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中国模式”|国外中国模式研究评析

　　随着中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模式”再度成为热点，其中关于“中国模式”的界定、特点、教训等问题的争论异常激烈，对此，本文对一些常见问题陈述己见。 　　 　　“中国模式”究竟是否存在？
　　在众多热炒“中国模式”舆论声中，有一类声音更是激起千层浪――“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现在提‘中国模式’为时过早，至多可称为‘中国经验’或‘中国特色’”等。对此观点，我们可以从概念的基本定义出发，探讨“中国模式”的存在与否。
　　何谓模式：模式是可供效仿的模型或范例，是事物发展特点的汇集，是该类事物典型特征的反映和示范。成为模式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该事物在与同类事物的比较中具有自身独特而鲜明的特点；二是这些特点具有恒定性，能构成稳定成型的体系。
　　何谓发展模式：发展模式是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体制。它是国家基本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和社会框架条件下建立与发展的产物。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围绕国家与市场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断调整，产生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以西方国家为例，其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政府导向型的“日本模式”、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美国模式”、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为代表的“莱茵模式”。
　　从上述定义的基本要素来看，“中国模式”还是客观存在的。
　　首先，中国的发展方式与其他发展方式相比，具有自身独特而鲜明的特点。中国发展方式最吸引世人关注的莫过于它的自身特色，这也是中国发展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30年来，中国立足国情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方略，而不是在全球化潮流中“移植”发达国家模式。对于盛行全球的西方发展模式，中国并不一味拒绝，而是吸收其经验为我所用，汲取其教训为我所鉴，并结合自身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社会制度，在改革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探索出一条信息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后发式、加速崛起的发展道路。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撰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没有全盘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努力建设符合自身特点的经济政治制度。”
　　其次，中国发展方式已初步具备稳定成型的体系。在长达30年的改革摸索中，中国发展已经形成了模式成型体系所具备的基本要素，即“指导理论、发展目标、中心任务、发展步骤、发展手段”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以经济建设作为执政的中心任务，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着力改革旧有经济体制，由点到面，逐步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地实施兴国战略，与此同时，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和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中国的发展方式是其执政党在总结国内建设出现的失误甚至严重错误的基础上，汲取苏联模式的失败教训，尊重群众智慧，大胆开拓，经过艰辛探索，最终由一系列发展经验逐步上升为理论体系的发展模式。
　　再次，发展模式的存在与否并不以其实践的时间长短而定。国外一些国家的发展战略实施不久，其模式名称便已出现，随着实践的不断丰富，发展战略逐步得到补充、完善，最终成为定型模式，并为世人熟知。瑞典模式、德国模式便是其中典型。中国的发展方式历经三十多年，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实践经验均不断丰富而日臻成熟，初步形成独具特色的模式体系。
　　总之，中国发展方式虽然离“模式”所要求的恒定性和典范性还有一定距离，但“中国模式”毕竟已客观存在，它已经超出“中国经验”范畴。不能出于冷静、谦逊的心态而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当务之急的是对中国模式加以规范而科学地界定以消弭各种误解和歪读。
　　
　　“中国模式”有何特点？
　　“中国模式”究竟有何内涵和特点？中国的成功之路究竟有何秘诀？这是近年来国外政界、学术界常谈及的热门话题。一些国家指定专门机构研究“中国模式”，一些政要也亲自撰文阐述对于“中国模式”的看法。
　　越南对“中国模式”颇有研究，该国领导人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以稳定作为改革的基本前提条件；实施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逐步推进改革；经济改革优先，政治改革紧跟其后；以对外开放服务国内改革。[1]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区别于前苏联模式的一大特点是：“中国模式”不像前苏联那样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性，中国基本上不再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尤其是和西方对抗的意识形态。
　　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认为，“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特色＋国家调控＋现代技术管理”。
　　中国学者也对“中国模式”的本质与特点作出总结，有的认为，中国模式在本质上是“一个追赶模式，即作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后来者、落伍者，它的基本目标和基本任务就是追赶现行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所以，它的特点与经验“首先是一个学习模式、其次是一个竞争模式。再次是一个创新模式”。[2]
　　也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特色在于两点:一是与传统市场经济理论不同，中国成功地实现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结合；二是中国实行“先增量、后存量”式的改革，即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市场经济的“增量”来加速推动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发育，使市场力量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渗透，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最终导向产权制度改革。[3]
　　笔者认为，上述论断基本反映了“中国模式”的一些特征。实际上，“中国模式”具有诸多丰富的内涵与特点，较为显著的特点有：
　　1、以发展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同时稳妥而慎重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始终高度重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2、以市场配置资源作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同时以国家宏观调控作为掌控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手段，“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方式。
　　3、重点突破与稳步推进相结合，力避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以“特区”作为试验田，大胆试行各项创新举措，成功后，逐步多点推进。
