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_中国模式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吗?

　　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言，“对于美国来说，一个理想的敌人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敌对，在种族和文化上与美国相异，在军事上有足够能力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可见，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构成威胁是成为美国“理想敌人”的首要条件。近年来，“中国模式”（常与“北京共识”混用）已成为美国战略界人士争相讨论的热门话题。在这场争论中，有一种论调似乎颇有市场，即“中国模式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有人甚至提出“当下的中国与鼎盛时期的苏联没有什么不同”，“中国正向世界各地输出自己的政经模式”。虽然这种很可能挑起中美意识形态对抗的言论既不负责任，在逻辑上也站不住脚，但却因迎合了美国国内对华强硬派势力的需要和社会民粹主义情绪，或将对中美关系产生实质性的政策影响，大有使中美滑向“新冷战”的危险效应。值得强调的是，这种被刻意放大和过度渲染的“发展模式之争”虽然看上去没有冷战时期的“两制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和“两化斗争”（分化、西化）那般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但其影响却更加深远、不容忽视。[1]
　　
　　对中国模式“威胁性”的认知
　　凭借过去几十年间近乎奇迹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中国崛起则被视为对美国单极霸权的最大挑战之一。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自由市场模式”或“华盛顿共识”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批判，“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资本主义的美国版本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至少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2]而在约瑟夫•奈看来，“中国所倡导的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与影响力”，或将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效仿对象。如果说福山和奈的看法还算平和、客观的话，那么，以“中国崩溃论”的提出者章家敦为代表的另外一些美国和西方战略界人士则将中国模式直斥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综合来看，对中国模式“威胁性”的认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认为，中国模式处于美国模式的绝对对立面，与西方世界所看重的价值观、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具有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冲突。这些人士倾向于将中国模式简单概括为“经济自由+政治专制”。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是“一种本质上反西方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是独裁主义和有限的市场动机的结合体”，“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与西方关于民主和人权的理念截然相反，中国人正依靠美国人所鄙弃的理念取得成功”，“中国的实力将挑战西方有关民主与经济成功相关联的思想，随着威权主义的再次流行，西方所坚信的‘自由行天下’的口号将面临挑战”。[3]《北京共识》一书的作者斯蒂芬•哈尔珀声称，对于华盛顿而言，“北京并不是一个明确的、紧迫的威胁，但中国所带来的威胁在于它代表了一套有损西方优越性的价值观”。
　　其次，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正有意识地将软、硬实力相结合与西方世界进行抗衡，特别是对外“出口”中国模式已成为中国崛起“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提出，中国模式的终极动力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实力最大化，而这种追求与中国一直未放弃的“霸权志向和世界战略”紧密相连。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利用“第三世界”理念培养反美国家；如今，中国则与一些西方学者联手鼓吹“北京共识”，无非是为了制造舆论，让世界无条件地接受中国霸权。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多党自由’旗帜正与中国的‘无附加条件的经济增长’展开斗争，‘民主资本主义’和‘一党资本主义’的对抗时代已经来临”。[4]就地区层面看，“中国领导层一直试图对邻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制定一项更微妙和更老练的外交政策来巩固‘北京共识’。”此外，非洲大陆的很多精英人士也认为中国模式值得效仿；甚至俄罗斯也正研习中国的体制，寻求以此作为治国惠民的样板。
　　第三，他们认为，中国模式的“流行”势将损害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最终有可能颠覆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知名战略预测专家伊恩•布雷默在谈及“自由市场的终结”时，不无忧心地指出，“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模式不仅会在近期使美国的跨国公司这种自由市场竞争者受到排挤，还会在长期造成全球经济的失衡，将对美国经济的长远健康状况和美国的全球政治影响力产生重要影响”。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阿伦•弗里德伯格认为，金融危机预示着“华盛顿共识”很快会被“北京共识”所取代，随着美国模式在亚洲、非洲和其他地方失宠，美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偏好改造世界的能力也会消失。而民主党重要智囊约翰•伊肯伯里亦称，目前唯一有可能取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就是“北京共识”，但围绕“北京共识”组织起来的国际秩序“将是一个分裂的、充满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集合体，所有人都会深受其害”。[5]
