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蝈蝈张”玩虫那点儿事儿 中国四大鸣虫

　　蝈蝈学名“螽斯”（音钟斯），是京城的四大鸣虫之一，《诗经》最早记录了“促织”一词，而“蝈”字最早见于《周礼?秋官?蝈氏》，释为“蛙”，明代蝈蝈还叫“蛞蛞”，到了乾隆这儿，认为《周礼》为误注，“蛞蛞”由是变为“蝈蝈”，按北京话蝈蝈要加儿话音，自此北京西山、燕山、安子沟、大灰厂等地方自产的绿皮红眼，紫脸粉肚的螽斯就统一以“京蝈蝈儿”的诨号风靡坊市。
　　
　　
　　中国人讲“号”，张连桐在北京虫子界的名号就是“蝈蝈张”，“2004年演周总理的演员王铁成在我这儿挑了很多蝈蝈，我给他一残蝈蝈，没要钱，叫得相当浑厚好听，他给我起一名字‘蝈蝈张’，叫到现在。”
　　蝈蝈张是满族人，祖父曾是京城的“名票”，当过最大的戏园子广德楼的主管，生父去世后他跟着母亲改嫁，捡煤核、打执事贴补家用，唯独蝈蝈给他乐子，今年他差一岁七张，玩儿蝈蝈玩儿了一甲子，除了老眼有些昏花之外，腿脚利落，说话也跟打锣似的，挑剔着窗台上有机玻璃叫罐里晒太阳的紫脸粉肚、红眼绿皮的蝈蝈们直咧嘴：“这都不行，都是庙会卖剩下的。”
　　
　　一只好蝈蝈的诞生史
　　
　　“蛐蛐，蝈蝈，金钟，蟋蟀，老北京话所称的四大鸣虫古人都管叫‘促织’，唐代开始玩虫，比如杨玉环，白天把蛐蛐放在廊下，晚上放在枕边，解除忧闷。到了南宋，有个“蛐蛐儿宰相”贾似道，每天在宫中陪着妃妾，不干别的，就研究蛐蛐，终于写了中国首部蛐蛐谱《促织经》。” 蝈蝈张家中藏有一轴手抄的《促织经》长卷，这是他从2002年拜的师傅、收藏家周继烈老先生那儿抄来的。
　　唐玄宗的虫子给了贾似道，贾似道给了乾隆爷，民初皇室出宫，贵族平民玩儿的都一样了，街上鳞次栉比的酒楼里都是虫子。
　　老头子从窗户根儿一堆泛黄的纸书里挖出一本图文并茂蝈蝈儿谱，帮我们区分铁蝈蝈，绿蝈蝈，草白蝈蝈……他点着一个蓝蝈蝈的照片，说：“这个是异形，太难得了，不佩服人家不行！”又对着一个红头蝈蝈照片赞叹：“谁现在有这样一个蝈蝈，我马上给钱，给一千块！”问他一千块买只百日虫是不是太贵了，他回说想买还买不着呢，没地儿买，要能买上，就把它照下来，做成标本，当讲案。
　　“我研究蝈蝈到什么程度呢，有几个指甲，触角器官、听觉器官在什么地方我都清楚。”蝈蝈张十分自信，给我们讲什么样的蝈蝈叫得好：“蝈蝈靠膀子发声，简单地说，挑蝈蝈的时候看鞍子（类似于背），鞍子到头部的距离跟到膀子基本上一边儿大，这就属于必叫不疑的膀子，如果膀子比它，叫大膀子，膀子高，膀筋厚，叫得更好。黄蝈蝈不如绿蝈蝈，绿蝈蝈不如铁蝈蝈。”
　　“蝈蝈是体外受精，一生经历卵、若虫、成虫三个时期，一般是7月配种扎子，‘份’蝈蝈（人工繁育鸣虫儿北京人和天津人称之为“份虫儿”。份虫儿的暖房叫“份房”，“份虫”的名家叫“罐家”，“罐家”的密法连徒弟都不传）要选好子冷冻，第二年2月进‘份房’，4月开始膨胀羽化、崩秧，从若虫到成虫要蜕七次皮，七七四十九天方成为一只好蝈蝈。”蝈蝈张深入浅出地自问自答：“蝈蝈有一夫多妻吗？没有，因为蝈蝈善妒，雌蝈蝈能把‘情敌’给吃了。蝈蝈老了怎么看？脖子黑亮黑亮那就是了。什么叫砸底？就是在葫芦底部实以特殊的纸浆或泥土抹成与水平线40-45度的斜勺面，让虫子接着‘地气’，可以正常生长。好底儿几百年不掉……”
　　
　　南横街的西皮散板
　　
　　蝈蝈张的“玩虫史”是从京城有名的老街南横街开始的，别看现在他能从紧巴巴的两居室里辟出一间“秋吟堂”来研究虫子文化，当年他住的“黑窑厂”就是个南临陶然亭，北临菜市口的沼泽死坑，那是三教九流集散地，不少唱戏的名家在那儿练功。
　　南横街里有蝈蝈张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人和事：“四平园”住着“份虫”的“中国第一‘罐’家”寇家的寇二爷，他的手艺传给了儿子寇金宝；“88间房”住着卖虫为生的九叔“麻片儿”，他家除了半间土炕上堆满了蛐蛐罐和油葫芦挑子，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解放后因为“份虫”中了煤气走了；发小刘宝树现在也是有名的“罐家”，当年常跟蝈蝈张在“麻片儿”家搬搬弄弄。
