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

　　加拿大和中国在治理方面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它们的全球治理方式都为国内文化所塑造。由于很多共同的或不同的原因，这两个在“块头”上令人瞩目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偏好秩序与稳定。
　　加拿大最初的宪法是在和平、秩序与良政的基础之上制定的。这样的价值观不仅反映了加拿大对领土完整的关注，也体现了其国内普遍存在的无序状态/过度个人主义/西部蛮荒，这也是整个美洲大陆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也已经通过和谐社会的理念，开始努力从国内的核心原则向外延伸至外交手段――扩展到和谐世界的理念。这种思路体现了其实体机构应嵌入改革意识的战略选择。当然，中国的战略选择还反映了其对内部分裂的敏感性。众所周知，加拿大的敏感意识主要体现在时有发生的威胁国家统一的地区和民族矛盾上，包括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对保护主义的分歧，以及英/法籍人士对征兵制度/经济、身份认同及语言控制方面的格外关注。就中国而言，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长期持续增长的奇迹，但随之产生的城乡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的现象也使其保持着一定的敏感度。
　　然而，退一步讲，加拿大和中国一直都不是淡出世界的孤立主义者。两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将维护国内秩序与稳定同诉求一定的国际秩序结合在一起共同推进。
　　
　　加拿大和中国视角
　　――全球治理机构
　　一、联合国框架
　　中国和加拿大传统外交政策的核心都集中在联合国。
　　加拿大在联合国建立之初便提升了其地位，通过在联合国中扮演能够体现其实力的角色，运用实用原则提升了自身的知名度和国际地位。在诸多领域如食品、人口流动、交通运输、能源、民航以及关贸总协定中，许多加拿大领导者，无论党派，都因其对扩大议程的支持而知名。加拿大还努力调和国内权力集团试图利用其思想和行为影响决策的热情和做法。莱斯特•皮尔逊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通过维和部队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布赖恩•马尔罗尼在抵制南非种族隔离，妇女及儿童角色等问题上获得了成功。哈珀总理则大力推进孕产妇保健等实际问题。加拿大在大型国际会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在多次会议，尤其在里约首脑会议中，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臭氧层损耗的议题上表现突出。
　　联合国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对于联合国对全球政治的重要性，中国持积极态度。中国在官方声明中指出：“中国⋯⋯重视联合国作为国际多边机制的核心⋯⋯的重要作用⋯⋯并积极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通常是在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及其他机制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支持。中国正在完成联合国赋予的众多使命。
　　二、其他机构
　　除了对联合国的支持，两国同样也认识到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基础上，还需要辅以其他区域和全球性机构作为补充。
　　在过去的20年中，加拿大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为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采取了大量重要的区域行动，同时还采取了其他一些重要举措，如支援海地。
　　而在中国，可以说，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在内的区域机构越来越重要。除此之外，中国参与了三个东盟发起并推动的多边机构，分别是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中国合作、东盟10+3进程(APT)。中国政府开始投入越来越多的外交资源用以建立布雷顿森林规则的替代体制选项，如在南方世界加强区域开发银行的创建，创建新的多边贸易计划，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亚洲开发银行。
　　中国政府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一治理发展模式。2006年，北京举办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FOCAC)，有超过50位非洲领导人与会。此类外交活动引起了国外观察家的注意。中国还宣布将为非洲提供超过10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直接投资，增加一倍的无偿援助，以帮助非洲国家建立医院和疟疾防治中心，在农村地区开办学校，为非盟创建会议中心，并免除所有符合条件的国家截止到2005年底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最终应实行怎样的区域多边建设，中国尚未提出宏大的倡议，但日本与澳大利亚已经分别对诸如东亚共同体和“亚太共同体”这样的宏伟远景和新建议表示拥护。
　　同时，加中两国间已经开始通过新型伙伴关系为推动发展进行积极的合作。
　　当然，尽管中国和加拿大分别拥有截然不同的历史和政治体系，两国在外交风格上还是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
　　中国推出了一些外交理念，如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和“不当头”。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日益变得坚定自信。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表现出了更大的意愿与其日益增长的军事及经济力量相称。正如一位时事评论员所说的：“中国已经加快与联合国合作的步伐，并且最近几次的表现都优于美国。”[1]
