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炳：为残疾人维权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张元炳

　　图片提供/张元炳 　　 　　残疾人法律援助是我国残疾人法制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颁行的《宪法》《刑法》《民法通则》《劳动法》《教育法》等都对维护残疾人权益作出了明确规定。199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正式颁布。它们共同为残疾人的康复、学习、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社会福利等提供全面系统的法律保障。
　　
　　1998年，重庆律师张元炳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成立“残疾人法律维权事务部”，专门为残疾人提供法律维权服务，开全国律师界先河。
　　
　　
　　“你们是中国残联的杂志啊？太好了！我正准备找中国残联商谈共同创建中国残疾人维权中心的事，你说是不是嘿（很）有意义？”刚听完记者自报家门，还未及寒暄，满头银发的张元炳一口抢过话头，用地道的重庆方言直切主题，声若洪钟，一脸孩童般狡黠的微笑。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张元炳是重庆元炳律师事务所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因曾在轰动全国的“綦江虹桥垮塌案”、“张君特大抢劫杀人案”等大要案的庭审中担任辩护律师而享誉中国律师界。但更让张元炳感觉荣耀的，是他开启了中国律师事务所为残疾人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先河。
　　春节前夕，记者在位于重庆市两路口希尔顿酒店商务中心12层的重庆元炳律师事务所见到张元炳。刚从外地办案归来的他，风尘仆仆，但精神矍烁。黑色风衣打理得整洁而体面。他随手拨了拨满头的银发，隐约露出夹杂其中的几缕青丝，在重庆久违的冬日暖阳映照下闪闪发亮。
　　
　　成立特别部门
　　解残疾人维权之难
　　
　　“残疾人维权特别难，你想象不到。”专访在张元炳简约而雅致的办公室里进行。他一开始就如是说，语速很快，神情凝重。
　　“我在1998年7月接过一个案子，”张元炳回忆说。“一天下午，我们律师事务所里突然涌进来10多名聋哑人，每个人脸上都淌着眼泪。”通过书写的方式，张元炳才搞清楚：带头的中年妇女叫王兰香，她的丈夫李洪彪也是聋哑人，一年前因涉嫌盗窃枪支被江西九江警方抓捕。此后几个月，又有二十多名聋哑人被关押，从各地赶来声援的聋哑人越来越多。来自武汉、成都等地的律师与当地警方交涉均无果而终。王兰香等人只得千里迢迢来到重庆向张元炳求援。
　　凭着多年从事律师工作所积累下的办案经验，张元炳敏锐地意识到此案有冤。“我当即聘请了重庆市聋哑学校一位任教多年的老师作为助手，前往九江调查。”
　　在被关押近一年后，李洪彪等人第一次见到律师。他几乎是痛哭失声地用手语告诉张元炳，一年前，配枪丢失那天，他并不在九江。“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如果能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李洪彪等人的作案嫌疑就可以被彻底排除。”张元炳于是马不停蹄地赶往李洪彪提及的距离九江50多公里外的小镇。通过寻访当地证人、查找相关记录，张元炳将李洪彪并不具有作案时间的证据提交给了当地公安机关。半个月后，李洪彪等聋哑人被无罪释放。
　　“张元炳”的名字被急切的手势在无声世界里传播开来。被奉为“救星”的张元炳心里却感慨万端。“其实这个案子并不复杂，要澄清李洪彪等聋哑人的冤情也不难，但是为什么这些无辜的聋哑人会被关押近一年之久呢？”
　　回到重庆，张元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里成立“残疾人法律维权事务部”，专门为残疾人提供法律维权服务，此举在全国律师界开了先河。
　　
　　既要帮助维权
　　更要给残疾人生活的勇气
　　
　　“赵学玉“这个名字是2003年6月21日第一次出现在“残疾人法律维权事务部”的。张元炳至今记忆犹新。“那天中午，有人送来一封信，我拆开一看，是一个叫赵学玉的女子用嘴含着笔一字一句艰难写下的申诉材料。”
　　8年前的一天晚上，18岁的赵学玉骑摩托车回家时撞上一公路收费站的栏杆，造成高位截瘫。这个被永远困在床上的姑娘，从此“走”上了状告收费站的长达8年的诉讼历程。
　　当天下午，张元炳赶到赵学玉家。一间又潮又暗的小屋里，浑身长满褥疮的赵学玉躺在床上，生命之烛飘摇不定，眼神中却依然流露出坚强。
　　接下来的交谈让张元炳了解到一个重要情况：8年前发生事故时，那个收费站并未取得合法的收费资格，属于违法设立。张元炳眼前一亮。他拒绝了赵学玉要写给他一纸关于律师费的欠条，只叮嘱她往后要继续勇敢地生活下去。
　　此后半个月，张元炳来到赵学玉出事的收费站附近走访群众、了解情况，并多次前往交通部门查阅当年的文件，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为赵学玉追回了迟到8年的赔偿。
