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书军的慈善风波]芭莎慈善夜c位风波

　　或许，现在的马书军最希望看到时光倒流。 　　如果回到两个月前，他没有被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现“涉嫌截留小天使基金”救助款30-75万元，也就没有后来去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投案；
　　如果回到一年前或更早时候，他和那些四处求援的白血病患儿家长之间的关系还只是共患难的“战友”，没有什么金钱上的瓜葛；
　　如果回到三年前，没有“小天使基金”策划的公益活动，凭借央视《开心词典》和其他媒体的广泛传播，他很难既为儿子筹得30多万元善款，又成为其他患儿家长眼中的“能人”；
　　如果回到四年前，他的儿子马骁帆还没有被白血病的魔鬼纠缠，他的家庭还没有破裂……
　　马书军都不会走到今天，遭遇暴风雪一般的“责难”。
　　可是命运的安排和个人的选择，都让他无法回头。
　　
　　“狂人”马书军
　　
　　2009年5月20日，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简称“中国红基会”)的网站上，发布了马书军“涉嫌截留小天使基金”的声明。事后相关人士透露，截留金额为30.75万元。5月27日，马书军向公安机关投案，被警方刑事拘留。截至本刊发稿时，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还未就此案的调查结果向媒体公布。
　　很多人不禁要问，马书军是怎样当上“小天使基金”的志愿者?又为什么能够截留大量善款的?
　　从媒体的报道中不难看出，马书军的经历比较坎坷。
　　1978年，马书军出生在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圣寺驼村，这是一个穷山村。1996年，马书军辍学参军，随部队参加了1998年抗洪抢险，退伍后―直在外打工。
　　2005年，马书军3岁的儿子马骁帆被查出白血病。面对几十万元的治疗费用，马书军一筹莫展。为了筹集这笔救命钱，走投无路的马书军只得在天津街头乞讨，并附上了其1998年参加抗洪抢险受表彰的材料。彼时，“英雄落难，乞讨津门”的消息，让马书军的名字开始为社会关注。
　　2005年3月，“小天使基金”成立，他们很快将目标锁定在马书军身上。同年11月7日，央视经济频道三个栏目共同推出系列节目《关注白血病儿童》，还对马书军的儿子进行了特别报道。2006年，“小天使基金”与央视《开心词典》等媒体合作举办公益活动，前后共为马骁帆筹集了33.7万元善款。
　　当时，马书军多次表示，孩子的病治好了后，一定会把多余的钱返回社会，帮助其他的人。之后，马书军成为红基会的一名志愿者。
　　但在巨大的“声名”之下，马书军开始飘飘然起来。
　　“马书军开始做什么都骑自行车，后来就改成了打的。……变得对钱越来越在意，和妻子常常因为钱的事情吵架。”曾全程跟踪报道马书军的媒体记者李月说。
　　一位曾在一次慈善活动中全程陪同马书军的网友在接受《中国报道》采访时说：“当时的活动主要靠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红基会的影响力，但是，马书军却感到是自己在为白血病患儿做事。我当时劝他，他听不进去。因为他年纪轻、阅历比较浅，我们的共同语言很少，后来再去武汉，他就不再找我了。”
　　小天使基金前工作人员李塬则用“江湖人”来形容马书军，他说自己曾经多次警告过马书军，让他不要飘飘然。
　　不过，在马书军的朋友和家人眼里，他并不“狂”。“马一向讲义气，心软，爱帮助人。”朋友李军如此评价。
　　在父母眼里，“这个二儿子，懂事、善良，虽然脾气有些暴，但是个不赖的孩子”。
　　对马书军一案还有待司法机关作出公正裁决，但有不少人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截留善款事件的责任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马书军一个人，尽管他处于舆论风暴的中心。
　　“并不能说马书军从一开始就很坏，在缺少监管的情况下，天使也会变成魔鬼。”曾经和马书军打过交道的网友“楚天火凤凰”对本刊记者说。在他看来，除了马书军个人素质的原因，媒体炒作和患儿家长盲目相信马书军，以及基金监管方面的一些漏洞，共同导致了善款截留事件的发生。落难“小天使”
　　马书军涉嫌截留善款一事发生后，在媒体的报道中，一名邯郸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王莉进入人们的视野。
　　马书军在给中国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的电邮中表示，(截留事件)是和王主任(王莉)商量后，把钱分给了其他患儿。
　　据媒体报道，王莉说自己对马书军截留善款一事并不知情。但让人迷惑的是，在被问到马书军为何通过她向患儿家属转交善款，王莉表示，马书军帮忙弄到钱后，有的患儿家属不方便去北京拿，她就主动说可帮助代转，并提供了自己的一张工行卡，“这完全是出于好心”。
　　在《“小天使基金”资助管理规则》中明确规定，“获得资助的申请人须向中国红基会提供与资助款额相等的患儿医疗费发票及费用清单，中国红基会审核无误后将资助款直接汇入申请人开立的银行卡账户或患儿就治医院账户。受助人另有要求的除外。”
　　既然没有受助人的直接请求，王莉同意马书军将善款打入自己账户的行为超出了职务行为。在马书军案发后，王莉被原单位辞退。
　　实际上，中国红基会发现善款被截留是一次偶然事件。4月下旬，小天使基金办公室在对受助白血病患儿家长进行电话回访时发现善款被截留。
　　一时间，舆论的焦点指向了基金监管问题。有记者调查发现，与此次截留善款案相关的一名患儿，以不同的名字申请小天使基金，并两次获得了救助。还有患儿的申请资料上面未留家长的联系方式。而在小天使基金的管理规定上，明确要求“留下联系人的详细联系方式”。
　　这样的申请是怎么过关的?中国红基会还未给外界一个满意的答案。
