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SOS儿童村生活实录】 中国天津SOS儿童村 概况

　　5月22日,天津市河东公园旁侧的小院里,一栋栋砖红色两层小楼被郁郁葱葱的树木掩映着,看不到深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背着书包,说说笑笑地走进院子,他们刚刚考完会考,或者期中考试,妈妈们在等着他们回家。
　　这个院子就是天津SOS儿童村,出租车司机和院子外的人们还是习惯用孤儿院来形容它,但是院子里的树木、修剪草坪的花工、幼儿园和旋转木马,还有正在做家事的妈妈们,已经在努力地驱散着这种不幸的调调,告诉孩子,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社区,他们都是普通的孩子。或许,这也是60年前赫尔曼•格迈纳医生创建第一个SOS儿童村并收养二战孤儿的初衷吧。
　　
　　“我喜欢姥姥,她来了可以做挡箭牌”
　　15岁、上初二的刘云来非常开朗,说起高兴事时,脸就红扑扑的了。他有9个兄弟姐妹,最大的姐姐21岁,已经在一家公司实习,他们的妈妈张红霞今年29岁,是儿童村里最年轻的妈妈。兄弟姐妹中,刘云来和达吉同班,达吉小他一岁,叫他“来哥”。刘云来说,他喜欢达吉老实,从来不闯祸。达吉是从拉萨SOS儿童村转来的,他来的当天,孩子们就带他到院子里一起玩儿了。
　　6周岁的赵聪是刘云来的弟弟,来的时候还不到5岁,已经会哼几句京剧了,于是,妈妈找了京剧学习班,每周带着赵聪去上课,因为赵聪年纪太小,妈妈把每堂课都用复读机录下来,回来反复听,再教赵聪唱,两年多下来,孩子们都会哼唱些片段了。妈妈不在家的时候,由“军哥”和“娟姐”照顾弟妹,“军哥”杜丽军是他们的大哥,在天津某市重点读高中,成绩非常好,是他们的偶像和榜样,“娟姐”杜丽娟是他们的姐姐,在区重点读高中。和其它兄弟姐妹略为不同的是,“军哥”和“娟姐”是有血缘关系的两兄妹。
　　另一家的大哥索朗顿珠也是从拉萨SOS儿童村转来的,说话时会有点儿害羞,在他的床头,贴着周杰伦的海报,客厅里的电脑也是他的最爱,他希望以后可以从事和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对于即将到来的暑假,他和同学约定一起去蓟县爬山。他的小妹妹赵雪梅今年9岁,会带大家到她认为院子里最好的草坪上拍合影。
　　现在,村里一共有141个孩子,其中,106个生活在15个家庭里,还有35个14周岁以上的男孩子生活在青年公寓里。村子里有幼儿园,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孩子们需要步行30-40分钟到附近的万辛小学。由于校车比较小,只能接送三年级以下的孩子。今年61岁、已经在这里做了15年村长的王振林时常叮嘱孩子们,出门不要过马路,一直往前走,那样就可以少过两个大马路了。初中时,大多数孩子会去香山道中学,成绩好些的会去区重点或者市重点中学。和普通家长朴素的教育观类似,村长和妈妈们都认为,孩子有能力上什么样的学校,有能力上到什么程度,他们都会供养。
　　课余时,许多孩子都参加了武术班、舞蹈班、美术班等特长学习,武术课就在河东公园旁边上,村里的社交中心是为孩子们平常学习和训练的地方。
　　自1986年招收了第一批60个孩子后,村里先后收养了327名孩子,他们大多来自天津周边郊县以及河北省,到目前为止,有186个孩子参加工作了,87个孩子成家了,14%的孩子上了大学,4个孩子在国外大学读书,近100名孩子先后被评为天津市、区和校级“三好学生”。学校办公室里有一张儿童村成立20周年时拍的大合影,村长助理姜春辉一一给记者介绍着上面的孩子,这个现在在加拿大,这个的女儿已经读高中了,这个回老家工作了,这个前段时间辞职经商了……
　　这些孩子中,齐奇是令人骄傲和特殊的一个,来儿童村时,他只有三岁半,后来妈妈带他学习打击乐,他读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1997年的时候,他获得“SOS迈格纳音乐奖”,得到20万元奖金,现在在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他求学的过程中,国际SOS儿童村组织主席库廷也提供了许多帮助,为了省钱,库廷主席亲自从国外帮他带琴回来。
　　2007年,库廷主席来天津儿童村时,告诉工作人员这样一个故事,在英国,当他看到从儿童村里走出来的中国女孩儿,自如地用信用卡消费买单,并托库廷主席给她妈妈带回礼物时,他由衷地感到欣慰和感动,感动于这些孩子可以和正常人一样自信地生活。
　　记者问刘云来喜欢姥姥还是姥爷时,他说,他喜欢姥姥,姥姥来了可以当挡箭牌,他犯错的时候,妈妈也不会说什么。他说的姥姥是张红霞的妈妈,经常会来儿童村里看望女儿所照顾的这些孩子。
