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我骨子里是一个诗人】骨子里

　　像许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一样，那时叶匡政也对诗歌产生了狂热的兴趣而不同的是他把诗歌当成了他持久的关注并且坚持了下来。199年出版了诗集《城市书》，讲述那些城市角角落落里的细微和柔情，一如他那悲悯的诗人性情。然而当今的诗歌现状却让他感到了忧虑。后来他做了一名独立出版人以另一种方式反哺他所钟爱的诗歌。 《中国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让您对诗歌产生了兴趣?
　　叶匡政：人都有不朽的愿望，而诗歌是最早的文字载体。比如《诗经》，就让两千多年前的思想与话语流传下来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是一种可以使人不朽的文化样式。在那个年代，我们认为诗歌能让我们的思想让更多的人认知，它似乎成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宗教。新时期后，以诗歌为代表的真实话语最先在公众生活中复苏，可以说，诗歌寄托了我们那一代人的理想。
　　《中国报道》：不过最近诗坛有许多现象被公众批判，而进入公众视野的也往往是那些极少审美价值的诗，那些真正的诗歌反而被公众遗忘，您对这些现象怎么看?
　　叶匡政：诗歌是口语时代的经典文学样式。纸质媒体时代，它仍然有着一定的文化传承功能。但随着电子媒介时代的来临，电影电视、网络游戏等成了公众生活中的主流文化，诗歌的社会功能在弱化，它确实在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诗歌现在已成为很专业化的领域，它不再直接地对大众的话语构成影响。诗歌的社会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它由直接地影响大众话语，而演变为提高整个社会的语言表达力。它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努力拉近社会的语言表达力与人们的新感受之间的距离。它首先影响的是从事语言工作的人，如作家、中文教授甚至新闻工作者，再由他们把这种对语言的变化的感觉融入到其他语言形式中，由此使公众语言发生变化。
　　唐宋时期的经典诗歌在当时很多也并不为人所知，反而是大量的打油诗，由于能朗朗上口而广泛流传。你说的那些极少审美介值的诗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打油诗”，他们并不能代表诗歌的水平和诗歌真实的现状。
　　今年是中国新诗诞辰90周年包括叶匡政在内的14名诗人签署了《天问诗歌公约》，公约要求每个诗人都应该维护诗歌的尊严，反对诗歌无节制的娱乐化，对此诗坛和公众都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公约是一些清醒的有良知的诗人对当今诗坛现状的及时反思，也有人认为写诗是个人行为，不应该用公约来约束。对于这些，叶匡政有着最平和的心态。
　　《中国报道》：在诗坛这种良莠不齐，声音嘈杂的情境下，签署这份“公约”一定遇到了一些难题，而你们签署“公约”的初衷是什么?
　　叶匡政：14个诗人，有朦胧诗时代的诗人，有第三代诗人，有中间代诗人，每个人对诗歌的理解都不一样，写作风格也完全不一样，因此通过一个民主的方式达成协议是很困难的，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要让步。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我们希望维护诗歌的尊严，使真正的好诗能被公众认知。
　　《中国报道》：“公约”出炉后，引起诗坛新一轮的辩争，甚至成了一些人炒作的工具，许多言论甚嚣尘上，这跟“公约”的初衷显然是相违悖的，您觉得“公约”实现了它最初的目标吗?
　　叶匡政：当时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签署了“公约”的诗人能够遵守“公约”所要求的。这个“公约”只是自律性质的，并没有任何的强制性，对不同理念的诗人不可能勉强。至于目前的言论，我想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创作观所引起的。很多人认为这是炒作，其实可以说大多数诗人对名声认识得很清楚，名声应该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让别人知道你，第二是让别人尊重你。现在很多优秀的诗人不是喜欢介入公共话语，而是期望远离公共话语，离得越远越好，我对这种态度也是不赞赏的。另一部分所谓的诗人，我把他们称之为“诗坛上的邪恶轴心和恐怖主义”，他们确实会通过骂人的方式被公众注意到，但同样会以更快的速度淡出公众视野。今天的很多所谓诗人已经丧失了客观地讨论问题的耐心与知识储备。有一些很优秀的诗人，他们躲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写作，他们才是中国诗歌的真正脊梁。这两个月，上海、浙江等一些地方的很多诗人加入了“公约”，我认为“公约”的影响虽然目前还主要在诗歌界内，但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的意义与价值会在未来得到彰显。
　　2006年是又坛的多事之秋，叶匡政一篇极端偏激的博客文章宣告“文学死了”引起了网络大争辩他收到的大多是批评和谩骂，一如每个进入公众视野的博客所收到的一样，而在此次的采访中，叶匡政却全无文章中的激进显得相当地温和而淡雅却又不失坚定。
　　《中国报道》：可以说您发表了许多惊世骇俗的言论，像“文学死了”、“孔子哭了”、“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但是说实话我们并不赞同您的很多言论，我们认为文学是一种人学，有人的地方文学就会存在。您对目前文学的现状怎么理解?
