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　“捡漏”成就大收藏|马未都最大的捡漏

　　马未都，1955年生于北京，祖籍山东荣成，曾从事文学创作及编辑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从收陶起步而成为收藏专家，并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观复博物馆”，拥有陶瓷、古家具、玉器古玩、当代艺术品等藏品。马未都被誉为“京城四大玩家”之一，从2007年开始，他亮相央视《百家讲坛》，又有了大批追随者，被称为“马扎”。
　　
　　
　　满雕龙纹高束腰三弯腿大画桌、雕西番莲三弯腿太师椅、黄花梨百宝嵌龙纹罗汉床、黄花梨嵌青花瓷官帽椅……走进观复博物馆的展厅，其中的明清家具特藏，数量之丰、品类之盛，实令参观者震惊。许多藏品虽历经数百年，却依旧如新，仿若就在昨天，它们还身处庙堂庭院、还被人们使用。
　　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就是被凝固了的历史和文化，它们与收藏者马未都一起讲述了一段令人艳羡的收藏故事：
　　马未都早年下过乡，插过队，回城后又当了几年机床工，业余时间写写小说。1981年，《中国青年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他的小说《今夜月儿圆》，马未都不仅因此收到了“一麻袋的来信”，还被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看上，成为《青年文学》的编辑。随后，他和王朔、刘震云等人一起组建了“海马影视创作室”，创作了颇有影响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很是火了一阵。如今，马未都是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的馆长，成了中国古玩收藏圈子里如雷贯耳的人物。
　　
　　生在一个千载难逢的夹缝中
　　
　　对别人给予的“大玩家”称谓，马未都立即谦逊起来：“我觉得在所有收藏者中，我是徒有虚名，我所有的优势就一个‘早’字，早于别人在20多年前进入一个没人涉足的领域，对别人怎么称谓，我不太计较，但是如果‘大玩家’是带有一种北京人的幽默感，我也能接受。我不敢称自己为收藏家。像国外一些人集一百年的实力去做一件事，那是真正的收藏家，我们中国在这一领域才不过20年。”
　　马未都说，自己入行时间特别早，从官窑值两块钱时开始买直到它值20万，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赶上了机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开始向民间收购古玩，当时北京天桥福长街、玉渊潭、官园、后海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后北京最早的自发古董文物交易市场，但最早的应该是潘家园。“清康雍乾三代的官窑碗10元钱一个，雍正青花大盘才卖16元，一对清红木椅子比商店里的电镀折叠椅子还便宜”。潘家园成了马未都眼中的“富矿区”。用他的工资加上写小说的稿费，再加上砍价的硬功夫，收了不少藏品。看得多了，经验也积累起来了。别人“不留神”时，他已经艰苦地完成了“资本积累”，挣下了收藏上的“第一桶金”，到1988年，藏品初具规模，扎扎实实地成了后起的“京城玩家”。
　　“如果《文物法》在1949年建国后就迅速颁布，那就没我什么事了，我只剩下看的份儿了，但我恰恰生在文物法制定前三十年，这样才给了我一个夹缝，这也是千载难逢的。”
　　马未都说，因为中国的好多文物，比如成化斗彩杯，它从明朝中叶就开始值钱，一直历经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经过清朝晚期的同治、光绪到民国时期，都特别值钱。但是到新中国成立后，它就突然不值钱了，这在中国的收藏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什么东西都不值钱，恰好机会自己赶上了。马未都此时也开始收藏红木家具。当时，他是北京的几家信托商店的常客。那时京城有不少家庭的家具更新换代，老红木家具被人们淘汰，送到了信托商店。那时一对红木太师椅才卖30多元，而当时在家具店销售的电镀折叠椅的价格是38元。他收藏的许多古典家具都是在信托商店买的。据马未都透露，一个红木长条案当时才8元。
