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真相_袁隆平对转基因的态度

　　“中国目前仍是追求高质量食品文化的国家之一,其中包括天然生产的粮食。如果迷失了这种传统而去追求转基因食品,这将是民族经济走向自杀的最简单方式。” 　　 　　当普通百姓因无意中吃到转基因食品而惊诧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类食品已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更少有人察觉,这项新技术的背后,竟与权力的推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转基因商业化“狂飙突进”
　　世界上关于转基因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继1983年全球第一例转基因植物――一种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烟草在美国成功培植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1985年首先发起了对转基因植物商业用途可能性的大规模研究。随后的20年中,该基金会在促进世界范围内基因工程的开发研究和生产应用的投入超过了数亿美元,并将此宣称为:基因革命。
　　在此背景下,美国大量的农业综合企业开始投入转基因作物和饲料等的狂热研究热潮中,孟山都公司等转基因巨头企业充当了这支队伍中的领头羊。
　　第一种大批量进入市场的转基因食品是含有rBGH人工生长激素的牛奶,这项转基因技术是孟山都公司的专利。随后,权威科学家爱博斯坦博士一纸说明该牛奶有致癌危险的警告如重磅炸弹般激起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警惕,继而引起了整个科学界的争论。但在当年老布什上任后的几年中,政府并没有颁布过任何管制生物技术和转基因产品的新法律法规,转基因在默许的环境中大行其道。在此过程中,企业利益仿佛与政府利益融合在一起,关系如麻,耐人寻味。
　　业界公认的全球首例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始于1996年,离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品种在美国获得商业化生产许可只用了两年的时间。恰是这一年,世界转基因种业巨头孟山都对公司的业务做了分离,一个传统的化学工业公司将业务转向了种业市场。结果,该公司当年营业额达到12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了8.23亿美元,增幅超过200%,由此可见,这个行业拥有诱人的利润增长机会。
　　也是在1996年,孟山都在阿根廷农民陷入通货膨胀的困难时期非常及时地伸出“信贷”援手,获得了该国总统梅内姆颁发的独家销售转基因种子许可证。阿根廷政策开禁之后,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成为了商业化大豆生产的基础,而阿根廷的土地随即成为一个庞大的转基因种子实验工厂。1997年,转基因大豆达到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的20%,1998年超过了60%,目前,这个比例已经接近100%。这样的模式被孟山都以“慷慨的救援”方式复制到了巴西、伊拉克等国。2003年9月,巴西政府解除了在2003/2004年度播种和销售转基因大豆的禁令,使巴西农民种植转基因大豆合法化,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正在迅速扩大。如今,嘉吉、邦基等种业巨头已在巴西等国扎营,以“向农民提供贷款(年利息13%)――用大豆收成偿还”的方式和当地豆农达成了长期的依存合作关系。由此,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推进。
　　根据中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全球已有25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应用。以转基因大豆、棉花、玉米、油菜为代表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2550万亩发展到2009年的20亿亩,14年间增长了79倍。目前看来,美国仍然是最大的转基因种植国,2009年种植面积达9.6亿亩,其次是巴西和阿根廷,种植面积均达到了3.2亿亩左右。
　　2010年6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加州地方法院的禁令,允许孟山都的抗农达转基因紫花苜蓿种植。据了解,紫花苜蓿是美国最重要的牧草作物,种植面积2200万公顷,美国农场主和环保团体对转基因“超级种子”带来危害的反抗却因此终结。作为最高法院对转基因作物问题的第一次裁决,禁令的取消似乎给市场发出了强烈的信号。
　　抽言:“‘转基因作物能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只是美国孟山都公司为首的转基因‘卡特尔’组织对外散布的美妙神话。”
　　
　　
　　
　　
　　惨痛的反思
　　中国学者周立对美国农业进行过独立研究,在与笔者的交流中曾表示,美国式的大农场成为全球现代化农业的样板,被其他国家不断地模仿和复制,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模式和粮食体系,也从此走上了不可持续发展的不归之路。“各国农业模式应允许不同的形式存在。转基因农业的规模化种植,不可挽回地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原本可持续的农业模式,在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驱使下慢慢变成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的自杀式农业模式。”
　　这一观点在印度转基因棉农的自杀潮中得到了印证。根据统计,1997年至今印度农民自杀已达到20万人数,而其中大多数是棉农。当地棉农将这一切归咎于转基因棉花的规模化种植和全球化的冲击。