　　在这个问题上，加拿大虽然略有不同，但总体而言也在推行安静外交，尽力坚持理性，努力控制冲动。这种安静的外交风格被外界认为是加拿大较早时期的外交特色。但这种风格已经延续到当今时代，并且被斯蒂芬•哈珀政府所重视，主张谨言慎行，低调行事。
　　在这个时期，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学习”了全球秩序的规则。中国参与到全球化社会实践和规则中来的高潮则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那时中国接受的国际承诺数量之众前所未有，从而获准进入全球贸易体制。北京在现实中的表现要远远超过大多数国际专家先前所做的预测。
　　三、G20的平行视角
　　中国认为，对于众多国家而言，G20是一个能够提供经济共赢的良好的机制。中国确信由于G20的成员既有发达国家的G8，也吸纳了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及欧盟，因此具有高度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分析人士认为G20的出现预示了新兴经济体正在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反映了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力量正在发生变化。[2]同时，G20日益增加的重要性意味着美国的霸权正在被改变，同时证明新兴力量在解决全球问题时的不可或缺。
　　此外，中国的分析人士认为，G20的制度化和新兴经济体被赋予更大的表决权从根本上表明，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正在逐步取代G8的G20表明，全球治理体系正在按照国际经济实力结构发生调整，其走向是从发达国家的绝对支配地位走向“南北共同治理”。
　　同时, G20的出现也表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和平崛起。[3]中国的分析家总结说在发展新的世界秩序方面，G20是“一大历史进步”和“一个重大突破”。尽管目前从本质上来说G20是一个经济论坛，但它很有可能在全球政治和安全领域新秩序的催生方面起到积极作用。[4]从一定程度上讲，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已经在该领域实现了一些目标。由于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中国加入G20已经使G20中的力量和结构发生了朝向新兴经济体的倾斜。[5]此外，G20的运行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6]
　　尽管中国认为二十国集团或许不是最好的平台，而且其发展前景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然而，在中国和平崛起并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过渡期中，仍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中国的分析家们相信，未来二三十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亦是可预料的中美摩擦高发期。然而，中国需要一个可预测的、有弹性的和非对抗性的外部环境以确保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顺利进行。因此，中国认为，二十国集团有助于这样一种外部环境的形成。
　　首先，二十国集团为稳固全球经济，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提供了平台， 所以中国经济并未受到全球经济剧烈波动的负面影响。[7]其次，二十国集团为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提供了一个能够让世界倾听，并且尝试在国际金融机构获得更多代表权与发言权的机会。[8]第三，二十国集团被视为是一种能缓解中国与其他老牌强国――主要是美国之间冲突的有效机制。从这个意义来说，目前二十国集团在中国看来是相当完美的国际机制，因为它具有弹性、表述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等特性。第四，中国学者认为二十国集团将为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以及与其他国家进行卓有成效的经济合作等方面，带来很多机遇。
　　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的主要任务有：与其他成员国共同反对贸易壁垒，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以及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在全球金融部门，中国应争取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国际监管体系、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改革。中国同样应该积极谋求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进一步改革，主要涉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决策权与更多代表权问题。
　　中国应稳步推进国家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并且维护该体系的稳定。目前，中国已在这方面取得一些成功。例如，中国成功地使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从3.72%提升到6.39%，投票权则从3.65%上升到6.07%，从而一跃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第三大最有权势的成员国。虽然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两极，但其他功能地区的重要性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从加拿大和中国的
　　视角看多国集团的未来
　　很明显，加拿大和中国不会有同样的目标，因为它们隶属不同的“俱乐部”。加拿大是八国集团的坚定拥护者，而中国不是。
