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西藏的误读及其原因_文化误读的例子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西方人对西藏和西藏文明有一种独特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这不仅对西方人的西藏观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是西方人误读西藏的重要原因。西方人的西藏观不仅为流亡藏人的“藏独”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学理依据，也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和西化。鉴此，有必要像美国学者赛义德批判和挑战西方的东方学那样，以批判意识和抗争意识分析和研究西方人的西藏观，澄清其对西藏的误读，从而廓清迷雾，国正视听。
　　
　　西方对西藏的误读
　　
　　一、对西藏概念的误读。在西方出版物中，西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藏文古籍中早就清晰并沿袭至今的三大藏区――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茹、下部朵康六岗，以及按三大方言区划分的卫藏(法区)、安多(马区)、康巴(人区)不加区分，也不顾及传统的行政区划和藏族聚居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五省区的现实，在论及安多和康区时，几乎都以“东藏”相称，似乎康区和安多并不存在。这种并不存在的“大西藏”概念，造成许多误解，仅汉文翻译就成问题，究竟是将“Tibet”和“Tibetan”译成西藏、藏族还是藏区?这不仅忽视了藏区传统的区域划分和中国传统的行政区划，也抹杀了藏族和藏区的方言差异和地域特征。
　　二、对藏民族的误读。西方的中国形象经历了由褒到贬的过程，与之相反，西方的西藏形象则经历了由贬到褒的演变。用“东方主义”的视角看待西藏的西方人，贬低西藏和藏族；用“后现代主义”的眼光看待西藏的西方人，美化和神化西藏，过分将西藏理想化、浪漫化、神圣化。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欧洲人的想象被作为与任何非欧民族和文化进行比较时的权威标准。此外，还有一种欧洲人对东方想象的霸权，他们自己反复申明先进的欧洲人对落后的亚洲人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对藏民族的贬低和丑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当西方工业化尚未完成、现代化正在迅猛发展时，一些西方人带着“西方中心论”和俯视的心态观察西藏、藏族和西藏文明，进入西藏的西方人表现出赤裸裸的种族优越感，其言辞充斥着对西藏和藏族的贬低甚至诬蔑。瓦德尔的《西藏的佛教和喇嘛教》和《拉萨及其神秘》、荣赫鹏的《印度与西藏――自哈斯汀斯时代至1910年两个国家间业已存在的关系史》、大卫?妮尔的《西藏的神秘与巫师》就是明证。瓦德尔认为，西藏的宗教是“佛教的一种堕落的形式，一种剥削的牧师特性和一种迷信的粗野无知”。荣赫鹏在《印度与西藏》(汉译《英国侵略西藏史》)中批评藏人是“狡诈的、不道德的、过分依赖宗教的、肮脏的和懒惰的”，他认为“英国人的角色是向普通的藏人提供文明的指导”。法国女藏学家大卫?妮尔在《西藏的神秘与巫师》论及她在拉萨哲蚌寺见到的僧兵时，说他们看上去就像“真正的黑鬼”。
　　对西藏和西藏文明的美化和神化。20世纪中叶以来，进入“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的西方在反思现代化时，才认识到了理性、科学技术和物质主义乃至西方宗教并不是万能的，难以应对他们遇到的许多现实问题，于是一些西方人将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和宗教，尤其是对注重精神的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情有独钟。这时，他们带着朝圣心态看待西藏，将西藏、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神化，出于“自助”的心灵需要，制造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香格里拉神话”。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瑟曼将藏传佛教称为“内心的革命”，好莱坞影星理查?基尔声称在物质主义至上的世界幸亏还有藏传佛教。
　　三、对藏传佛教误读。东方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是创造作为西方的“自我”与东方的“他者”之间的对立和差异、一种鲜明的二元独立性。用赛义德的话来说，那是“一个绝对不容侵犯的禁忌”。一些西方人在观察西藏同中国内地、藏族和汉族时，有一种探求差异、忽视共性的嗜好。起源于印度的佛教，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和传播，形成了两大传播体系，即上座部(俗称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在东方佛教界和佛学界，将传播到中国(包括藏区)和日本等国的北传佛教称为大乘佛教，将传播到斯里兰卡、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称为小乘佛教。而西方人却将与汉传佛教同属大乘的藏传佛教分离出来，单列为与小乘、大乘并列的“金刚乘”，西文关于藏传佛教的论著几乎都是如此，纽约还有一种佛教刊物《三乘：佛教评论》。
　　四、对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误读。与美化和神化传统西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西方人对现代西藏进行丑化和歪曲。表现为美化甚至神化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将旧西藏描绘成“香格里拉”和“最后一片净土”；丑化新西藏，歪曲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历史关系。当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的现代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潮流。怎样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是每个族群和每个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矛盾和挑战。一些西方人在看待西藏文化时，只要求保持其多样性，不愿看到西藏文化的发展和适应现代化。其实对现代化有些腻味的西方要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地球上的任何族群都有权利分享人类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现代化带来的成果，这是“天赋人权”!