　　京城玩虫盛行时宣武门、牛街、椿树上头条都是有名的摆擂台、斗蟋蟀的地方，民国初期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宋德珠与家人在西花市西口开设万胜茶园，余叔岩、李多奎等很多名家都在那儿品茶赏虫，茶园自然成了鸣虫市场。现在的天桥电影院东北方向以前有个民国时建的二友轩坤书馆（已于1966年关闭），是寇家、大祥、二祥、“麻片儿”等人相聚的地方，天不亮他们就到。茶社开门后，他们常拿出白薯窝头烤在砖砌的炉台上，等过来听小曲、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喝茶的客人多起来后，再拿出各自怀揣的冬虫、葫芦进行交易，天黑了才回家。很多名人都跟他们买虫，唱京剧的谭元寿先生去陶然亭（当时叫窑台）练功回来途经黑窑厂，总是先喊一声“片儿”，然后进屋挑上几个油葫芦带走。从不讨价还价，有时高价买的好葫芦还要多给钱。
　　“老北京人的日子苦，但那会儿的人都好玩儿，可谓苦中有乐。”蝈蝈张说：“玩虫追文求雅才是正宗。过去玩虫的人经常互发请柬，组办蛐蛐局以虫会友。除了好虫、名具，有的还要建“秋声馆”、“玉音斋”、“秋雨梧桐轩”这些养虫专用屋。少数人赌博败俗风气，报上说南方斗局，一局赌资甚至达到数十万元，这都是邪路”，蝈蝈张回忆，“文革时破四旧不让玩，好多老人家的蛐蛐瓦罐都没了，红卫兵进门就砸。那时我穷，连吃饭都成问题，更不敢偷玩了。”
　　
　　零落的想像力
　　
　　再长命的蝈蝈也活不过百天：“我能从蝈蝈的叫声中听出感情来”，蝈蝈张表情很认真，自然界的蝈蝈夏生冬死，“秋后的蛐蛐叫得非常凄惨，到夜里了能听见他小声嘟儿嘟儿地叫，太孤独了。”老祖宗几百年来对蝈蝈的研究形成了一套欣赏标准，什么叫声好，怎么挑，怎么养，怎么“份虫”，怎么做虫具……可说是达到了想像力的极致。
　　“一个小巧玲珑的六角袖珍葫芦，配上造办处紫檀镶虬角、驼骨嵌象牙、雕红镌山水的葫芦盖，一边晒太阳，一边在铺上绒毡子的大条案上看蝈蝈伸须弹腿”的情趣与电子时代的法则不太相适，懂得听叫声的行家耳朵也寥寥无几。
　　2007年1月，张连桐撺掇首都鸣虫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赵伯年在北京弘燕市场的虫友堂举办了中国首届鸣虫大赛，开幕词中赵伯年点到举办鸣虫大赛的意义：“如果我们现在不做抢救，再过十几年，不要说几十年，一旦我们的老前辈故去，一旦耳朵失聪，那么蝈蝈的这一文化就要消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了。”
　　这次鸣虫大赛分为了三类奖项。本叫音高：用仪器测量虫叫，分贝高者名次列前；本叫音质；和点药（主人在蝈蝈翅膀上点上由松香、黄腊、朱砂等材料配成的药水，使蝈蝈声音变“憨”）音质，由专家通过虫子的声音、色泽、体形来综合比较。获奖者有奖金证书，但严禁赌博，发现即取消比赛资格。这算今年京城虫子界的一个大创意。
　　几年前，蝈蝈张和朋友在华声天桥娱乐城合开了一家“三义斋”卖虫具，用他的话说，也算为鸣虫文化的传播做点儿事情。
　　蝈蝈张“秋吟堂”的墙上挂帘子一样哪哪儿悬的都是葫芦，挤得两幅民初赏虫图架在沙发上。采访时他抱出一大盒子自己设计的葫芦虫具一个一个讲范制（人工加工葫芦）的奥妙。讲同仁堂的乐家怎么得的“三河刘”的葫芦，讲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才能寻到的明朝“又吃年代，又禁水漫，都是用绢罗打，用脚趾踩过泥才烧造”的“宣德罐”。
　　八旗子弟败了，旧北京消隐于胡同里弄，新北京呼啦啦地起来，这是一种想像力和另一种想像力的更替，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质疑和融合。皇城里曾经的辉煌都成了历史的遗迹，唯有蝈蝈活着出来融入寻常百姓家，一声蝈蝈叫仿佛一下子勾出了如影似幻的前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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