　　叶匡政：我说的“文学死了”，有两种含义。一个在不久的将来，纯文学市场将会逐渐消失。真正的纯文学作家，目前中国可能只有二三十位的付出和回报可以成正比，也就是可以靠写作为生，而更多的作家往往都会有第二职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纯文学的创作。而另一个现象呢，如今已经是一个电子媒介时代，很多人记录自己的心态和经历都不再是用文字，而是用数码相机、DV等，可以说，以后将是一个以图像为主流文化的时代，而文字将沦为图像的工具。也许我们的下一代还会读一些书，但是下下代呢?
　　另一个含义，这个时代已经出现大量的文字文本是文学无法归类的，比如易中天的作品，既不能说是小说，也不能说是历史。再比如我们今天的短信，我相信也有大量的优秀文本诞生，它们在目前的文学世界中肯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作家要进入文坛，首先就要受到体裁限制，这对作家的话语表达其实是一种损害。如今的文学界对作家身份意识的关注，也往往超过了对文本本身的关注。如果文学真的死了，那么每个写作的人都可以回到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也许那一天，我们的文学会生长得更为蓬勃。
　　叶匡政除了诗人的身份，还是个独立出版人。像很多诗人书商一样，叶匡政致力于经典文化艺术的传播，使人文精神可以在大众中传播开来。对于诗人和书商的双重身份，叶匡政很坦然地说，“我首先是一个诗人”。 《中国报道》：诗人，或者说一个文化者，涉足商界，您认为会有什么利弊?
　　叶匡政：诗人，甚至大多数文学写作者都在从事第二职业，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只有极少的作家可以靠写作吃饭，而诗人几乎没有一个靠写诗来吃饭的。比如诗的稿酬，上世纪80年代就是1块钱一行，而现在也不过2块钱一行。如果一个文化者涉足商界，他会接触到他以前所不曾接触过的很多社会现象，这对于一个有志向的写作者是有帮助的，可以使他有更丰富的生活阅历。另外，他了解的很多社会与市场信息，可以给他的写作提供一些指引。不过对那些价值观与世界观不那么稳定的作家来说，也可能会使作品市场化和庸俗化，甚至完全被市场控制，而失去自己独立的文学标准。所以我认为，既然一个写作者从事第二职业是难以躲过的，那么就尽量不要涉足太深，要保持自己思想与行为的独立性。其次可以选择一些和文化相关的工作，比如传媒人、大学教授、文学出版者等，这样会在文学与职业中寻找到一种平衡。
　　《中国报道》：您既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出版人，那么您觉得这两种身份有没有形成一种冲突?
　　叶匡政：我以前做广告的时候会感到很难过，因为商业气息太浓厚，而现在我自己编书，每天都会接触各类样式的文字作品，感到开心多了。我也因此阅读了大量国学、史学的书籍，我认为对我的写作是很有帮助的，让我对诗歌的理解也更深刻。我骨子里是一个诗人，我现在并没有把我的工作当作我的事业，而是一个职业。我真正的事业是写诗歌。如果说有哪个领域取得的成能让我狂喜的话，那一定是诗歌。
　　我出书并不是依据市场原则，而是我认为的流传价值。我认为有市场价值的书，也一定会拥有它的市场。现在我做的纸生态书系，包括独立文学典藏、独立史料典藏、独立学术典藏系列，读者定位为这个时代的意见领袖、精英知识分子和媒体工作者，这是一些可以说话的读者，他们能将书中的思想传播出去，在公众中形成二次传播，通过他们的阅读和思想的改变来影响公众生活。所以这些书肯定没有面对市场大众的书那样的销售量，但我看中的是它内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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