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耀佳１０年后，国际公民必不孤独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什么

　　他是最早一批参与国际人道救援的中国外科医生,自2002年起,为6个遭遇战火创伤或天灾的非洲、东南亚国家做过国际救援服务,2009年荣获“香港人道年奖”。 　　
　　从医以来,欧耀佳第一次接生,是在非洲。肯尼亚地区的一位待生产的母亲有肺结核,身体还有些驼背,这意味她就只能坐着生产了,给接生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在香港,这种情况很少见,也必须有经验的妇产科医生来做。“我为她做手术时,也很紧张。好在我的基本医疗技术很扎实,半个多小时后,孩子出生了。我感到很开心”。
　　“在这个医院,我第一次看到枪伤,最初也感到害怕。一位病人的眼睛里有子弹壳,导致眼角膜发炎,我帮他拿出弹壳。除了枪伤手术,我也做骨折、烧伤之类的手术,总之,这里的医生必然是‘全能选手’,什么手术都要做”。
　　
　　
　　去肯尼亚,为解一个心结
　　
　　第一次参与国际红十字人道救援,去肯尼亚,欧耀佳是为解一个心结。上世纪90年代,医疗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不需要医生亲自操刀做手术,用电脑操纵机械臂就可以为病人做很多微创治疗手术。
　　无论走到哪里,在同事之间、在教授学生、与内地医生交流时,大家的话题都离不开高科技,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追求到了一种疯狂迷恋的状态。
　　欧耀佳有些疑惑,难道最基本的医疗手段真的不再重要了吗?为了追求高效率,医生不再需要与病人交流,把病人送到机器面前,机器手术完,再用机器送走,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微不足道吗?
　　大都市里,人们都在一窝蜂追求新技术,另一番景象是,落后地区、不发达国家连基本医疗条件都很贫乏,随时面临生命的危险,这种不平衡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差距日益增大。年近中年的欧耀佳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和过往的追求。
　　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在参加一次战争创伤的医疗会议时,一位为国际红十字服务过的香港医生问欧耀佳,是否愿意参与国际红十字会的国际救援。
　　欧耀佳觉得很新奇,他彷佛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一线曙光,他希望解答自己的疑惑,到落后的地方,到需要他的地方,跟当地医疗人员交流自己掌握的基本医疗技术。随后,他加入了香港红十字会。2002年,被派到肯尼亚。
　　欧耀佳在香港出生、香港长大、香港工作,从没有去过战后地区,在肯尼亚,他有太多的第一次。
　　因为内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987年在这里成立的流动医院变成了常规医院。这所全球最大的战地医院,拥有560张病床和两间手术室。他为这家名为“Lopiding医院”工作,工作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为战争难民进行救护,二是为平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在香港,各科室的医生分工很明确,但在这里,他是医生,也是护士、麻醉师,还是治疗师,身兼多职。
　　这里的工作辛苦忙碌,时常到午夜才能收工,一般来说,他每天做6至10台各类手术,从鼻尖到脚趾都汗水淋漓。从医疗上讲,是医生在帮助肯尼亚的人民,但实际上,肯尼亚很多家庭的亲情画面也让欧耀佳有太多感动。
　　一位非洲妈妈在家里生产后流血不止,送来医院治疗,康复后出院时,她的妈妈和2个妹妹都来接她,三代五口人围在一起,喜笑颜开其乐融融,特别温馨。另一位病人是因为腹膜炎做手术,她的姐姐每天走路半个小时到医院看她,两姐妹在病房里说说笑笑,互相鼓励;出院后,女病人还时常带着3岁的儿子一起回医院做定期检查,儿子乖乖地陪在妈妈身边,不吵不闹。
　　亲人之间简单而亲昵的肢体语言表达,却让欧耀佳感触很深,“家人在苦难中互相扶持,虽然没钱,却可以过得很开心”,这是长年生活在香港的欧耀佳不常看到的画面。
