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党的对外工作的几点体会_从事党

　　2011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中联部建部60周年的喜庆口子。我写一篇文章，谈谈我个人从事党的对外工作的几点具体体会。 　　 　　(一)
　　
　　1983年，我告别了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来剑中联部工作。入部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从事党的对外交往，是一什既十分光荣又责任重大的工作。一方面，因为我们的党是一个大党、执政党，它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历经种种磨难(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说，失败的教训更为珍贵)，而且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另一方面，由于我来自群众团体，更能体会从事党的对外工作责任重大。群众团体的外事部门的主要职责是，结合本单化的实际，贯彻执行党的外事路线。方针、政策而中联部，作为党中央的一个职能部门，肩负的责任是在外事战线上当好党中央的“耳目”和“参谋”，责任是多么的重大!
　　1985年，中央任命我为中联部副部长，这出乎我的意料，中央任命通知下达后，朱良部长与我谈过一次话，他的中心意思是提醒我要谦虚谨慎，不断进取。他说：“一个人的职务提升了并不意味着他的能力和水平也自动地提升了”这句话言简意深，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脑海中。我虽然接待过许多国家的青年代表团，参加过不少国际会议，但是进入部领导班子后，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我的知识、能力、水平与工作要求之间的差距。
　　我不仅要了解某个国家和地区，而且要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不仅要对国际政治有所了解，而且要对经济(亚洲金融危机)、科技(环保、气候)、军事(核扩散、核裁军、太空战)、文化(软实力、“文明冲突论”)等也要有所了解；在了解国际大局的同时，更要重视了解国内这个大局，外事干部往往容易忽视这一点。如果按照中央领导同志关于高级干部应成为“政治家”这个标准来衡量，差距就更大了!我认为，有差距不可怕，可怕的是认识不到有差距或者不努力去缩小和弥补这个差距、针对这些情况，我决心持之以恒，勤奋学习，大胆实践，重视总结，不断进取，以缩小差距。
　　
　　(二)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同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重大转折，从根本上清算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恢复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并果断地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对外工作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调整，把不合时宜的、错误的东西“调整”为合时宜的、正确的东西，“调整”在这里就是“改革”。
　　在贯彻正确路线的过程中是否一切都一帆风顺，没有任何干扰了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出现这种或者那种干扰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在职时就经历过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1986年，一位学者提交了一份关于把我国的潜在战略优势转化为经济和政治实惠的建议书，中联部经研究后认为，此建议书的要害是“提供后勤供应线换取美援”。显而易见，此建议有悖于我国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而且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故我部对此建议书持否定态度。后据了解，外交部也持同样的态度。
　　第二件事：1988年5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其党代会上提出了“以政治多元化为核心”的政体改方案。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通过了《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当时，我国社会上思想比较混乱，对匈、波的“改革”到底应该怎么看?1989年8月，中联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波、匈两党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正在逐步丧失，社会主义制度正在蜕变……
　　第三件事：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有些干部和党员出于义愤，纷纷要求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进行批判。这种要求可以理解，但是显然是偏激的。“大批判”势必引起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这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上述三件事虽已成为历史，但“温故”可以“知新”。在我国已进入新世纪、新时期的今天，关注和排除各种干扰仍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我退休后，读报看书的时间多了，最近我翻阅了多种报刊，发现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是偏激的观点，如认为中国应做“冠军国家”，分三步走赶超美国：第一步是经济总量，第二步是综合国力，第三步是人均GDP；另一种是公开吹捧G2，认为G2-中美共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将是一种全新的国际格局”、“一种很可能持久的国际模式”等等。上述观点，虽不是主流观点，但有一定的市场，不利于我国的国际形象，也不利于我国的总体利益。对G2，美国不会心甘情愿；欧洲不会乐意，它提出了G3；俄罗斯被排斥在外，它不会高兴；广大发展中国家会疑虑重重；中国已明确表示反对G2，因为，G2只会导致引火烧身，丢失朋友，树立对手，自我孤立。当前，应强调发挥G20和联合国的作用，世界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参与解决，不能由一个国家、两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说了算。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的对外工作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调整。一是调整了党的对外工作的战略目标，由“支持革命”转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二是调整了党的对外工作对象，由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逐步扩大为“四类政党”，即共产党(包括老党)、发展中国家友好政党、社会党、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包括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但“四类政党”不包括极“左”政党和组织，如秘鲁的“光辉道路”，也不包括极右的政党和组织，如南非的种族主义组织。今天，我们讲对外工作对象逐步扩大为“四类政党”，或许随着形势的发展，还要扩大为“五类”或“更多类型”的政党。三是在纠正“文革”中“左”的错误和总结过去国际共运中党际关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向外国政党人士介绍四项原则时，往往是这样表述的：一、各国政党都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不应是“领导党与被领导党”的关系，更不是“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关系。二、各国政党不管是大党和小党、执政党和在野党、老党和新党都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三、各国政党都应该互相尊重，不应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加于人。四、各国政党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既不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也不利用党的关系去针对第三党，更不利用党际关系去干涉别国内政，当然，我们也反对别国党干涉我们党的内部事务和我们国家的内政。
　　我们党的对外工作是在不断调整中前进的。以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为例，1982年十二大正式提出：“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1987年党的十三大的提法是：“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这就是说， 十三大“调整”了十二大的提法，去掉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并把交往对象扩大到共产党之外的“其他政党”。1992年十四大的提法是：“我们将继续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我记得，在部内讨论时，有位同志认为，在党际关系方面，只谈“四项原则”，不能全面反映党的对外关系的调整为发展，也不能充分体现党的对外工作的方针，他建议增加“超越意识形态差异、求同存异、谋求合作的办针”。与十三大的提法相比，十四大的表述又增添了关于求同存异的内容。1995年11月，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同志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发表了讲话，对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在党际美系中，“最核心的就是要尊重对方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尊重对方根据各自国情制定的内外政策”、这就是说，四项原则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但又不是“并列的”，其核心是“独立自主”。讲话还有其他一些新的表述，如增加了“我们对别国政党一切好的东西都要研究、学习和借鉴……”；再如强调“更不应利用党际交往干涉别国的内政，输出自已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实践永无止境，“调整”也水无止境，一次调整，不可能一劳永逸。
　　我们党的对外工作的一系列重大调整，都是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进行的，以党的对外工作站了目标由“支持革命”调整“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例。“文革”期间，“左”的错误占据统治地位，我们错估了国内形势，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当时国内矛盾已经转化，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与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我们也错估了国际形势，认为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把“革命制止战争”看作是一种现实的可能，并积极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搞武装斗争”，“闹革命”，而实际上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上述两个“错估”是“左”的错误的产物，脱离了国内实际，也脱离了国际实际。我们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调整，纠正了“左”的错误，“破”了“支持革命”，“立”了“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使我们的思想和实际、主观和客观统一了越来，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
　　
　　(责任编辑：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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