　　在对中国模式“威胁性”的认知基础上，美国战略界人士还提出了因应之道：一是重审美国对华政策，全面考虑中国对美国构成的种种挑战，特别是中美角逐“全球影响力”的现实，制定综合的应对战略；二是向中国“学习”，加强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成为坚决捍卫人权和进步理念的倡导者与示范者，从而获得第三世界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的赞同与支持”；三是在亚洲等重要地区努力构建“理念均势”，即通过传播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普遍原则而实现一种“影响力平衡”。[6]
　　
　　中国模式缘何成了
　　“意识形态威胁”
　　正如一位德国政治学者所言，“面对中国模式，西方似乎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心理危机”。对于美国部分战略界人士而言，中国模式正从“一种软实力挑战”演变为“新的意识形态威胁”。中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建构为一种带有极大威胁性的符号和意象。他们缘何如此忧心中国模式？出现这种“威胁性认知”的主要背景是什么呢？
　　首先，金融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家间或地区间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和发展潜力的消长变化，它更是引发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深刻的理念之辩与模式之争。全球权力大体上由西向东、自北而南的变迁趋势在这场危机中得以强化，所谓“他者的崛起”也涵括了“各种思想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交锋”。福山在探讨金融危机结束后全球发展理念的变化时极为敏锐地指出，西方，尤其是美国，已不再被视为社会政策创新思维的唯一源头，新兴市场国家正成为经济资源、思想理念和发展议程的重要来源。而且，新兴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趋增多，势将稀释西方大国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牛津大学教授安德鲁•赫里尔甚至认为，中国等新兴国家的重要政策目标就是联手对美国霸权进行“软制衡”（soft balancing）。[7]无疑，在新兴国家目前所能提供的各种发展理念和模式中，中国模式是最引人注目的，当然也最易成为西方攻击的靶标。
　　其次，美国对中国模式的担忧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所谓“全球性民主衰退”的认知，换句话说，他们担心的不只是中国模式，而是以此为代表的“民主化替代方案”的影响力。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人曾自信满满地宣称：“经济自由带来自由的习性，自由的习性带来对民主的期待”。但中国经济的“自由化”并没有带来西方所界定、所期待的“民主化”，而在世界范围内，也出现了所谓“专制主义浪潮的回头和掠夺型政府的重新崛起”。许多年轻的民主国家都因治理不力、发展无方而陷入困境，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对“威权资本主义”模式表现出极大兴趣。更令西方世界感到忧心的是，“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无论是在新加坡、中国、俄罗斯这样的专制政体下，还是生活在美国、英国和意大利这样的民主社会中，人们都一心只想着积累财富，专注于物质享受，甚至愿意因此牺牲他们的个人自由⋯⋯自由市场模式的支持者想当然地认为，财富的全球化会激励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推动民主的全球化，但事实并非如此。”[8]
　　第三，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黩武政策及近年发生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这场金融危机使美国的软、硬实力极大受损，不少人认为被国内问题束缚手脚的奥巴马政府耽于推动“自由议程”，缺乏与中国模式进行抗衡的资源和动力，甚至“连美国自己都在自由标准上出现了倒退”。一方面，中国已成为“资本主义的发电机，而不是摇摇欲坠的自给自足型国家”。另一方面，美中经济的相互依赖，或曰“经济恐怖平衡”削弱了美国伸张自由民主价值观，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抗衡的能力。此外，不少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分析人士都撰文讨论美国的“国内政治动荡”，甚至连一些美国官员也在抱怨“失灵的”政治体制。还有欧洲学者认为，为了追求经济稳定，美国也开始加强“北京共识”所提倡的政府干预，“华盛顿的新务实主义与北京的政策取向之间出现了很多相似之处”。[9]在外交层面上，美国知名战略家查尔斯•库普钱则坦承，美国在世界各地推行其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行动使其相对于中国和俄罗斯而言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便不难理解，缘何美国部分战略界人士硬是要将中国模式渲染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这种论调表明，美国对中国“超预期崛起”的战略焦虑感正明显上升，在两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差距渐趋缩小的同时，中美之间的“身份认同差距”却不减反增。现在，部分美国人之所以故意夸大中国实力，曲解中国意图，炒作中国威胁，想当然地认为“唱衰美国的中国精英阶层坚信中国模式远胜美国模式，中国对美外交正发生根本性的强硬化转向”，实际上是为了达到自己“做空中美关系”的特殊政治目的。可以预见的是，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保守主义观念僵化、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强化和社会民粹主义情绪深化的情况之下，“中国模式威胁论”或将更受吹捧和更有市场，但这种论调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共同演化”与“整理内务”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外界对“中国模式”的认知呈现出鲜明的“罗生门”特征，对“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莫衷一是，有些说法甚至相互矛盾，颇有盲人摸象、各取所需之感。这种情况使“中国模式威胁论”者有了恶意曲解、任意发挥的极大空间。比如，美国学者雷默认为，重视创新、追求社会分配公正和独立自主是中国模式的三大核心内容，而日本学者池上雅子却贬斥中国模式“单纯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无视财富分配的公平，缺乏实际意义的经济增长，始终维持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旨在阻止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发展的意识形态处方。”还有人干脆将中国模式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或是随意地把中国与俄罗斯、伊朗等国并称为“独裁资本主义”国家。[10]