　　“当时有趣的现象――谁买东西谁就是大爷，都追着你卖。当时我认识的许多人，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拿出来，无非就是想换一个冰箱、一台彩电，现在一想，人家卖的东西可以把一个冰箱厂给买下来，这主要是所有人当时都看不到前景，我是因为喜欢才买的，我那时也没有看到前景，都不知道它以后会值多少钱，只是觉得它太有意思了。对我的最大挑战是――你不可能知道它的全部，你只能知道它的一部分，这会让你对它产生极大的兴趣。”
　　
　　我也上过不少当
　　
　　马未都说他很幸运能成为一个收藏家，并且赶上了好时候，“我的年龄段卡得可丁可卯，1980年我25岁，25岁到35岁是我狂收暴敛的10年。这10年古董价格长时间是谷底，没有什么起伏，持续的时间特别长。”
　　“我也上过不少当。”马未都笑着说。有一次，他买下一件农民的瓷器后，见那人一副落魄样，就请回家做饭招待。那人吃饱后特别激动，说：“您对我太好了，这是我离家后吃的最好的一顿饭，酒有点喝多了，实在不好意思骗您。刚才卖给您的瓷器是假的。”说完撒腿就跑了。
　　鉴定古董要具备一些刑事侦查学常识。有一次马未都去一个人家里看东西，一进门就觉得不对劲儿，感觉这不是他们家，房子是租的。租的房子都是给自己留后路的，卖完你就找不到他了。“一个人的家庭信息，你临时凑有时候凑不上来。”那次马未都看的是一个缸，他一看就发现是个真的。“我上手一摸，说刚修过，那人就愣了。冬天，屋子里暖气不足，比较凉，过去修理都是树脂的，它有温差，我是刚从外面进来的，一摸就摸出来了，但只能摸一次，摸第二次就找不到那感觉了。最后他承认修过了。其实如果它是在一个正常的家里，我就很容易忽视这个事情。”
　　“1996年有一位女士找到我，我不认识，她说有两件瓷器，孩子要出国，想卖了。两个胭脂红的小碗，雍正的，我就在找这东西呢，怎么就来了。我心里就给拟了一个价钱，这东西最多12万元。那天还特别巧，有一个电视台给我拍节目，这事儿就被拍到镜头里了，但拍的时候她就特紧张，一开始我是认为她不好意思。完了之后问多少钱，她说12万元，我想，怎么跟我想的一样？我让她留个联系方式，她说没电话，也没BP机。这话对我来说是断后的事儿，我第一反应就是这里面有诈。给她一张纸，她就给我写了个电话。然后那电视台就开始给我拍节目，这一岔，那位女士就走了。我太想要那东西了，后来拿画册在灯光底下一照，电话号码特清楚。但我一下就觉得那电话号码熟，想来想去，是我认识的一个人的电话，一打是那个人的老婆接的，她说他出差了，电话就挂了。我所有的信息，我的需求、我的心理状态、我想要什么、我价格的承受力这人全知道，他们做了这么一个局。”
　　
　　博物馆改制
　　
　　1992年，马未都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过一个展览，虽然反响不错，但展览在一两个月后就关掉了。马未都后来想：如果这个展览能够长期地办下去，就有很多机会跟人沟通，因此也就产生了办博物馆的念头。1997年1月18日，马未都的“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正式开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家私立博物馆。“观复”两字则取自老子《道德经》：“万物并坐，无以观复”一句。
　　博物馆建立起来后，运营理念是个关键问题，如何更好地经营下去，在巨大的开支面前，怎样更好地筹措资金都是马未都探索的问题。几经考察，马未都决定借鉴西方大学的校董制，将私人博物馆改成理事制度，“即使个人不在，但是整个制度还是能使博物馆延续下去”。
　　同时，所需资金也得到了有效保证。“我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三块，一是来自董事会，由为数不多的几个成功企业家组成，每年拨一定的款出来；二是来自理事会，这部分人不用承担博物馆的社会责任，拥有荣誉头衔，在国外，能做博物馆的理事那是相当高的荣誉，是用钱也买不到的，现在国内也有相当成功的人士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理事对博物馆有不定期的赞助；第三，建立了博物馆会员制，每年1000元的会费，享受诸多的优惠政策，目前这方面发展得很好。”
　　马未都说，他不会把博物馆留给子孙，而要把它完整地留给社会。“这些古董会变成一种力量，会改变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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