　　4、以公有制作为主体把握国民经济命脉，同时推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5、根据发展的不同时期，科学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将效率置于优先地位，同时兼顾公平。当改革进入深层次阶段，当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出现失衡时，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推出以“五个统筹”为内涵的科学发展观。
　　
　　“中国模式”有何教训？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模式具有诸多的成功经验，但也包含许多“中国教训”。它是“中国经验”与“中国教训”的结合体。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向市场化、全球化方向的进一步深入，改革过程中的经济与社会、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发展模式的某些弊端也显露出来，主要表现在：
　　1、 发展目标的不平衡性。旧的发展目标偏重于经济增长目标，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作为衡量发展成就的主要标尺，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又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物质财富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与社会进步目标。
　　2、发展方式的粗放性。多年来，一些地方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能源高消耗、环境污染、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之上，属于效益低、成本高、创新性少、不可持续的粗放扩张型发展。
　　3、发展结构的失衡性。发展思维停留在“工业文明观”上，以国家的工业增长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片面追求城市化和单纯的GDP产值，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区域发展上，沿海发达地区和老工业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拉大，由此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时有表现。
　　4、 发展手段的失衡性。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并未并驾齐驱，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内生性消费长期不足。外部一旦有风吹草动，国内经济便受到很大影响。
　　针对缺陷与教训，“科学发展观”赋予“中国模式”全新内涵。科学发展观就是改变发展思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统筹发展，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包容性、创新性，实行可持续发展。
　　
　　外界因何热炒“中国模式”？
　　随着“中国模式”热的升温，国外介绍和称赞“中国模式”的文章频繁见诸报端，其中不乏溢美之词，诸如，“中国模式吸引全球目光，成为许多国家羡慕和效仿的对象”；又如，“在‘华盛顿共识’分崩离析之际，‘北京共识’为世界带来了希望。”
　　外界为何如此热捧“中国模式”？这与美国模式的风光不再有关。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华盛顿共识”所推行的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大行其道，风光无限，然而，拉美等一批发展中国家效仿该模式以失败而告终，不但未能解决经济发展的痼疾，反而付出了两极分化的沉重代价。美国模式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此同时，中国走自身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关注“中国模式”，希望从中借鉴经验。发达国家的政要和学者也开始反思，“为什么美国模式光芒日渐黯淡，而中国模式的魅力却与日俱增？”金融危机后，美国模式更是遭到全世界的诟病。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史迪格力兹有感而发地说，“由于此次危机，没人再对美式资本主义表现出丝毫兴趣，世人都因为美国的过错而遭罪”。因此，金融危机后，世界掀起了新一轮“中国模式”热。
　　客观来说，在外界对于“中国模式”种种“美誉”背后，隐藏着不同目的：有别有用心歪曲的；有“捧杀”的；有希望借鉴“中国模式”、盼望中国带头的；有好奇、跟风的。而西方国家热炒“中国模式”，多少都带点鼓吹“中国模式威胁论”目的，有的诬称，“中国模式”是“政治集权体制下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是“国家管制主义和经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混合模式’”。
　　
　　如何正确面对
　　 热炒的“中国模式”？
　　面对“热捧”，中国需要保持清醒头脑，正确认识和定位“中国模式”。为此必须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4]
　　1、“中国模式”迄今尚未有一个科学而规范的界定。目前国内外对“中国模式”的称谓不仅五花八门，诸如：“北京共识”、“北京经验”、“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等等，而且大多按照西方理论体系、逻辑思维和分析框架进行诠释与界定。对此，中国应从提升“软国力”的高度来解释和宣传自己，尽早对“中国模式”的概念进行统一、科学、规范地界定和宣传。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尽量从经济学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定义“ 中国模式”。
　　2、加强对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研究。目前的状况是，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与探讨热闹非凡，而国内对自身模式的研究成果甚少，现有的研究大都是着眼于对国外研究的评价。
　　3、中国自身发展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在探索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中形成的模式，需要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去认识和定位“中国模式”，而不能以西方发达国家模式的要求和标准来界定和规划“中国模式”的发展构架和未来方向。
　　4、中国自身发展模式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构建发达的生产力和公正和谐的生产关系为目标，这是“中国模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的主要区别，因而不能以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标准来评判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成败得失。
　　5、谨慎对待所谓“北京共识”概念，不要高估中国自身发展模式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示范效应，应始终坚持认为，世界上并没有所谓发展模式的“共识”，只有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模式，更不能附和所谓的“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论调。
　　6、“中国模式”尚处于探索发展的早期阶段，模式特征尚未完全定型。目前，中国发展还面临来自国内外诸多现实问题的挑战，发展模式需要在探索与创新过程中获得进一步的充实与完善。
　　
　　综上，“中国模式”在世界发展史上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的核心要素诸如“根据自身国情制定发展道路”、“紧紧抓住现代技术革命的战略机遇”、“市场与政府缺一不可”等基本经验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中国模式”也必然要在总结“中国经验”和“中国教训”过程中逐步成为全面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丁云）
　　[1] 宿景祥.越南经济紧跟“中国模式”[J].?望东方周刊: 2004,6.
　　[2] 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53、175.
　　[3] 刘伟.市场化29年：“中国奇迹”是怎么创造的？[J].时事报告: 2007,11.
　　[4] 王友明.尊重发展模式多样性，建设和谐世界[M]//郭震远.建设和谐世界理论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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