　　此外，与“中国模式威胁论者”的惯常认知相反，中国国内精英阶层对中国模式普遍持冷静、谨慎、批判态度，他们强调慎提中国模式，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只能算是“中国案例”、“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或“中国特色”，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层在中国模式问题上保持了“鲜明的理性”，不仅没有接受这一提法，更不用说将“出口”中国模式上升为某种对外战略。[11]2011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结束后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曾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中，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
　　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不存在推广中国模式的主观意图，客观上，中国模式也是难以“出口”的。一方面，虽然所谓中国模式对部分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这一模式的基础，即政治制度、思想传统、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别国想学恐怕也学不来。另一方面，中国模式还仅仅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是一种“正在生成、正在构建、尚不成熟的社会发展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向外“出口”中国模式反倒会给中国的外交带来极大负面影响，既可能使中国与西方国家（和其他具有“全球性抱负”的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也会造成和深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猜疑和不满，那些声称自己“以华为师”的国家更有可能将自身失误归咎于中国。正如一位中国高级外交官所言，“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都是不合适的，中国不认可中国模式，更谈不上推广它⋯⋯所有普世价值都是相对的，世界都学习美国行不通，都学习中国也会出问题，强加于人更是要倒霉。”
　　因此，“中国模式威胁论”者所谓“中国通过向全球推广中国模式赢取战略利益、实现中国崛起”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但同时，这些人应当勇于接受一个现实，即“华盛顿共识”的缺陷是客观存在的，发展中国家对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疏远并不是因为中国模式的出现。福山认为，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和拉美相继发生的金融危机就使与‘华盛顿共识’相关的许多思想，尤其是完全依赖国际资本丧失了信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太过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忽略了不同的经济体需要不同的制度。后来在此基础上出现的“后华盛顿共识”则有所修正，开始强调政府在经济转型期进行必要干预的重要性。
　　同时，“中国模式威胁论者”也应乐于接受一个现实：即便是在危机之后，中国也没有采取放弃市场导向、贸易自由和经济开放的做法，积极与西方国家协调宏观经济政策，赞同维持和强化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全球多边机制，继续与既有的国际体系相融合。换言之，中国模式的成功实际上强化了“华盛顿共识”中部分合理要素的功用，并不意味着“华盛顿共识”的彻底崩溃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消亡，两者之间并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纽约时报》知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就曾指出，“华盛顿共识之所以濒临衰亡不是因为促进经济开放和贸易的各项原则，中国近来在执行其中多项原则时比我们做的还要好，问题主要出在华盛顿身上”。[12]
　　那么，“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能否在未来找到一条共存、共进，甚至是“合流”的道路呢？实际上，无论是所谓的中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都需要“共同演化”。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应将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经验和成就仅仅归结为“没有民主制度约束的经济增长”，并不计后果地给或许根本就不存在的中国模式套上“意识形态威胁”的标签。它们应当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的巨大兴趣中看出这些国家对实现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愿望，对构建“公平的财富和权力国际分配机制”的渴求。中国模式的积极意义正是在于它会“带来反思和智慧”，促使包括美国在内的更多国家重新考量公平与效率、增长与稳定、秩序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强化公共服务、提高政府效能、协调复杂利益、应对多重挑战。可以肯定的是，在经历了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会重新思考强调小政府、取消管制、私有制和低税收等核心内容的自由市场模式，它们会提放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过度自由化或“外资崇拜”，会正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并进而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和社会关怀，会倾向于运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推进本国的产业政策，等等。