　　上个世纪末,孟山都开发了专门抵御棉铃虫幼虫的名为“保铃棉”的转基因棉花种子,并于2002年在印度上市,最初,“保铃棉”产量翻番带来的可观收益让印度棉农趋之若鹜,2005年,这种棉花的种植使杀虫剂的使用量减少42%,种植转基因棉花每英亩的收入比非转基因棉花高出373美元。但好景不长,“保铃棉”的收成由于水土不服开始减少,对转基因棉花高产深信不疑的农民却因前期贷款购买种子而债台高筑,最终被逼上绝路。科学家曾经预测,经过10代棉花种植,棉铃虫就必将普遍获得抗药性。孟山都转基因棉花的商业化扩张之路,竟洒满了棉农忧伤的泪水和鲜血。
　　美国著名地缘政治专家恩道尔先生在与笔者的邮件交流中表示,“‘转基因作物能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只是美国孟山都公司为首的转基因‘卡特尔’组织对外散布的美妙神话。实际上恰恰相反,在美国,根据对占据绝对份额的转基因大豆、玉米和其他基本作物的收成来看,结果并不如人意,而包括孟山都和美国农业部都在极力隐瞒转基因作物在种植一两季之后收成减产的事实。迄今为止,没有一种转基因种子能够在长期的检验中体现出产量方面的优势。”
　　2004年11月,澳大利亚一份转基因芥花籽产量报告显示,尽管孟山都声称抗农达芥花籽的产量能提高40%,但澳大利亚根据试验结果揭露,它比全国平均产量降低了17%。英国土壤协会曾用6年的时间研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情况,并在2002年发表了《疑虑的种子》的报告,其独立的评估表明: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已使土壤情况恶化。根据我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土壤恶化的元凶在于,大多数的转基因作物越来越依赖于孟山都的专利农药,比如农达草甘膦除草剂。这些农药已被实验证明含有致命的剧毒性,使用此农药的转基因作物会对人类和动物的细胞及胎儿产生中毒的风险。”
　　法国医学博士弗雷德里克•雅克玛曾经表示,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同时要进行根本性反思,探索这项发明是否会对土壤和生物圈等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破坏,而不是陷入某种所谓新发明的狂热之中。
　　在目前全球进行广泛持续的转基因研究氛围中,欧洲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这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法国学者居伊卡斯•特勒认为,法国人对本地区生产的传统食品情有独钟,法国美食和那些用转基因产品生产的工业化的食品并不相容。他们热爱拥有树木葱郁的森林和小片田地的风景。而转基因的集约化种植,会破坏森林、篱笆和小溪来建造十几公顷的大片田地。
　　 “大部分的转基因产品都是由某个美国公司进行商业化操作,而法国人不愿意依赖于外国公司。”恩道尔向笔者透露,“我经常周游全球各地,与不同的人群交流对转基因及其他重要问题的看法。目前在土耳其了解到奥巴马总统去年施压埃尔多安政府取缔转基因禁令的相关内幕,但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包括德国、英国、俄罗斯等,我的感受几乎一致――人们把转基因当成非自然物种一样抵制。”
　　目前,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1.34亿公顷,其中欧盟种植面积仅10万公顷,且大部分集中在西班牙。2010年7月13日,欧盟将讨论修改目前欧盟转基因作物种植批准体系的建议。根据该建议,欧委会可以加快转基因种植品种的批准进程,但是,各成员国拥有是否允许在本国种植的最终决定权。
　　
　　
　　
　　
　　转基因在中国
　　中国对转基因项目的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863”计划开始,就在国家的支持下持续投入,即使在90年代末国内外争议较大时,研究也没有停止。
　　在过去20年中,中国三分之一的转基因研发资金集中在转基因水稻的研发上。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表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每年能给中国带来40亿美元的效益。90年代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对转基因生物科技持非常推崇的态度,该领域的研究也被视为中国高技术在世界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标志。但过去极少有人会谈到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问题,一个原因是,目前在中国除转基因抗虫棉之外,还没有大宗粮食、油料作物和其他食用的转基因作物获得生产许可。
　　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极力推动抗虫棉产业化发展,该企业高层向笔者介绍,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早已在中国遭遇滑铁卢。由国际作物生命协会数据得知,中国国产抗虫棉占全国抗虫棉面积由1999年的7%增长到目前的90%以上,美国抗虫棉则由93%下降至不到10%。1996-2006年期间,中国已经从种植转基因棉花中获益58亿美元,其中仅2006年的收益估计就达8.17亿美元。
　　该高层表示,由于棉花生产工艺复杂的特殊属性,美国式的机械化种植并不适合棉花生产,而是需要棉农通过人工一个个采摘完成,才能保证棉花的质量,对于人工成本的付出,中国市场具备优势。他强调,转基因和育种是不同的概念,转基因技术可以说是育种的一种手段。“以抗虫棉为例,只是在抗虫方面使用转基因技术,而种子可以在各种优质资源储备中进行选择,不一定要用转基因种子。”