　　
　　在苏丹,
　　救一个母亲就是救一个家庭
　　
　　自肯尼亚以后,欧耀佳对非洲有了牵挂。2008年,他随另一个国际救援组织来到非洲苏丹。刚到这不久,欧耀佳就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医院,普遍是一个年迈的婆婆带着3个小孩来看病,却不见妈妈们的踪影。欧耀佳忍耐不住,便通过翻译问了问,一问全都说,孩子的妈妈因为难产去世了。
　　欧耀佳想起自己刚到苏丹,就为一位妈妈做了接生手术。这位非洲妈妈不知道自己怀的是双胞胎。在家里生产完第一个孩子后,依然很难受,坚持了几个钟头后,忍耐不住才走路到医院找医生诊治。
　　诸如妈妈生完孩子,胎盘却还在里面的事情也经常发生。欧耀佳了解到,由于苏丹内战刚刚停火,恢复和平后,苏丹的出生率自然居高不下。但因为苏丹基本医疗技术不够,没有基本医疗和产前检查,妇女的教育水平又偏低,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导致很多妇女在怀孕期间有许多并发症,分娩时难产率极高。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妈妈的去世会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多后续的问题。因为没有奶水,也没钱买奶粉,每个小孩都营养不良,即便孩子能维持生命长大,未来的成长无人照管,也将带来社会隐患。“在战后的地方,很需要妇产科医生,救一个母亲就是救一个家庭”。
　　
　　在利比里亚,
　　用最有限的资源救最多的人
　　
　　西非国家利比里亚是欧耀佳参与国际救援以来去过的第三个国家。2006年2月,他随无国界医生组织到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为战后的人民提供紧急外科治疗。
　　
　　14年的战火,令利比里亚满目疮痍,原有的许多经验医生,也都已另觅安身之处。2006年利比里亚全国人口330万,医院床位却仅700个。当地医疗人员惊人短缺:首都唯一的主要公立医院,竟在3月份整个月里,没有骨科外科医生。欧耀佳工作的医院不得不承担起全城的骨科和创伤病例。
　　欧耀佳刚到这家医院3天,就失去了2位病人。一个29岁的年轻人患有阑尾炎引致腹膜炎,欧耀佳值班第一天为他做了手术,但他最终死于难以控制的败血症。由于病房没有供氧或心肺复苏设备,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去。另一位更年轻的27岁病人因为感染肺结核导致全身流脓,严重消瘦,连喂药都难以吞咽,他等不及救治,便离开人世。
　　两位年轻人都死于这些简单的、可治疗的疾病。他们的离去,仅仅因为得不到治疗或延误治疗。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死可能使他们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
　　在利比里亚,欧耀佳时常还面临着救与不救的艰难抉择。在离开利比里亚的前2天,有2位病人送来,因为发电机爆炸,2位病人严重烧伤,一位烧伤程度达到40%,另一位高达70%。如果在香港,这两位病人都能得到救治。但在这里,经验告诉他,70%严重烧伤的病人难以救治了。
　　即便耗尽这里能有的医疗资源,为病人清理皮肤、消毒止痛,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病人也会因环境不利于康复,感染死亡。另一个考虑是,因为医疗资源有限,如果耗费有限的物资救治他,其他病人的救治物资就会短缺。面对生命,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理智告诉我,只能放弃”。
　　欧耀佳救治了40%烧伤的那位病人,而给这位70%烧伤的病人止痛、打点滴后,欧耀佳和同事把他安放到安静的地方,希望他能好过一点,让家人陪着他走完了最后的时间。
　　“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地方,这种抉择时常发生,很多时候,医生的决定不一定就能救到人,不是每件救人的事情都让人开心。用最有限的资源救治最多的人,在医疗资源有限的地方,成为一个无奈的救人原则”。
　　利比里亚也有让欧耀佳欣喜的地方,医院雇佣了十几个医生助理,都是年轻人,他们接受过基本的医疗护理培训,并在病房里充当住院医师。在医生早上八时巡房之前,他们会先巡查病房,并在病患病志上,记下观察到的症状并提出治疗建议,他们主动找欧耀佳求教救人的治疗方式。欧耀佳很喜欢利比里亚年轻人的好学。