　　 “SOS家庭-----妈妈和孩子们共同营造她们自己的家,孩子们享受着真实的安全感和归属感;SOS妈妈----负责照顾7-8名孩子的生活起居,并给予孩子们所需要的安全、爱和稳定;SOS兄弟姐妹----自然成长的家庭纽带,由数名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孩子和妈妈生活在一个家庭中;SOS村子----有十几个家庭组成的SOS村子生活在社区并融于社区。”国际SOS儿童村所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实践中被遵循和验证着。
　　
　　SOS妈妈:一切为了孩子
　　儿童村的妈妈需要独身或者离异无子女,入职年龄要在35周岁以下。这是一个看似不近人情的规定,但是60年来在世界各地雷打不动地被遵守着。开创第一个SOS儿童村的格迈纳尔,国际SOS儿童村现任主席海尔姆特•库廷(从儿童村走出的孩子之一),都终身未娶。
　　1986年,天津SOS儿童村招来了第一批妈妈,这13名妈妈按照排行排出了大姐、二姐,直到十三姐,后来,她们中走了一半,坚持下来的,明年也将全部退休。
　　今年,天津儿童村新招聘了4名妈妈,以接替明年即将退休的妈妈。其中,1987年出生,今年24岁的化雪(音)刚从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原本在天津某公司做文员,看到招聘启事,几天的培训,尤其是和老妈妈聊天后,她辞去了原先的工作。记者采访时,她正在开封SOS儿童村实习。从儿童村创建即在这里工作的村长助理姜春辉告诉记者,这次收到300多份简历,但是只要一个电话,她就能知道应聘者的目的是什么。“当时,化雪说,和孩子们在一起能给她带来快乐。我找不出拒绝她的理由。虽然她以后可能会有变化,但是我还是愿意给她机会,让她留下来。”和化雪同时进入第一轮培训的,还有两个女孩儿,但都因为父母的反对而退出了。
　　化雪入职后,张红霞就不再是最年轻的妈妈了,张红霞23岁就来到了儿童村,实习两年,又做了两年阿姨(妈妈休假时代替妈妈临时照顾孩子),才正式“进家”了。现在,她有9个孩子,最大的女儿17岁,正在实习,时常会和她说哪个男孩子比较好,最小的只有5岁。
　　来儿童村之前,张红霞是幼儿园老师,“刚开始只是喜欢孩子,觉得他们可怜,想要照顾他们,来了之后,就少了那些很高尚很虚的念头,变得更加实际。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脑子里会想着哪个该考试了,哪个要比赛,哪个该买衣服买鞋子了,男孩儿特别费鞋。孩子们都很懂事,不会攀比。”
　　几年正式SOS妈妈的生活让张红霞迅速地成熟起来,她告诉记者,“对不同的孩子要用不同的方法,同一个孩子在不同的年龄也要用不同的方法。”
　　张红霞的家在天津,休假时,她会带两个小的孩子回家。“他们在外面接触的太多了,我得不断的学习,会有点儿吃力。”“我希望他们最好都能考上大学,上比较好一点儿的大学。丽军和丽娟现在上高中,还是很有希望的。”
　　对于自己的将来,张红霞说,她没有想过那么远。
　　和张红霞相比,今年52岁的晋朝荣是位资深老妈妈,她现在带着7个孩子,5个上小学,1个上中学,还有1个上幼师。在奥地利音乐学院读书的齐奇也是她带大的。她的孩子中最大的已经37岁,现在的她,既是妈妈,又是奶奶和姥姥。
　　1988年,29岁的晋妈妈从杂志上看到关于儿童村的报道,就来到了天津。“最开始的时候时只有老师的概念,几年后反回去想,当初的定位是不准确的。那时,总觉得我是为他们好,我来奉献了,她们应该感激,所以当孩子们不理解时,自己会很委屈。”现在,和年轻妈妈聊天时,晋妈妈会聊自己当初处理问题时的失误,她说有些做法会给孩子造成伤害,但当时自己是死不承认的。
　　 “孩子不想说千万不要去逼问,逼问只能让他撒谎。我的女儿当初谈恋爱,死活不承认。我只是告诉她,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很多年后,孩子主动告诉和我聊起她当时的感受。”
　　 “我一直比较严厉,缺少女性特别细腻的东西,孩子们可能会有点儿怕我。不过,我们家孩子缺少父爱,我希望能够从这方面影响他们,让他们更坚强。”
　　 “外界最不好的,也是最常见的,就是一看到他们就会说这孩子多可怜啊,这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有些人还会直接给他们钱,这对他们性格和人格上的影响有时我们是看不到的。”对于孩子的身世,最初时,晋妈妈有意回避。后来,她明白,要让孩子真的放下或忘掉很难,所以,她开始引导孩子接受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幸,也让孩子明白,她们需要别人的帮助,但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因为有很多人在关心他们,有兄弟姐妹陪着他们一起长大,有妈妈天天在家里等着她们回来。
　　 “这份工作很辛苦,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孩子随时会有成就,会有小事让你感动,那些都是暂时的。等他们真的长大了,才是检验我的时刻,看到他们有自己的家,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只是时间太长,需要20多年。但是只要有一批孩子出去了,你就能感觉到这份工作的意义,也是儿童村存在的意义。”
