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乃夫：２０年后细说从头】 二十三年细说从头电影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筹备以及今后的组建，标志着中国残疾人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她不仅仅是几个组织的简单联合，数量上的增加，而是在质上发生飞跃。” 　　 　　摄影/本刊记者张立洁
　　
　　
　　2008年，一个温暖的春日，记者到崔乃夫家拜访，80岁高龄的他思维敏捷，风采依旧。
　　
　　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残疾人
　　
　　记者：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一直与民政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您是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残联成立之前我国的残疾人事业发展如何，您能谈谈吗？
　　崔乃夫：我是83年或是84年第一次接触邓朴方，当时他刚从国外回来。他是高位截瘫，在加拿大治疗时感觉那里残疾人康复工作做得很好，于是他找到我谈了想法，想在中国搞一个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也成立一个像美国加拿大那样的康复中心。后来他还找了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我和崔月犁有过几次接触，我们商量了一下，最后形成一致看法，支持朴方成立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后牌子就挂靠在民政部下面，成为民政部下属的一个单位。
　　民政部当时还有一个单位，叫做盲人聋哑人协会。这个协会成立的比较早，五十年代就有了，那时有些人去苏联访问，按照苏联的模式在中国成立了盲人聋哑人协会。这个机构主要是做一些盲人和聋哑人的工作，不包括肢残。中国的盲文就是当时盲人聋哑人协会的副会长黄乃发明的，他本人也是盲人。在这之前中国也有盲文，但是比较落后。手语当时基本已经定型了，聋儿语训这个时候也开始搞，建立了聋儿康复中心，当时国家派了一些人到国外学习。
　　残疾人事业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残疾人普查，那个时候不知道全国一共有多少残疾人，于是进行了全国的残疾人抽样调查，大概进行了两三年。首先就是定标准，什么是聋，什么是哑，什么是盲，什么是弱视。后来普查的结果我印象中当时残疾人口是5000多万，占当时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这跟国际上有很大差距，联合国当时有个基本看法是残疾人占人口百分之十。这是因为标准不同。比如一个人的胃有毛病，切除了三分之二，你说这算不算残疾？在中国不算，在外国算。还有一次，我们去德国参观一个残疾人的技校，我看里面有很多人不像残疾人，我就找个年轻人问，你为什么是残疾人啊，他说因为手过敏，作为理发师，经常用肥皂给人洗头，手不能接触肥皂，接触了就过敏。像这样的人如果在中国是不算残疾人的。
　　
　　残疾人事业要发展，必须联合
　　
　　记者：当时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盲人聋哑人协会工作开展得挺不错的，为什么还要成立一个残联呢，残联成立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呢？
　　
　　崔乃夫：从国外来看，当时国外的残疾人事业还是比较全面的，而当时在国内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盲人聋哑人协会无法囊括全部的残疾人事业，仅仅有一个残疾人的福利基金会还做不成很多事情，所以感觉到残疾人事业要发展，必须联合。当时把盲人聋哑人协会和基金会两个合起来是我出的主意还是邓朴方出的主意，我记不清了，但有一点肯定，是我拍的板。
　　
　　记者：两者合并、成立残联的过程顺利吗？
　　崔乃夫：这个合并的事情当时我们内部商量，民政部的主要领导都是赞成的，但是盲人聋哑人协会的有些人还是不同意，不愿意合并。盲人聋哑人协会是民政部下属的，协会的工作人员属于正式的政府机构的人员，当时残联只是群众团体，所以他们不愿合并。后来当时的民政部副部长张德江，和邓朴方、刘小成、林用三、林太、周敬东等成立了一个筹备领导小组，为了稳住盲人聋哑人协会这些人，不起什么风波，还特别把刘小成调入盲聋哑协会，这样就运作下来了。我印象中没有太大波折，大家都是全心全意支持。中央其它部委也给了很多支持。当时崔月犁是卫生部的部长，一开会我和崔月犁在一起，人家就说“二崔”又在研究残疾人的问题了。
　　搞残疾人事业首先就是求人啊，到处求人，他也遇到过人家不买账啊。第二就是他对残疾人事业执着的追求，中国残疾人事业能发展到今天，很多人有功，包括你们都有功，但是第一功应该是邓朴方。
　　
　　残疾人工作应该社会化
　　
　　记者：残联成立以后，残疾人有了自己的组织，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有了哪些变化呢？
　　崔乃夫：残联成立前，我们有一些福利机构，收养着一些孤儿，主要是智障的。还有一些福利工厂，对残疾人进行扶助。像给残疾人发津贴什么的那时候还没有。后来颁布的残疾人保障法对提高残疾人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国家的残疾人事业跟国外尤其是北欧的一些高福利国家比还是有差距的。在我们国家一个家庭如果家中有个残疾人还是特别难，我有个熟人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痴呆，生活不能自理，现在孩子的父亲年纪大已经去世了，孩子的母亲向我哭诉，说孩子已经四五十岁了，生活不能自理，有一天她自己也不在了孩子该怎么办呢。
　　
　　
　　记者：我记得您之前提过残疾人的工作要社会化？
　　崔乃夫：这个我很坚持，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现在我还是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是执行也很难。比如说，天津有个鹤童福利机构，办得很不错，我就和他们说，鹤童福利机构办得很好，你们给些支持嘛。他们答应我了，但是一直没给，他们说因为他们这个部门的钱是卖彩票挣的，这个钱是国有资产，怎么能流向民间？我就批评他们，我说政府按说只管收税啊，我是一个公民，我交了税政府不应该再掏我口袋了，你发行彩票，大家来买，你这个卖彩票的钱相当于是政府在社会上募捐的，相当于来自民间的，怎么成了国有资产了？
　　记者：您是说，好不容易从社会上募集来的“活钱”又变回“死钱”了 ？
　　崔乃夫：对。像香港，福利机构办得比我们好得多，他们的钱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政府拿的。政府哪里来的呢？是马会。那个时候马会每年给政府一百亿港币，香港政府拿着这一百亿去扶植福利事业，而不会把所有包袱都扛在自己头上。一般来说，政府会给福利机构提供一部分资金，剩余的部分要自己想办法。政府在这里面是一个扶植和监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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