　　“他们没有钱读大学医科,但求知欲很强,当时非洲正受禽流感威胁,我就主动与他们分享香港之前应变禽流感的措施,结果一个20平米的房间被挤爆棚,30多个年轻人都赶来听讲座。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他想工作几年,赚上一些钱后回到大学去学习社会学和公共卫生学,多学新知识,帮助自己的国家尽快重建。他非常值得我尊重”。
　　
　　在也门,
　　欣喜地与阿拉伯妇女合影了
　　
　　2005年,欧耀佳随无国界医生组织去了泰国;2006年随香港红十字会去了印度尼西亚的日惹;今年他刚从也门回来。到这些国家进行救援,给他的最大感触是文化差异对国际救援造成的影响及其沟通的重要。
　　如果文化、宗教存在差异,双方的沟通方式必然有异,理念和救援方式也会不同,合作救援时,难免会产生分歧。
　　
　　在印度尼西亚日惹地震救援中,欧耀佳就成了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国家与来自西方国家的医疗人员之间的桥梁;在泰国南部考察医疗服务的工作中,欧耀佳用3个星期时间完成了其他同事4个星期才能完成的工作。这得利于他是中国人,与印尼的同事、泰国的官员能有亚洲人的文化认同感。
　　“这说明,在东南亚国家参与救援时,中国人的身份背景能有益于合作。”
　　当然,除了有文化认同感的优势,欧耀佳还有另一法宝。“去也门的经验,告诉我,用关怀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善意,也能很好地解决文化差异的问题”。
　　起先了解到,也门是阿拉伯国家,文化传统较保守,妇女必须戴面纱,男医生不能给女病人看病,更不可能跟女病人接触。
　　但到也门后,欧耀佳发现情况要比之前了解的好很多。他们的善意和关怀让病人家属很快地信任他们,甚至病人家属主动让欧耀佳给女病人做检查。原本在阿拉伯国家,妇女不允许和男人合影,但赢得她们的友情后,欧耀佳还拍了很多与她们的合照,“这让我非常高兴”。
　　
　　在汶川,
　　2星期翻译完整本德语工作指南
　　
　　每次到国外执行任务,欧耀佳都能碰到中国政府组织的国际救援队,他们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塑造着中国的国际形象。但有些数据仍然让我们不甚乐观――美国50%的公民都是积极的志愿者,高达75%的美国人曾向慈善事业捐款,2000年这些志愿者的服务价值量接近2400亿美元。而中国的志愿者参与率只在30%左右,其中约70%还是以政府或单位组织的方式,以个人身份参与志愿行为的比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国际救援时,欧耀佳也多次被问及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他不得不每次都耐心地跟对方解释――他来自中国香港。
　　2008年汶川地震后,欧耀佳觉得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地震后的第三天,他随香港红十字会到位于北川的中国红十字会医疗站工作。在都江堰,中国红十字会则和德国红十字会合作建立了帐篷医院。
　　在帐篷医院里,都是原装的、可拆卸装箱的各种医疗设备,在军人的帮助下,只花了50个小时,150个床位的帐篷医院就建好了。德国红十字会撤退时,将这一帐篷医院交给了中国红十字会运作,并留下了德语版的帐篷医院工作指南。中国红十字会只花2个星期就将工作指南翻译成了中文,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经历过汶川地震后,中国的内心变得很开放,也学到很多国外紧急救援的经验,掌握了帐篷医院的运作方式。不久的未来,中国就会建立自己的帐篷医院,并能帮助其他国家。”欧耀佳介绍说,这是很多国外救援人士的共同认知。
　　“中国民间组织紧急救援经验的日趋成熟,对国际救援工作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中国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长期保持友好关系,一些国家因不同原因不容易接受欧美国家的救援,但乐意接受来自中国的救援。随着中国国际救援力量的强大,10年后,国际救援的民间身影里,就会有很多中国人的面孔了。这让我觉得是最开心的事情。”

相关热词搜索：公民 年后 孤独 欧耀佳１０年后，国际公民必不孤独 军人上网十不准图片 军队微信十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