　　李塬认为，作为一个曾经接受“小天使基金”帮助的白血病患儿家长，又一直做志愿者，马书军对“小天使基金”的规则可以说了如指掌，也就极有可能发现其中的漏洞。
　　很多人在采访中提到“小天使基金”评审委员会的制度很好，在这个委员会里，聚集了专家、志愿者、媒体等社会人士。但公开、透明、专业的评审并不能保证后续行为符合制度规定。李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钱打到申请人的卡上，与提交资料进行核对，基金的工作流程就结束了。实际上，截留善款很可能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客观地看，截留善款事件的发生与“小天使基金”的工作条件也不无关系。
　　成立于2005年3月的“小天使基金”，是国内唯一个全国性白血病儿童救助专项基金，是中国红基会“红十字天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小天使基金”具有与生俱来的社会公信力，但在成立之初，它只是一个空壳基金，账户上没有一分钱。后来的善款，都是靠志愿者筹集来的。
　　曾经担任过“小天使基金”办公室主任的任瑞红介绍，她一年的筹款任务是500万元。2007年，她完成了600多万元的筹款。项目负责人李塬也曾通过近一年的努力，为小天使基金筹集了近400万元善款。
　　在马书军事件公开前后，“小天使基金” 的专职志愿者相继离开。他们离开的理由有共同之处，一是筹集善款太难了；二是面对那么多求助的患儿，选择哪一个将得到救助太不容NYo李塬的看法比较悲观，他认为马书军事件以后，“小天使基金”的生存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小天使基金’出现以前，全国没有一个专门关注白血病患儿的基金。虽然它刚刚成立，起步阶段非常艰难，但是作用是应该承认的。它被寄予了很多希望。”长期关注白血病儿童的网友“楚天火凤凰”说。
　　成立4年来，“小天使基金”筹集到的资金总量为1584万元。先后资助过546个白血病患儿，而向“小天使基金”申请救助的患儿至少有4000多人。
　　对此，中国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的一段话意味深长，“哪怕筹集的资金只能救助一个孩子，咱们也值得做。也可能你救助这一个孩子对于上百万的白血病人来讲是百万分之一，但对于一个具体的患者来讲，我们帮助了他，挽救了他的生命，这就是百分之百”。
　　
　　拿什么来拯救
　　
　　“小天使基金”正在面临成立以来最大的公信力危机。而专家呼吁，要理性地看待这次善款截留事件。
　　“对于新型基金，社会期望值要降低，要加强监督，以起到‘看门狗’(Watch Dog)的作用。”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评价一个慈善基金项目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标准，在这次事件中，媒体不能一味地问责。社会监督主要是看基金的效果，一是看假如没有这个基金会怎么样；二是看受益人是否觉得这个基金起作用。至于外围的非专业的人，很难去评判。”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白血病患者总数约400万人，并以每年四五万人的数量增加，仅儿童白血病患者就占50％，农村儿童的白血病发病率远远高于城镇儿童。动辄几十万元的治疗费用，别说农村家庭，就是普通的城市家庭也难以承受。目前，这些费用主要靠患者家庭来承担。所以，一旦白血病患儿被确诊，对其家庭来说往往是灭顶之灾。
　　作为国内唯一一个全国性白血病儿童--救助专项基金，“小天使基金”承担了重要的使命。假如这个基金不存在了，对于患儿家长来说，不仅仅是“少卜个求助的渠道”，更会丧失一份生命的希望和对社会温暖的感受。
　　“马书军是整个中国白血病儿童患儿家长的一个缩影，当然不能说代表，但在相当程度上，这个群体的命运，因为它各个环节上，从孩子住院，包括到后来出院，他们所承受这个苦难，我们常人是难以理解的，如果不作为一个亲历者的话。”李塬说。
　　专家认为，能够拯救“小天使基金”的，只有进一步健全基金的管理制度，理顺治理结构。
　　“现在不同的非营利组织存在不同的漏洞。有时，捐赠人不―定提出限定性的要求，可能就是一个漏洞。让政府、捐赠人、社会(媒体、志愿者)、慈善组织四位一体的监督作用发挥出来，这样的慈善基金才算完善。如果基金的治理结构完善了，钱怎么都跑不出去。”黄浩明对本刊记者说，“在没有调查清楚前，不能简单地认定是哪一方的责任。更不能因为一个基金出了问题，就认为整个慈善事业都有问题。”
　　马书军事件更深的意义在于，唤醒更多的社会目光，投注到儿童白血病患者及其家庭上。
　　从这一点来说，政府、社会、企业、公民都负有责任。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否能够为儿童大病，特别是白血病提供更多的保障?能否采取一些激励措施鼓励社会保险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儿童白血病的治疗和研究?能否为慈善事业营造出一个更完善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企业能否承担起白血病等儿童大病治疗研究的“公民责任”?社会慈善机构能否吸取教训，积极地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监督的参与程度和监督质量?
　　这些都是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答的问题。
　　这场慈善风波后，人们在拷问人性善恶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能为那些身患绝症、处境艰难的孩子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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