　　在拿到赔偿金的同时，赵学玉还收到了张元炳送去的两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轮椅上的梦》。她将书紧紧地抱在怀中，冲着张律师使劲点头。
　　
　　遭遇车祸致残
　　大律师始为残疾人维权
　　
　　众多得到过张元炳帮助的残疾人都爱管张元炳叫“大律师”。可谁曾想到，热心为残疾人维权的张元炳自己也是一名残疾人。
　　1995年，张元炳辞去重庆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的公职，办起了在当时的重庆还为数不多的律师事务所。那一年，他43岁，正值壮年。
　　创业之初的踌躇满志被一场不期而至的车祸撞碎。就在那年的12月5日深夜，张元炳的右臂和右腿粉碎性骨折，击碎车窗的钢管刺入他的头部右侧，导致右眼彻底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受到严重损伤。张元炳走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刚刚立起的门户也差点永远关闭。
　　
　　“我是被素不相识的民工兄弟送到医院的，我的眼睛拆绷带那天，他们又一大早买了鸡蛋赶来看我。你不知道那是一张张多么憨厚的面孔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元炳的眼睛有些湿润。“有个30多岁的民工兄弟对我说，‘张律师，你是个有学问的人，养好身体，我们往后要是遇上了不公平的事还要请你去帮忙打官司呢。’”这天是车祸之后的张元炳心情最为舒畅的一天，因为他找到了使残疾的生命继续活下去的意义。
　　1996年1月的一天，仍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的张元炳了解到了躺在相邻病床上的病友王一兵的遭遇。王一兵曾在重庆一家私人煤矿打工。半年前，因为塌方事故，左腿被砸断，为了获得应有的赔偿，他一次次拖着残疾的身体去煤矿讨要说法。他也曾去过多家律师事务所求助，接待他的律师都说要缴纳了律师费才能打官司。就在王一兵一筹莫展得几近绝望的时候，他的妻子又被一辆疾驶而来的货车撞伤了腰部，从此卧床不起，这个苦难的家庭只能靠王一兵天天去大街上乞讨艰难地维持生计。他的那条残腿长时间裸露在严寒中，受冻感染，有被截肢的危险，亲友们强行将他送进了医院。
　　“没钱缴律师费就不能打官司？”王一兵的遭遇让张元炳感到一阵悲凉。当时还打着石膏的张元炳就这样在病房里办起了他的第一起免费为残疾人维权的案件。
　　他先是躺在病床上，硬是用左眼残存的视力花了整整一天时间看完了王一兵的申诉材料。从第二天起，他坐镇病床，指挥从律师事务所调来的精兵强将前往王一兵受伤的煤矿搜集证据。经过律师们的据理力争，最终为王一兵追回赔偿金8万元。
　　“以前在大机关工作，包括后来自己开律师事务所，都很有优越感。直到我自己成了残疾人，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原来残疾人的生活这么困难，更别说维权了。我想通过自己的执业实践，去探索运用法律武器帮助弱势群体维权的方法和路子，努力为残疾人、农民工等人群建立一个属于他们的法律之家。”张元炳的目标简单而清晰。
　　
　　任重道远
　　酝酿成立中国残疾人维权中心
　　
　　十余年来，通过“残疾人法律维权事务部”，张元炳及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足迹遍及广东、北京等20多个省市，行程上百万公里，办理各类残疾人维权案件600多起，为50多名遭遇不幸的残疾人洗清冤屈，为社会弱势群体争回上千万元救命钱。张元炳还在北京三元桥附近设立了北京办事处，他的儿子自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走上了与父亲同样的路，为残疾人维权成为父子两代人共同的事业。
　　但光靠一个人或者一家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张元炳介绍说，虽然目前他手下的七八十名律师都被要求接残疾人维权的官司，但相对于日渐增多的急需法律援助的残疾人群体仍是杯水车薪。加之每次帮残疾人打维权官司，张元炳在费用上都予以减免，甚至还常常资助处境困难的当事人，而对于办案的律师，还得补贴差旅费。庞杂的开支加重了张元炳的经济负担。身体上的病痛也使张元炳日渐力不从心。他拿起办公桌上的一柄放大镜告诉记者，“现在看案卷都得靠它，家里也有，兜里也揣着。我的压力特别大，生怕左眼也瞎了可怎么办啊。还有拐杖，办公室里就有两根。”
　　尽管如此，张元炳始终没有歇下来。“整个残疾人群体的维权意识还很薄弱，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还很多。”张元炳认为，要做好残疾人维权工作，“一是要普法，要让残疾人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通过什么渠道可以实现；二是希望残联能设立相关的专门机构。”目前，张元炳正与重庆市残联协作筹建重庆市残疾人维权中心。而他更大的计划是与中国残联合作建立中国残疾人维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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