　　中国认为“金砖国家”机制对全球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一多边机制有助于加速国际体系的多极化，改革不平等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9]中国分析家认为“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之所以存在合作关系，是因为它们在国际社会中拥有相似的地位和共同的利益，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他们强调在战略层次上，五国在争取更公平、更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方面拥有共同目标。这一目标被视为是中国积极参与“金砖国家”机制的重要推动力。[10]
　　中国意识到“金砖国家”机制可能对全球经济事务产生重要影响，但对国际安全领域产生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大体上来说，中国可能将“金砖四国”机制视为一个有益的多边舞台，以增强参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在关键的国际问题――如贸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协调参与国之间的立场、观点，同时在其他更多领域的决策方面与西方国家进行抗衡。
　　对于二十国集团与八国集团之间未来的关系，中国学者之间有着不同意见，大体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为了缓解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二十国集团的部长会议应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重新发挥其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对话机制的作用，而八国集团则应该在G8+5的机制下，继续处理诸如气候变化、非洲发展、全球贸易等问题。第二种观点是，二十国集团应该更加制度化，囊括安全、社会与环保领域，最终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心。第三种观点认为，二十国集团与八国集团各有侧重。二十国集团应该将自身功能限定在经济领域之内，八国集团则应该在G8+5的框架之内继续发挥作用，处理除了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事务。
　　中国的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上述提议中的第二种方案比较适合中国，他们认为二十国集团应当作为应对全球政治和经济挑战的重要舞台，并最终取代八国集团的地位，这意味着全球多极化进程又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他们进一步提出，八国集团之所以难以适应当今全球经济秩序的新要求，是因为八国集团只代表了最发达国家。尽管最发达国家具有相似的政治理念，但不能代表全球大多数国家。八国集团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开始采用G8+3与G8+5的新机制，以提高自身的代表性。更为重要的是，二十国集团在经济领域具有超凡的影响力。2008年，二十国集团的整体GDP达到了全球GDP总量的85.8%，而八国集团的整体GDP仅为世界GDP的53.6%。过去20年来，二十国集团经济增长的速度，即使在经济危机时期，也远远高于八国集团的经济增长速度。
　　在有些中国学者看来，二十国集团无疑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衡的国际力量和经济地位仍未改变却是不争的事实。二十国集团的未来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难以成为最重要的多边机制。[11]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全球重要行为体之间经济依赖的进一步加强，二十国集团可能会逐渐走向机制化，且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二十国集团也可能会变得无关紧要。
　　（作者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FULL FN Fullilove, M. (2006). Angel or dragon?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 85(Sept/Oct), 67-71.
　　[2] 赵宗博．关于二十国集团活动成果的若干思考[J]．当代经济，2010，2：60―63．
　　[3] 刘瑞，徐毅鸣．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G20应当持有的基本立场[J]. 社会科学研究，2010， 2：67-72.
　　[4] 赵晓春．G20峰会与世界新秩序的演进[J]．现代国际关系，2009，11．
　　[5] Ark Beeson & Stephen Bell, “The G-20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Hegemony, Collectivism, or Both?” Global Governance, Vol. 15 No. 1 (January-March 2009), pp. 67-86.
　　[6] Geoffrey Garrett, “G2 in G20: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Global Policy, Issue 1, Vol. 1 (January 2010), pp. 29-39.
　　[7] 赵宗博．关于二十国集体活动成果的若干思考[J]．当代经济，2010，2：60―63．
　　[8] 同上。
　　[9] 王?生．金砖四国的魅力和发展趋势[J].亚非纵横，2005,，9．
　　[10] 同上。
　　[11] 萧舒，宫玉萍．三次峰会后看二十国集团的发展前景[J]．当代世界，2009，11；黄仁伟．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利弊[J]．现代国际关系，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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