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的读书观:领袖们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11月访问新加坡时，曾提及罗马帝国恺撒马可?奥勒留所著的《沉思录》：“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而另一本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撰写的《道德情操论》，温总理也曾在公开场合不止五次推荐。于是，国内的出版界跟风而上，于2008年重新出版了这两本世界名著。其中，《沉思录》的腰封上赫然印着：温总理读了百遍的案头书；另―本《道德情操论》的腰封上则印着：温总理五次推荐的大师巨著。
　　出版界同行的做法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心理暗示：这两本书是领袖必读，所以读者也应去读。其实读书与领袖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书读得再多，也未必能成领袖；反之，书读得少的人也未必不能成为领袖。即便“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也一样能够成就霸业。但无论是哪个朝代的帝王，在经世治国中，都重视书籍和读书人。即便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也并非将举国书籍全部付之一炬。据秦帝国宰相李斯的上书记载，秦帝国的所有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均在朝廷留有完整的备份。而秦帝国所有珍贵藏书的毁灭实为日后西楚霸王项羽火烧秦宫之过。
　　现代中国的领袖，对于读书的重视较之前朝有过之无不及。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及其后继者在阅读方面虽因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但对于读书在国家发展和建设方面的重要性均有着共同的认知。
　　新中国开国一代领导人中的许多人出身于名门望族或官宦士绅之家，青少年时代曾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国文基础厚实。如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其古文功底与古诗词造诣，在党内无出其右者。早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时，在其国文老师、前清举人袁吉六先生的指导下，一改模仿梁启超的半文半白文风，以唐朝散文大家韩愈为楷模，最终学会古文体。
　　在熟读传统经典的同时，开国领袖们在青年时代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中，均曾阅读过大量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书籍以及马列主义经典。正是通过对各种主义和理论的比较，他们才最终确定了自己终身的志向，把马列主义作为毕生追求和信仰。因此，新中国开国领袖的阅读对象无疑有着极明显的时代特征，他们熟悉传统文化，并系统了解和阅读了马列主义经典。
　　而新中国当代的领导人均成长于新中国建国之后，这时候的时代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中共已经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他们不再需要像先辈当年那样为寻求救国真理而在迷茫中徘徊，国家对他们的希望就是以自己所学专业知识来服务社会。因此，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均拥有大学或大学以上的学历和现代专业知识，除了熟读马列经典之外，他们对所学专业知识有着精深的了解，对现代科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乃至文学等均有涉猎。
　　此外，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在阅读方面还有着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读“无字之书”，在实践之中去了解和认识世界，开阔自己的视野，磨炼自己的意志，深邃自己的思想，锻炼自己的才干……或许，是读“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的结合，才造就了领袖。
　　
　　毛泽东：读尽天下书
　　　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在读书方面无人堪比。 　若干年前，我曾参观毛泽东进北京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香山的双清别墅以及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领袖昔日桌上和床上堆满的各种书籍，分明让人感到，书香犹在，斯人尚未远去。 　许多领袖都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但毛泽东真正地实践了这句话。他终生与书为伴，弥留之际，仍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看了7分钟的《容斋随笔》。10多个小时后，毛泽东躺在书香中离世。据医疗护理记录，在1976年9月7日毛泽东逝世前一天，他看文件、看书共11次，达2小时50分钟之久。
　　在数十年的读书生涯中，毛泽东积累了渊博的学识，也积累了丰富的读书和学习经验，这些经验足以与世人分享。
　　毛泽东青年时期曾立言要读尽天下书，并几十年一以贯之。他写过一副自勉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这副对联体现了毛泽东对积学贵有恒精神的称道。
　　翻阅近年出版的有关毛泽东阅读过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籍，可以看到许多书的页面上留有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划批注，这是毛泽东不同时期反复阅读留下的手迹。中国传统古籍如此，一些重要的马列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史类以及文学类的著作也不例外。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都读了至少10遍以上。而毛泽东经常推荐的《红楼梦》，则读得更仔细，并且至少读过10种不同版本。 　毛泽东在读书方面不设禁区，其阅读之广无人能及。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及报刊无所不及。毛泽东读书与思考和实践相结合，以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从书中鉴取历史兴亡之道，通过品评历代政事，臧否^物，吸取经验教训，悟出自己所需的为政方略。毛泽东思想即是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产物，是容纳其个人智慧与中共领导集体智慧的产物。 　毛泽东早年的学生时代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阅读过许多书。后来因为所处的恶劣的革命环境，读书比较有限。到了延安之后，他才有稳定的环境和充裕的时间用于读书。这期间，其书籍来源主要是周恩来等从重庆购买的各类书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才真正有机会广结书“缘”，到“文革”前，他个人藏书已有几万册。
