并存、多极共生的格局。正如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今天，再也不能断定只存在一条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幸运的是，世界历史的趋势是向全球多样化发展而不是走向同一化。”甚至连戈尔巴乔夫也幡然大悟，2008年十月，他在意大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苏联解体让美国感到自己是个“胜利者”并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世界”。现在大家明白，这个规则并不起作用。
　　（八）历史终结的终结，在全球“金融海啸”中，西方重新打量“中国模式”。当前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恰恰是冷战后资本主义主义世界爆发的震惊世界的经济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同“历史终结”论者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历史终结”论者宣称社会主义已全面失败、自由资本主义是唯一的胜利者，而“胜利者”在“金融海啸”中遭遇重创;“失败者”却再次受到“胜利者”的重视。于是，西方又有政治学家提出“历史终结的终结”。冷战后，美及西方国家把新自由主义视为冷战成果并试图将之推广到全球。西方经济学家尖锐指出，当前这场危机不是次贷问题，“数十年自由放任这一过度的自由主义是危机的元凶”，当前，全球反“危机”尚在继续，新一轮资本主义改革方向有待继续观察，从目前反“危机”导向看，有几种倾向却意味深长: 第一，罗斯福“新政”回归、凯恩斯主义复活、国家干预重新回潮。美《新闻周刊》称:“全球资本主义开始进入更多管制的新时代。”第二，“社会主义”一词再次出现在西方世界久违的政治视野中。美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说，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迎来美式社会主义”。（欧元太平洋资本总裁施夫说，美国“救市行动代表着这个国家迈向社会主义最大步伐，标志着美国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自由市场的终结”。）前德意志银行高官罗杰•依伦伯格说：“美国政府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历史性反应将我们置于一个几代人也没有看清的一个位置：我们已经正式地跨越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红线”。第三，马克思主义重新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再次走俏。在西方，《资本论》变成了畅销书。第四，“中国模式”受到高度关注。美国经济学家提出，这场危机损害了美国一直倡导的英美模式的声誉，“中国模式”更多地会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牛津大学教授阿什说，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正被乌云笼罩，“中国模式”前途更为光明。
　　（九）历史在继续：“中国模式”永远在发展中。其实，历史永远也不会终结，但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不会灭亡，但各自都面临着自身要解决的问题与难题。一部人类文明史充满着繁荣与危机交替的场景，而维系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所有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个是尽善尽美的。历史证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好坏与优劣都要历经改革与完善，并接受历史的检验与考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及其主导下的发展模式都会遭遇曲折甚至危机，都要历经调整与变革，但改革的方向却维系其前途与命运。罗斯福“新政”是完善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当前资本主义反“危机”中，程度不同地借鉴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对其自身的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的根本否定，而是为了更加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发展模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其教训沉痛而深刻；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卓越范例。“中国模式”历经考验，但也并非完美无缺。“中国模式”的生命力表现在其具有变革、发展和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经过此次全球“金融海啸”的洗礼，“中国模式”将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中国模式”在前进的征途上。
　　（责任编辑：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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