　　2000―2004年间,中国开始放慢了转基因项目研究的步伐。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渐多,农业部开始慎重考虑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问题。正如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向笔者透露的那样,“国家对转基因的问题上,关于研究的态度较为开放,因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技术储备;但相关法规对商业化管理较为保守,主要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和百姓的接受程度”。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也表示,“关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问题管理需要通过反复的讨论和验证。”
　　然而,接下来几年间,转基因大米非法流通频频曝光。2005年4月,绿色和平组织经过两个月调查发现,湖北武汉市、武汉周边地区和松滋市等地方的种子市场、农技站和种子站,在非法售卖没有通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水稻,并很可能销售到湖北以外的南方市场。根据种子公司和农民提供的数据估算,湖北2004年至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流入市场;2005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0000 ~25000亩。这两年间,该区域农民一度因为“一种不用打药又高产的种子”而兴奋不已,那时他们并不知道,种植的就是转基因的水稻种子,以为是政府推广的另一种杂交水稻新品种。“听说这个种子能抗虫,大家都拿来试种,一开始是几家种,后来都抢着种。”结果却是,转基因水稻稻种只能抗螟虫,不能抗其它的虫子,种了两季之后的2007-2008年间,大片的稻谷都被稻飞虱吃掉了,农民颗粒无收。
　　2007年9月,在位于怀化市的湖南省中稻区域试验田,绿色和平组织又发现,在农业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种实为转基因品种的水稻,冒充常规杂交水稻做了两年田间实验,并已进入最后的品种审定阶段,试图绕过转基因生物安全审定,直接获取商业化种植资格。2010年3月15日,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发现中国境内沃尔玛超市出售非法转基因大米。一时间,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再度甚嚣尘上。这个事件发生在一个微妙的日子:其一,查处当天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其二,中国“两会”刚刚落下帷幕。而在“两会”期间,中国农业部官员明确表示,目前国内仍未允许转基因大米的商业化生产和进入市场流通。事发之后,农业部再次澄清,“从未批准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言之凿凿,不容置疑。
　　抽言:“如果中国对转基因作物不设任何障碍并放开市场,孟山都等外资转基因巨头将直接利用对种子的控制对贵国提出各种条件,而这背后真正操纵的施压者极有可能来自于五角大楼。”
　　
　　
　　
　　
　　种子的“鸦片战争”?
　　而中国政府对转基因农作物研究的真正发力在2008年,当年7月9日,国家投入资金240亿元,启动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此举在当时曾掀起了轩然大波。笔者当年曾就此事多方调查,主要得出两种结论:一、预言中国将成为商业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二、转基因粮食商业化生产仍需谨慎,国家尚未开禁。
　　事隔一年,曾经的预言突然眉目清晰。2009年10月,中国农业部公布了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批准主粮转基因种植的国家。三个月后,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强调 “加速实施转基因主粮产业化”,这在一夜间成为全体国民关注的焦点。接下来更有百人上书反对,政协委员联名上交提案,根本原因仍在于担忧转基因主粮商业推广的安全性。
　　笔者曾就“中国是否应该放开转基因市场”问题与恩道尔进行探讨,他非常坚定地表示,“如果中国对转基因作物不设任何障碍并放开市场,我可以坦白地推断,在10年或最多20年的时间内,中国将受到粮食安全体系遭受破坏和人们健康受损的双重威胁,甚至将变成不毛之地。正如老布什给转基因打开绿灯的15年间,美国普通百姓已然成为这场实验的小白鼠,平均健康水平每况愈下。届时,孟山都等外资转基因巨头将直接利用对种子的控制对贵国提出各种条件,而这背后真正操纵的施压者极有可能来自于五角大楼。这是我一直将转基因工程看做新一轮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这毫不夸张。以我掌握的资料和经验来看,中国目前仍是追求高质量食品文化的国家之一,其中包括天然生产的粮食。如果迷失了这种传统而去追求转基因食品,这将是民族经济走向自杀的最简单方式。我真诚地希望中国的决策者和普通百姓不要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事实上,在允许转基因食品流到市场上之前,中国政府仍要做很多的准备,包括监管制度的完善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对于转基因话题的诸多看法和讨论,从科学界到市场都存在巨大的争议和对峙,但迄今还没有出现针对一系列疑问的真正交锋,而对于转基因价值的界定和取舍,已成为政府决策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李国霖 北京安邦咨询公司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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