　　五、对西藏政治和中国西藏政策的误读。虽然迄今为止所有西方的官方文件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一些西方议员和官员却喜欢打“西藏牌”，图谋利用“西藏问题”遏制中国，甚至将其作为分化和肢解中国的突破口。因而认同和支持西藏独立，将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视为国家关系。他们不顾历史事实、中国国情和西藏的现实，自我否定，主观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认为1951年进军西藏和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共对西藏的占领和侵略，现在西藏仍然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达赖喇嘛是西藏国的国家元首，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一些不了解西藏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受西方一些传媒和政界的影响，也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些西方人对藏族及其与汉族的关系也存在误读，他们忽视自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和唐朝以来藏汉民族之间团结友好的关系，有意无意地夸大了藏汉民族的对立和冲突。
　　事实上，自古迄今，团结友好一直是藏汉民族关系的主流。一些西方人不了解中国的西藏政策，假如他们真正把握了中国在西藏以及其他民族聚居区如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等地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统一，也许就不会提出西藏的民族自治，困扰接触商谈的“大西藏”问题也就不会成为难以解开的结了。还有不少西方人不了解中国这个世界人口大国的国情，他们把与中国其他省区一样的西藏的正常人口流动说成是国家有计划的人口迁徙和汉化西藏。西方人对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实行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文化政策、发展政策等也存在误读。
　　西方人误读西藏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无论是贬低还是神化，都是歪曲或虚幻了的西藏印象。结果不但歪曲了西藏和中国的西藏政策，也误导了流亡藏人和西方民众， 对“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和西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方误读西藏的原因
　　
　　许多西方人之所以误读西藏，既有历史和现实的根源、东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也有主观和客观原因。西方人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以及他们了解和认识西藏的途径，必然会导致其对西藏的误读。
　　一是信息源的缺陷。西方了解和认识西藏的主要途径几乎都是间接渠道，而没有通过中国这条直接途径。对于包括藏族学者在内的中国学者关于西藏的论著和中国传媒关于西藏的报道，西方人知之甚少。很多西方人武断地将中国传媒对西藏的介绍和中国学者对西藏的研究都视为宣传。其原因是：大多数西方人都不懂藏语文和汉语文，而相关研究成果和报道又以藏文和汉文为主；关于西藏的材料、知识、信息和看法主要是由西方传媒和学者提供的，许多西方人是通过间接途径了解和认识西藏的，到西藏实地考察和亲身体验的西方人并不多。以电影为例，据统计，国外有关西藏的影视片262部，其中达赖方面占133部，关于达赖的有39部，大部分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拍摄的只有9部，占3.2％，因而西方人所看的有关西藏的电影大多数都是西方人在中国藏区以外拍摄的，这就决定了西方传媒所反映或表现的是“西方的西藏”。
　　二是流亡藏人的影响。西方人的西藏观深受流亡藏人影响，其主要渠道和方式是：第一，“现身说法”，如达赖喇嘛，每年都要到欧美国家发表“公开演讲”；第二，通过机构和组织进行游说公关，如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其最主要任务就是公关和游说，主要游说对象是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第三，通过报纸、广播、影视、音像、刊物、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宣传和灌输，如美国之音藏语部、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西藏评论》、雪狮出版社，“西藏之页”，“即时新闻”以及互联网等；第四，著书立说，如达赖的《我的故乡和人民》，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达瓦诺布的《红星照耀西藏》；第五，“走出去，请进来”，流亡藏人到西方，邀请西方政要和传媒到达兰萨拉。总之，为了迎合西方，流亡藏人美化、神化旧西藏，丑化、歪曲新西藏和中国的西藏政策，将西藏包装成“西方的西藏”。正如美籍华人学者刘康所说：“达赖关于西藏的言论已经成为西方媒体话语的重要部分，他的观点基本上就是西方传媒的观点。”流亡藏人的“西方情结”与西方的“西藏情结”形成互动，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流亡藏人在西方的游说和公关，在向西方人传播藏传佛教和西藏文明的同时，也灌输“藏独”意识，导致许多对西藏一无所知的西方人对西藏的误读。
