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上市后往何处去 人面不知何处去的后一句

　　农行独特的定位以及今年资本市场整体的复杂，也使得农行的上市不同于之前的其他国有大行，其中“农”字的标签尤为关键。可以肯定的是，农行必定要带着“服务三农”的铁镣铐跳舞。成功与否取决于农行能否尽快找到一条途径，将镣铐变成金项链。
　　
　　中国农业银行的上市可以说是今年资本市场的焦点，也是政府高层在金融领域的头等大事。7月15日发行首日，农行在2.7～2.72元之间徘徊，当日下午股价在2.69～2.7元之间震荡，距离2.68元的发行价仅1分钱。随后的交易日中，疲弱之态尽显。
　　从开始传出上市消息到最终成行，农行经历了难以言表的波折。除掉其本身融资规模的因素外，农行独特的定位以及今年资本市场整体的复杂，也使得农行的上市不同于之前的其他国有大行，其中“农”字的标签尤为关键。
　　
　　农行的尴尬
　　
　　农行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之一，也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上，政府把农业银行看作是扶持农业发展的政府机构，而不是一家营利性的商业银行。这使得农行的坏账率高得惊人，成为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也使得历史上农行接受的政府注资额度在四大行中是最高的。
　　但随着经营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持续的注资成为政府的一大负担。早在2007年年初，国务院就为农行确定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十六字方针。虽然定下了市场化和商业运作的总体方向，但在中国的国有银行版图中，“三农”仍然是其主要服务目标。在当年股份化改革中，国务院要求，农行以服务“三农”为方向，紧紧围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需求，进一步强化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和责任，稳定和发展在农村地区的网点和业务，建立县域事业部制管理体制，不断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支持，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服务。
　　事实上，农行在农村也确实占据了“巨无霸”的地位。农行销售网络的覆盖范围在国内大型商业银行中居于首位，总共有23624家境内分支机构。在城市，农行拥有10887万个网点(占全行46％)，与其他三大行旗鼓相当，而其在县域拥有12737个网点(占全行54％)，比其他三大行加起来的还要多。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截至2008年底，农行在全国县域市场的贷款占有率为13.6％，存款占有率为21.6％；至去年底，“三农”业务占农行总贷款的28.8％和总存款的40.5％；去年提供税前盈利209.45亿元，占农行税前盈利28.33％。
　　然而，去年底农行县域贷款的不良率高达3.69％，较城市贷款不良率2.59％高出1.1％。但是，“三农”贷款又必须推行。这使得农行面对这样的难题：如何确定三农业务在整个农行的架构中的位置。国家要突出三农，必须要有一家能够覆盖城乡二元结构的银行，但是不良贷款率太高，投资者会不认可，认为农行是一家赔钱的银行。农行正面临定位的尴尬。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曾评价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五大缺陷：一是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远不能适应农村普惠制金融业务的要求；二是农村金融机构体制机制远不能达到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要求；三是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功能还不能满足农村多元化金融服务的需求；四是农村金融风险补偿机制还不能弥补农村金融业务的成本风险；五是农村金融外部环境远不能适应农村金融健康发展的要求。
　　除此之外，中国目前正面临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城乡一体化是目前改革的主打方向，而金融市场建设是其中的关键点。可以想象的是，背靠如此规模的既有业务，即使现在成功上市，面对需求日益旺盛的农村市场，监管层仍会将农行作为服务农村的主力军。而且，就在农行紧锣密鼓准备筹备上市事宜的时候，2009年4月，中国银监会发布《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与监管指引》，订出连串规定，包括三农贷款增长不低于全行贷款增速，5年内三农贷存比率提高至50％以上等。
　　这一切都显示，农行是背着盘活巨大农村金融体系的重担上市的。
　　
　　姓“商”还是姓“农”
　　
　　2010年，农行的三农金融事业部在全行系统铺开，但尚未实现独立核算，亦未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但在农行内部，对三农金融服务的商业可持续存在质疑，一些人对沉下去做“三农”服务也不太情愿。农行承销商内部人士也表示了“三农事业部”对定价影响的担忧，认为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风险披露的程度。他们认为，“三农事业部”很难做到财务上的独立核算。因为成本很难分开统计，试点支行的后台IT建设、人员划分都是难题。而“三农事业部”到底是以政策性还是营利性为目标，是追求微利还是盈利最大化，都存在模糊之处。
　　一份由农行董事长项俊波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报告认为，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成本偏高，农户小额贷款额度小、面广、分散、管理成本较高，保本点规模较大，服务半径加大，如果继续扩大涉农贷款规模，农行将面临高风险的挑战。