　　 “这个职业让我更完善了,如果我是社会上一个自然的妈妈,不会有这种改变。”
　　和妈妈们朝夕相处的姜春辉也负责对新妈妈们进行培训,她说,SOS妈妈不是正常家庭的妈妈,更强调职业特性和理性。选择这个工作要放弃很多,但不意味着失去,孩子也能给妈妈带来很多快乐,这种快乐不是用苦来表达的。
　　类似的是,最初时,这些妈妈们的父母都是不同意她们做这份工作的,只是后来,也会因为这些孩子而理解她们。而且,这些妈妈们也并非完全不想成家,只是做了一段时间后,她们就离不开这些孩子了。
　　
　　儿童村无法托起的天空
　　王村长说,要想了解SOS儿童村在中国的状况,看天津村就可以了,它是最早的,遇到问题也最多。
　　按照常规,儿童村将抚养照顾这些孩子直到他们参加工作,其间,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所有费用也由村里承担,今年即将读研的南昌村一位孩子被检查出有脑瘤,目前已花费的十几万元即由儿童村承担。对于大部分资金需要来源于国际SOS组织的儿童村来说,资金问题因为金融危机而受到影响。但是王村长相信,资金问题只是暂时的。更让他头疼的是孩子的就业难题。
　　去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几个失业的孩子又回到儿童村青年公寓,在这里免费吃住。虽然不想让他们给孩子做出坏榜样,但王村长也同样不忍心赶“自己的孩子”离开。多年来,虽然从儿童村走出去的兄弟姐妹们都会相互照顾,但是除去少数发展较好的之外,大多数人都从事着极为普通的工作。“他们的收入不太高,住房和成家问题很严峻,男孩子的压力更大,需要社会给他们一些关照。”中国SOS儿童村协会会长白益华如此告诉记者。
　　和孩子朝夕相处的妈妈们更加感同深受,在晋妈妈看来,这些孩子没有家庭人际关系,进入社会后面对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公平的,这样的环境不利于他们自立。而且,他们从小在关爱中长大,和自然家庭中摔摔打打长大的孩子不同,走向社会后感受到的反差更大。“这时候是社会体现出对他们关爱的时候,比如给他们创造比较良好的环境,同样的职位能对他们给予优先考虑,在住房上也给予一些优惠等。”
　　和妈妈们一样,村长对孩子最大的希望是他们能够自食其力,成为最正常的社会自然人。“如果不能,那么儿童村就是失败,或者不成功的。”
　　但是,无论村长和妈妈们如何教导孩子不要挑拣工作、不要嫌弃工资等,许多的现实情况都正如妈妈们所说,“无论我们再努力,也无法改变”。
　　还有就是孩子的生活费问题。据村长介绍,目前儿童村孩子的伙食费标准,14岁以上的孩子,北京、天津、拉萨等地的儿童村,每个孩子每月280元,14岁以下的每月240元,有些孩子中午需要在学校吃饭,钱就很紧张。孩子考上大学后,包括伙食费、服装费、医疗费等在内,每月生活费为570元,也明显不够。为此,村里组织家庭集体采购蔬菜,找赞助单位赞助粮油食品等,以补充孩子们的生活。
　　2009年7月,民政部《关于制定福利机构儿童最低养育标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为保障在院(福利机构)儿童身心全面发展需要,避免出现养育标准过低、康复条件较差、各地养育标准差距较大的问题,经测算论证,民政部建议福利机构儿童最低养育标准为每人每月1000元。这一标准包含伙食费、服装被褥费、日常用品费、教育费、医疗费和康复费,不包含儿童大病医疗救助费、寄养家庭劳务费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一指导意见并未以文件的形式正式下发,“因为没有文件,当地财政也无从执行。孩子的生活水平近几年确实有点儿困难,如果这个问题能够落实的话,孩子的生活质量会有很大的提高。”
　　妈妈的待遇也是村长所担心的。1986年建村时,包括村长在内的所有员工都由国际SOS儿童村组织发工资,1998年后,妈妈们仍由国际组织发工资,村长等工作人员转为国内事业单位工资。但是近几年来,国外工资涨幅较少,国内调整幅度较大,使得妈妈们的工资成为村里最少的,资历最老的老妈妈每月3650元,工作不到4年的新妈妈的工资是2650元。“在天津属于中等水平。但是儿童村的工作性质特殊,妈妈们也有些想法。”此外,目前儿童村妈妈们的身份,13份事业在编,3位是零活就业的,其余的是聘任,她们的利益分配和养老保险也各有不同。
　　还差3年就到退休年龄的晋妈妈非常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儿童村有退休妈妈公寓,但前提是我能够生活自理,如果我身体不好,瘫痪了或者老年痴呆了,谁来管我?孩子们会做,但是我不能要求他们,我希望自己把问题处理好,这个忧虑是随着年龄增长而与日俱增的,村里应该有机制来保障,目前的现状不是很让人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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