　　毛泽东不仅自己酷爱读书，而且在全党大兴读书之风。他要求党内的同志把读书与实践相结合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他还建议中央各部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把手组织读书小组。毛泽东自己的读书小组成员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和田家英。陈伯达和田家英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胡绳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主编，邓力群是《红旗》杂志常务编委。四个人当时都是党内的秀才。
　　
　　周恩来：新青年新阅读
　　
　　周恩来在上世纪20年代末即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革命生涯基本与毛泽东相伴随，但早期经历却不同：毛泽东始终在国内进行革命实践，而周恩来追求真理的足迹则从国内延伸到日本乃至欧洲。
　　周恩来曾与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勃曼谈到，他小时在私塾念书，八岁时就开始读小说。周恩来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在沈阳读小学时开始读革命书籍，这成为他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当时，周恩来的一个历史教员是革命党人，给他推荐读章太炎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则介绍他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周恩来当时最喜欢读的书是《钦定后汉书》。国民党的元老和主要思想家戴季陶出了《民权 报》，周恩来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的周恩来才十三四岁。
　　15岁时，周恩来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在此期间，他对文学、历史、政治以及数理都很有兴趣，还读了许多课外书。中学毕业后，周恩来在朋友的资助下前往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周恩来喜欢上了《新青年》，通过阅读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以及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等，周恩来逐渐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其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倾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回国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这一时期，周恩来首次阅读《共产党宣言》，去法国留学后又读到考茨基的《阶级斗争》，这些著作对周恩来影响很大，他因此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邓小平：闲书不闲，为我所用
　　
　　邓小平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我是实事求是派。其实，这是小平同志的自谦，邓小平非常喜爱读书。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对邓小平影响最大的书是《共产党宣言》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后来，他又通读了《列宁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书籍。
　　除此之外，他什么书都看，中外古典名著、历史人物传记、时事评论专辑乃至整本整册的《二十四史》，他通通喜欢读。邓榕回忆：“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史书，特别是《资治通鉴》，家里有两套，其中一套是线装本。《资治通鉴》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应该叫熟读。他通读《二十四史》，喜欢里面的前唐书和后汉书……他还喜欢外国的人物传记，看得非常多。”
　　到了晚年，邓小平非常喜欢看《聊斋志异》，他让工作人员把《聊斋志异》拆成活页，外出时带几篇，闲暇时看。其中的《画皮》《口技》、《驱怪》等篇是邓小平的最爱。
　　“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这句名言早已蜚声中外，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出处，甚至不少人还把“黄猫”误为“白猫”。其实邓小平的“猫论”正是借用《聊斋志异》手稿本卷三《驱怪》篇末的一句话：“异史氏日：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狸者，猫也。翻译成白话就是：“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猫论”正是由此而来。可见，闲书不闲，为我所用。
　　邓小平读书的习惯与毛泽东有所不同。毛泽东读书喜欢在书上勾画，写批注，邓小平读书不当评论员，就像他的性格和作风一样，简单实在。他的儿子邓朴方回忆说，“他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邓小平在1978年12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报告中向全党提出“重新学习”的号召，在他的号召下，人们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意气风发地武装头脑。粉碎“四人帮”、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代，用陈丹青的话说，是一个“暴病初愈”的时期。人们渴望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那是一种“恶补”，是响应邓小平号召的一种自觉的学习。邓小平不死读书，不死记硬背，笔者认为邓小平读书是专闲结合，融会贯通，务实为本，学以致用。
　　
　　胡耀邦：讲套话是因为涉猎不够
　　　如果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是在攸关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自己主动找寻到救国的真理，那么许多中共领袖则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引导下，走上革命和民族复兴之路的。这其中就有当年的红小鬼、日后曾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要成员的胡耀邦。