　　三是认识和价值观因素。西方人的西藏观受到“东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赛义德说：“有理由认为，每一个欧洲人，无论他就东方说些什么，最终不过还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彻头彻尾的种族中心论者。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因为与西方相比东方总是处于弱势，于是人们就用其弱代替其异。”“东方主义”虚构了一个“东方”，使东方与西方具有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看待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够把握“他者”。无论是东方主义的丑化或贬低，还是后现代主义的美化和神化，都是对西藏的歪曲。过分将西藏理想化、浪漫化、神圣化。无论是贬低还是神化，都是歪曲或虚幻了的西藏印象。西藏只存在于西方的想象之中，西方为自己的需要而塑造了一个虚假的西藏。
　　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西方学术和理论领域，特别是人文理论的书写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心内容就是对“现代性”的重写。一位美国学者说：“在鄙视非西方人同时又对这个低劣的‘他者’表现出审美崇拜，进而导致一种无法根除的自我欺骗。”一些西方人夸大和看重藏族、西藏和西藏文化的特殊性及其与汉族、中原和汉族文化的差异和对立，不仅忽视西藏和内地其他省区、藏族与中国其他55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内在一体性和趋同性，而且缩小甚至忽视藏汉民族的共性、友好和相互认同。同时，一些西方人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动态的西藏，他们的西藏观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多大的变化，而西藏却在紧跟时代的脚步飞速行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西藏观显然难以准确地反映真实的西藏。
　　四是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与西方普通民众对西藏误读不同的是，少数西方人戴着意识形态的眼镜和“冷战思维”观察社会主义中国，他们感兴趣的不是西藏而是关注“西藏问题”，他们只看到西藏的离心力和趋异性，看不到或不愿看到西藏的向心力和趋同性；他们只希望西藏缓慢发展甚至保持原样，不是真诚地希望作为56个民族和31个省区市之一的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一道和睦共处，共同走向繁荣。
　　五是语言障碍。由于大多数西方人不懂藏文和汉文，自然难以了解中国历史、中国国情和中国人的西藏观。美国藏学家史伯林认识到了这一局限，他认为，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对中国关于西藏的研究成果了解不够甚至轻视，不但导致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误读，也导致美国西藏政策的失误。他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除了对人权问题进行更广泛的思考，还不断深化对西藏人权问题的怀疑和评论。”“应当通过研究汉文文献来看中国处理西藏人权的方式。”“美国政府确实是在关注西藏问题，但是也暴露出它对中国在包括人权问题在内的西藏问题上的复杂立场不够熟悉和了解。”“理解中国人发表的观点的实质对于我们是十分有益的。因为中国人的观点并没有受到中国之外参与讨论这些观点的学者的重视。西藏流亡政府定期出版一些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所讨论的这类英文文献，但是并没有涉及汉文文献中关于西藏人权问题的观点。”
　　六是精神的需要。一些西方人将雪域西藏视为人间“最后一片净土”，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他们出于“自助”的需要――穆伦《美国占领藏传佛教》一书对此有专论――仍然幻想从自然和人文方面保持西藏的纯洁性，实际上是要满足其身心的需求：信仰、探险、旅游、休闲、健身，以缓解竞争压力，慰藉空虚的心灵。
　　一些西方学者和流亡藏人学者也认识到了西方对西藏的误读，并指出了误读西藏和神化西藏对藏民族的负面影响。印度裔英国学者阿南在《地缘政治的异国情调――西方想象中的西藏》一书中，运用国际关系、后殖民理论和藏学对西方人的西藏观进行跨学科研究，剖析了西方对西藏的表述策略，并总结和归纳了西方人对西藏的自相矛盾的表述方式：对他者进行提炼和定型、区分和归类、贬低和理想化、色情化和道德化、幼儿化和老年化、自我肯定和自我批评，从而揭示了西方人对西藏的误读，指出西方人将西藏奇异化和异国情调化的实事和基本根源。
