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_金融危机加速世界经济秩序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促进国际力量格局演进，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G20峰会机制化进程，为重塑国际秩序提供契机，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降临。 　　 　　世界经济基础嬗变
　　
　　近10余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生巨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以廉价商品、丰富资本、充足劳动力、巨大潜在市场等，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推动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促进力量格局变迁。特别是，中国经济取得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使全球发展模式趋于多元，引领新兴大国由边缘地带向中心靠拢，推动全球多极化进程，世界经济版图发生着空前变化。
　　
　　一、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全球化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总趋势。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主要由美国推动并主导，只有少部分新兴经济体参与其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日益成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与驱动力，使全球化在量与质方面均发生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化，使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与网络经济普及，使全球商贸活动成本明显下降，它影响着全球通胀、公司利润、央行利率、债券收益、房地产和商品尤其是能源价格走势。凡此种种都与新兴经济体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休戚相关。然而，越来越多的低成本国家参与全球化，在增强发展中国家全球竞争力的同时，使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受到严重挑战，其制造业面临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劳动力的激烈竞争，且服务业因“外包”而遭遇印度、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强大压力。由此引发发达国家内部对全球化产生恐惧与担忧，导致所谓的经济爱国主义抬头，甚至出现反全球化情绪。
　　
　　二、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进入稳定快速发展阶段，且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新兴大国经济的先后崛起，增强了自身经济实力，同时改写了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临二战后最大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依然对未来世界经济保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市场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仍能保持较好发展势头。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2009年，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受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尚能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经济均呈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起搏器”。经合组织(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三、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事实上，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G20替代G8)形成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以全面开放的政策、物美价廉的商品、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日益扩大的资本市场，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为全球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尤其在本轮金融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的引擎作用更加凸显。
　　据世界银行统计，以市场汇率计算，1980---2000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达到14％，仅次于美国的20.7％，是全球第二大引擎；2001--2005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增加0.5个百分点至14.5％，美国的贡献率则下降1.7个百分点至19％；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01--2006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达到31％，超过美国的12.8％，为世界第一大引擎。2007年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经济增速滑落，中国经济依然扩张。据IMF统计，当年无论以市场汇率还是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18％和27％，美国降至8％和15％。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虽降到9％，但GDP增量达到9450亿美元(接近于韩国的GDP规模9470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的3637亿美元增量。据IMF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一半将来自中国。
　　中国在世界经济的份额不断上升，与主要经济体GDP规模的差距日益缩小。例如：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90年的1.7％增至2000年的3.8％和2008年的7.2％，相当于美国经济的比重由6.7％增到12.2％和30.5％，相当于日本经济的比重由12.8％增到25.2％和90.3％，相当于德国的比重由25.1％增到62.9％和117.2％。2007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估计到危机结束的2010年(受日元升值影响，2009年中国经济依然居日本之后)，中国经济将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持续30年以如此迅速的速度追赶，在世界经济史上实属罕见，令国际社会始料不及，已成为改变世界的最大力量。当前的全球问题治理(包括失衡调整、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离开中国几乎寸步难行。
　　
　　美国经济独木难撑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贸易迅猛发展，使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外部支付能力明显增强，加之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发展中资源出口国积累起大量外汇储备。据IMF统计，2008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达到51798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预测，2009--2010年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继续呈增长态势。
　　