　　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性关口，类似“中国模式威胁论”的声音只能给双方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带来更多困扰和阻碍。毋庸置疑，两国各自面临的最大挑战实际上都来自于国内问题，而且都面临着不同形式、不同目标、不同程度的发展模式转型难题，中美需要的是“模式互鉴”而非“模式之争”。正如美国学者戴维•兰普顿在美国国会就中美关系作证时所言，面对包括中国模式在内的来自北京的全方面挑战，“美国所能采取的最好行动⋯⋯就是将自己的内务整理好，走上一条追求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和良好治理的道路。中国人看重的是实力和决心，而不是空谈。如果美国在这些方面做出积极改变，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来自中国的积极回应。”[13]2001年，章家敦曾作出“中国五年内崩溃”的预言，而如今，他和一帮人又在宣扬中国模式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但愿这将又是一次空谈。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p. 262; Leon T. Hadar, “Don"t Fear China,”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Dec 17, 2010;袁鹏.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和战略焦虑感.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1[J].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2] Nancy Birdsall and Francis Fukuyama,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after th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1.
　　[3] Michael D. Swaine, “Perceptions of an Assertive China,”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32, 2010.
　　[4] 池上雅子：「 北朝?•モンゴル•ミャンマ?に?る中国が展?する?似「?州国」政策」，『中央公?』2010年4月号; Roger Cohen, “China vs. U.S.: Democracy Confronts Harmon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22, 2006.
　　[5] Ian Bremmer, 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 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 New York: Portfolio, 2010; Aaron L. Friedberg, “Implicati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 the US-China Rivalry,” Survival, Vol.52, No.4, 2010; G. John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1.
　　[6] Elizabeth Economy, “The Game Changer,” Foreign Affairs, Nov/Dec 2010; “China’s Arrival: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Sept.2009.
　　[7] Andrew Hurrel, “Hegemony, 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What Space for Would-be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2, No.1, 2006.
　　[8] Larry Diamond, “The Democratic Rollback: The Resurgence of the Predatory Stat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8; John Kampfner, Freedom for Sale: Why the World is Trading Democracy for Secu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9] “Facing Up to China,” the Economist, Feb 4, 2010; Jonathan Holslag, “Beijing Consensu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17, 2009.
　　[10] Francis Fukuyama, “US Democracy Has Little to Teach China,” Financial Times, Jan 17, 2011.
　　[11] 郑永年.中国要确立外交政策国际话语权[N].联合早报，2007-07-24；另见2009年12月7日《学习时报》刊发的李君如、赵启正等人的文章。
　　[12] Thomas Friedman, “Never Heard That Before,” New York Times, Jan 30, 2010.
　　[13] Benjamin A Shobert, “Insights into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Asia Times Online, Mar 1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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