　　胡耀邦15岁即参加革命，长征结束抵达延安时，他才20岁。在战争年代，年轻的胡耀邦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读书环境。新中国成立后，胡耀邦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才开始系统阅读。
　　胡耀邦的阅读也非常广泛，据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回忆，胡耀邦既读过《马恩全集》，也读过《圣经》和《神曲》。他还对日本首相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和《爱因斯坦文集》评价极高，并要求下属阅读。
　　“文革”刚结束时，我曾偷偷从邻居家借阅了当时尚为禁书的由香港出版的《金陵春梦》，而胡耀邦早在1955年该书刚出版时就设法借了一套，并花了一周的时间读完这套160多万字的巨著。
　　胡耀邦不仅读线装书、娴熟中国典籍，也不排斥西方的人文科学，涉及面很广，什么书都看。因此，他的眼界非常开阔。在“文革”结束之后，他受命先后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以非凡的胆略和远见卓识，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与毛泽东一样，胡耀邦倡导读书，但又反对死读书，提出读书、调查与思考三者相结合。他主张一个思想家、政治家，要广泛涉猎。这也是每一个有成就的人的读书方法。一个政治家不广泛涉猎，不学军事、外交、政治，怎么能进行领导呢?讲套话就是因为研究不够、涉猎也不够。江泽民：喜欢唐诗宋词
　　毛泽东的博闻强记许多人都是清楚的，如他能流利背诵韩愈《韩昌黎诗文全集》中的大多数诗文。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据说也能背诵许多古诗文，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苏轼的《中秋见月和子由》等。这要归于江泽民幼年时的家训。
　　江泽民出生于江苏扬州田家巷一个书香满室的人家。中国传统文化启蒙教育在江泽民幼年时期就已开始。自识字起，父亲江世俊就要求他每天背诵一篇中国古典文学文章，还要练习书法。
　　江泽民的阅读也很广博。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他曾介绍说：“我喜欢唐诗、宋词、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
　　在上海工作期间，江泽民的藏书就已多达数千册，涉及古今中外名著、经史文哲等等。据说在当时的市委大院里，藏书最多者首推嗜书如命的道涵，其次便是江泽民。
　　江泽民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大电机系，后长期在工业领域工作，他喜欢读罗素的《中国的问题》、钱学森的《系统工程论》倒也不足为奇，但他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浓厚兴趣，见识出一个领袖的综合素质和全面把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能力。
　　
　　胡锦涛：不刻苦学习势必会落伍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在建国后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胡锦涛曾在接见来访的俄罗斯青年访华团时说：“我清楚地记得，在青少年时代，我们曾满怀激情地阅读过贵国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演唱过贵国的歌曲《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后来我们熟知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有着同样的经历。
　　1983年，改革开放初期。那是一个书籍贫瘠、人们的求知欲却又空前膨胀的年 代。当年10月，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决定在全国城乡青年中开展读书活动。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就是“全国青年读书活动办公室”主任。当时，胡锦涛经常在早上收听英语广播讲座。作为青年领袖，他对新学科、新事物表现出浓厚的求知欲，阅读面极为广泛。
　　20多年后，已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胡锦涛依然强调读书对于青年、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尤其对于身负国家领导重任的各级领导干部，胡锦涛更是言之恳恳：
　　“必须明白，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丰富多彩，不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势必会落伍，势必难以胜任我们所肩负的重大职责，要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
　　胡锦涛要求把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党和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抓。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自学以外，中央政治局还要进行集体学习，并作为制度长期坚持，各领域专家学者被请进中南海，为领导人授课。温家宝：要读那些有闪光思想和高
　　
　　贵语言的书
　　　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出访德国，我参加了温总理代表团访问的接待，并再移惊诧于温总理知识面之广博。
　　温总理的国学基础非常厚实，他经常在会见外宾或记者招待会时随口引用中国古籍或者一些历史名人的诗文。我有时跟外交部翻译室的朋友开玩笑，问他们是不是最怕担任总理的翻译?须知，总理引用的一些诗文当今年轻一代都读不懂，遑论翻译成外文了。总理的博闻强记亦由此可见一斑。
　　温总理曾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说：“读书伴随着我的整个生活。”
　　对总理而言，阅读即是“悦读”。温总理不止一次言道，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通过读书温暖人心、提振信心、寄托希望，通过读书掌握知识、增强本领、勇于创新……读书可以给人智慧，可以使人勇敢，可以让人温暖。
　　和胡锦涛同志一样，温总理也认为读书一定要有所取舍。他认为，“读书要有选择，读那些有闪光思想和高贵语言的书，读那些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下来的书。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想必就是这种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下来的书。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很好地解决了道德与经济问题，已经是一个优秀的领袖了。国之大者，莫过于这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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