　　一、发展中国家资本逆向流入美国。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大量聚积，使21世纪以来国际资本出现前所未有的逆向流动怪现象。一方面，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需要大量外资流入，同时又有大量资本流向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穷国资本向富国流动成为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现象。因为，随着“金砖四国”等新兴大国经济加速崛起，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明显加快，参与全球化热情高涨，加之国际贸易非常活跃，尤其是矿产资源价格持续飙升，使出口导向与矿产资源出口国的外汇收入迅速增加。然而，鉴于其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又具有强烈的参与全球化欲望，使这些国家辛辛苦苦从美国出口挣回的资金，又以购买国债方式回流美国，尤其是近5年增势异常快。 　　作为整体，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净流出已持续12年。关键是世界上最不发达、最需要外资流入的非洲地区居然长期处于资本净流出状态，这种情况极不正常，也不利于该地区发展。从传统经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应该接受富国的资本，以发展相对或极其落后的本国经济。特别是一些最不发达国家，一方面需要接受富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另一方面又将自己不多的资本流向美国这样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帮助”其发展经济，让华尔街制造出巨大的金融泡沫。
　　
　　二、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经济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债务泥潭，尤其是近几年经济金融化来势凶猛，虚拟经济规模膨胀，致使实体经济被虚拟经济绑架。加之金融全球化与证券化，使美国经济中的泡沫被无限吹大，由此制造出高债务阴霾下的虚拟繁荣。
　　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如果加上短期外债8580亿美元，美国的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万亿美元。
　　
　　三、美债台高筑与财政赤字难持续。金融危机致使美国资产泡沫逐一破灭，但是债务泡沫正在迅速膨胀。为拯救沉沦中的金融经济，奥巴马政府以饮鸩止渴方式注巨资救市，用大手笔刺激经济，出台高达3.062万亿美元的复兴稳定计划，其中7870亿美元用于刺激经济，2万亿美元用于稳定金融，清除银行不良资产及注资，2750亿美元用于房贷救助。加上布什政府的救市资金，总额将超过4万亿美元。2009财年的财政赤字将达1.42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到11.2％，未来10年的财政赤字总额将超过9.2万亿美元，赤字水平处于不可持续状态。另外，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9年2月28日，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额达到10.877万亿美元，2009年计划发行2万亿美元债券。由此可见，金融危机正为美国制造出另一巨大债券泡沫。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美国可能通过通胀和美元贬值来解决其沉重的内外债务包袱。这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如果调整不当，我们很可能陷入另一场更可怕的债务危机，受最大冲击的是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
　　最近20余年来，为弥补经常项目逆差，美国必须引进大量海外资本，由此致使资本项目顺差逐年增加。据美联储统计，1980年美国的资本项目尚为逆差23亿美元，表明当年美国仍是资本净输出国。此后，资本项目出现顺差，2006年高达8094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重上升到5.75％。最近两年鉴于经常项目逆差额缩小，使美国的资本项目顺差有所减少，到2008年降至5050亿美元，占GDP比重减到3.5％。这说明，随着经济衰退加深，美国的资本项目顺差开始减少，也就是说，商业周期收缩在缓解美国外部支付失衡中起着重要作用。
　　
　　全球力量格局加速演进
　　
　　一、力量格局调整向新兴大国倾斜。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经济一直处于多极化加速发展进程中。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G7与BRICs(金砖四国)、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激烈碰撞，加速重新组合，前者存量影响大，后者增量上升快。这种此消彼长加剧国际力量格局、经济关系与经济秩序的变迁。
　　亚洲经济整体崛起在本轮国际经济格局调整中最为明显，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按市场汇率计算)由2000年的10.8％上升到2008年的14.8％；按PPP汇率计算，亚洲新兴经济体所占比重由18.8％升到24.9％；日本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则由14.6％降至8.1％。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金砖四国”崛起成为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的催化剂。随着这些国家经济加速起飞，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微妙变化。外围国家开始向中心靠拢，中心国家开始加速分化，G7影响力减弱，BRICs作用上升，全球性问题增多，如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问题、传染病、恐怖活动等，全球治理已经离不开BRICs等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和合作。英国《经济学家》文章惊呼，“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经济权力正由发达国家向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转移”。该杂志将新兴大国称为新兴巨人，并将其分为两个梯队：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墨西哥、韩国、南非、波兰、土耳其、埃及等。高盛公司认为，BRICs崛起将成为决定未来国际经济变化的主要因素。
　　据IMF统计，进入21世纪以来(2000---2008年)，按市场汇率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上升9.9个百分点，由23.6％增至33.5％，发达国家则由76.2％降到66.5％(比1980年低2个百分点)；据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产出的比重增加7.9个百分点，由40.7％上升到48.6％，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41.4％；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商品出口的比重上升13.8个百分点，达到43.5％(2001年只占29.7％)。全球经济中心正在日益多极化，尤其是亚洲地区经济整体崛起相当明显，已与北美、欧洲并驾齐驱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板块，而且上升非常快。
　　
　　二、格局变迁影响深远。一是颠覆传统理论。国际金融经结构性变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一外围”理论。在全球治理中，以BRICs为代表的“外围”国家与以G7为核心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全球金融经济结构性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美国仍是核心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在G20的作用从一侧面说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我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五是开启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8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始于金融经济危机，终将影响国际政治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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