　　流亡藏人学者降央诺布在《与牦牛共舞一电影、小说中的西藏与西方的幻想》一文中说，考察有关西藏的游记及关于西藏宗教和文化的大量“新时代”风格的作品， 给人们留下不舒服的感觉，自从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和洛桑然巴的《第三只眼睛》这类书籍提供了关于西藏的有益文学主体以来，西方人的西藏观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影片中出现的西藏，要么是一种最终的精神庇护所，如像《千禧年》、《危险边缘》和《幺点冒险――当自然呼叫时》中所表现的，要么是一种魔幻力量的储藏室，如像《通往香港之路》和《阴影》中所展示的。
　　但无论是西方人的矫正和澄清，还是流亡藏人的揭示，都还是西方或西化了的西藏，仍然是西方人的西藏观。西方人，无论其有怎样的过失，都是真实的；西藏，无论多么精彩奇妙，都是一个梦幻――不是一个消失已久的黄金时代，就是太平盛世的幻想，仍然只是一场梦。
　　
　　西方人的西藏观并非“铁板一块”
　　
　　一、西方有一些正读西藏的有识之士。在西方普遍误读西藏的格局中，还是有一些正读西藏的西方人。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人当中还是有一些对中国西藏较为友好的有识之士，如早年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藏农奴站起来》和《西藏见闻》)、韩素音(《拉萨――开放的城市》)、爱泼斯坦(《西藏的巨变》)，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奥克森伯格、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戈尔斯坦(《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和《西藏西部牧民》)、傅立民(《中国解密文件――美国外交官与中美关系(1945―1996年)》)、沙伯力(《两餐之间的素食者――达赖喇嘛、战争与暴力》)、龙安志(《寻找香格里拉――中国西部之行》、《香巴拉之路――一次穿越西藏西部的沉思之旅》)等。他们或是揭露了旧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黑暗、腐朽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或是对新西藏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论述，向世人展示了一个较为真实的西藏。
　　而且西方人在“西藏问题”上“一边倒”的局面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形象的改善、国际威望的提高和中国西藏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随着“西藏问题”的发展演变和国际形势的跌宕起伏，一些西方人认识到了客观公正地认识西藏和“西藏问题”的重要性，也符合西方人及其国家利益，意识到了对西藏的误读，并在加以矫正。西方人的西藏观也在发生变化，对“西藏问题”和中国的西藏政策的视角，从理想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从“冷战思维”转变为较为客观公正。
　　二、一些西方人对其西藏观加以研究和矫正。西方人对他们的西藏观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香格里拉的神话》、《权力之梦》、《香格里拉的囚徒》、《虚拟的西藏》、《想象的西藏：观念、映象与幻想》、《梦幻世界的西藏――西方的幻觉》等，对于人们认识西方人的西藏观大有裨益，一些论著对虚幻、神化甚至歪曲了的西方的西藏印象正本清源，进行了澄清和纠正。但这些西方人的论著仍然反映的是西方人的西藏观，因而并没有也不可能对西方对西藏的误读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清理。
　　三、“百闻不如一见”。西方人对西藏的误读是各种原因造成的。对西藏的神秘感，导致西方人对西藏文明讳莫如深；由于情感上的距离和政治上的偏见，造成东西方的对立，使西方人难以客观全面地认识西藏；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东方人重辩证思维，思考问题强调对立的交叉与和谐，西方人思考问题重对立的矛盾和斗争，致使西方人和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形成不同的“西藏观”。正是由于这种误读，导致西方人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陷阱和牢笼――西方媒体将传统西藏描绘成“香格里拉”，西方的电影、书籍、报纸等共同塑造了“香格里拉的神话”，西方主流媒体既受到这些神话的影响，又继续延续着这些神话，从“香格里拉神话”发展到被“香格里拉”神化，最终沦为“香格里拉的囚徒”。而误导的西藏形象之所以在西方人心目中成立，是因为西方人只按照自己的现实来理解西藏。将西藏西化。西方人喜爱的西藏是“西方的”西藏，他们能够从这种“幻象”中将自己理想化。西方人只有去西藏亲眼看一看，才能了解和认识真实的西藏。西方人也只有“移情”和“换位”，摒弃“西方中心论”，以中国西藏为中心，才能真正“理解与体验”西藏，从而纠正对西藏的误读，澄清对于西藏的模糊乃至虚幻和神化了的印象。
　　
　　(责任编辑：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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