　　实际上，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业贷款与工商业贷款相比一般期限较长，资金周转速度也比较慢。此外，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农业贷款的风险也随之增大。另一方面，农业的状况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都实行鼓励和支持农业的低利率贷款政策，由政府补贴，提供无息贷款。中国在反哺农村的大政策背景下，应该给予农业贷款低息甚至无息的支持，但事实是农村信用的贷款利息反而上浮。
　　这就意味着，农行成功上市“圈钱”后，必须为农村金融作出自己的“贡献”。而这正是投资者所担忧的地方。农行上市以后，如果政府要求农行去做被认为可能和商业利益有冲突的业务，就会成为很大的公司治理问题。有市场人士就认为，投资者对这家银行的农业相关业务恐怕并不热情，因为在部分偏远地区，农行仍然要担当政策性银行的角色。
　　这就是农行对于到底是姓“商”还是姓“农”的困惑。实际上，在上市筹备过程中，对于到底如何定价的问题就反映了投资者的看法和决策层的不自信。之前，农行管理层始终有两个情结，一个是希望融资额不低于当年的工行，能创下现在的全球IPO纪录；一个是认为自己的定价不能低于工行发行价，不但市净率不能低，股价的绝对值电不能比工行当年的3.12元的A股首发价低。
　　农行管理层希望定价高一点可以理解，但是价格最终仍然需要市场来决定。一位北京基金公司的投资副总监直言，因为三农资产的问题，农行在资产质量上明显不如工行和中行。如果农行按照传言中两倍市净率的价格上市，他不会介入。
　　事实上，农行上市以后，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确实“冷面相对”。对此，一位熟悉农行股改历程的资深银行业人士直言不讳：农行脱“农”，是历史进程，对与错，自有时间检验；农行重归“三农”，是迫不得已的现实选择；能否在服务“三农”与商业可持续之间 找到平衡点，起码需要十年的实践。
　　
　　将铁镣铐变成金项链
　　
　　那么，上市后的农行应该往何处去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农行必定要带着“服务三农’的铁镣铐跳舞。成功与否取决于农行能否尽快找到一条途径，将镣铐变成金项链。
　　农行服务“三农”总体实施方案中规定，到2011年，成功探索出“三农”业务发展的有效模式，理顺三农县域事业部制管理机制，对“三农”的信贷投放明显增加。“三农”金融服务显著改善。
　　实际上，农行上市时机的选择一方面与金融改革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目前的社会改革相联系，这个社会改革就是消费型社会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基本上已经到达极限，同时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逐渐下行，外需也不再能够起到以前那样的拉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拉动内需、建设消费型社会就成为没有选择的选择。而对于中国而言，广阔的小城镇和农村市场是重点建设的对象。因此，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投入力度。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等消费刺激政策的实施也显示了拉动农村消费的政策意图。
　　另外，城镇化也给农行提供了机遇。农行行长项俊波自己就说，城镇化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发展机会，并且重点是在县域。目前，中国有县城2000多个，乡镇有34万个，在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今后每年差不多有上千万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在这些县城和小城镇中最主要的大型商业银行是农行，城镇化过程中会产生各种金融需求，这时农行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利用农行在广大小城镇及农村布点广阔的优势。
　　项俊波的话没错，农村消费和城镇化既是市场对农行的担忧，如果处理得好，更是农行的机遇。况且，政府虽然需要以农行为媒介开发农村金融，服务农村和小城镇建设，但背后其实又是硬币的另一面，即必然会在政策、资金上予以支持。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管控好风险。
　　其实，农行的相关数据就已经指明了方向。截至2009年12月31日，农行三农金融业务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分别占全行的28.8％和40.5％。从中可以看出，农行在存款上的优势是其他行难以比拟的：可以从优势的地区获得低廉的资金，然后投向盈利程度高的城市。本质在于，构建顺畅的内部流通体系。当然，如何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风控水平是关键。
　　实际上，管理薄弱的基层营业网点一直是农行最为头痛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农行不同于工行、建行等，后者可以撤销一些网点，但农行不行，因为国家不允许。故此，上市后的农行只能尽力建设好银行全面管理体系，以优秀外资行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也会成为鞭策农行以最快速度改良自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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