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曙光] 临沂市曙光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俄国的经典文学其实并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文学,它给自己设定的任务也不是要解决具体的历史困境,比如农奴制问题、贫穷问题等。俄国文学的精神传统是要解决“人”的问题。果戈理当年着重要解决的是人的精神贫乏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解决的是人与上帝关系的问题,托尔斯泰要解决的是人的灵魂生存的问题。在我看来,契诃夫要解决的是人的“责任”问题。即,人对他人是负有责任的。
　　这种思想上承俄罗斯的宗教“聚合性”理念,下启巴赫金的对话哲学。因此其思想意义不容忽视。人对他人的责任怎么成了一个问题呢?在19世纪之前,传统伦理主导社会关系,人与他人的联系本不是一个问题,尽管它在文艺复兴之后已经埋下了问题的种子。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规模的不断扩大,人的精神世界却被无限缩小,这直接导致了传统伦理纽带的断裂,其形而上表现即为信仰的衰落,也即“上帝死亡”,而其现实表现则是人丧失了对他人的责任意识。
　　于是,才会有“套中人”只对自己负责的“保守性”和“顽固性”。我们以往都把别里科夫看作一个旧制度的“卫道士”,其实他并不要卫什么道,他只是关心自己,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甚至因此丧失了最基本的家庭生活的能力,而家庭是人的责任的底线。
　　《姚尼奇》里的姚尼奇虽然并不像别里科夫那样令人惧怕、厌恶。但仍然是一个“套中人”。他年轻时还算有热情,常常出入镇上头面人物屠尔金家的晚会,甚至热烈地爱上了屠尔金小姐;然而短短四年之后,当别人说起这件事时,他甚至已经记不起这个上流人家的姓氏了:
　　“哪个屠尔金家?你们是说有个女儿会弹琴的那个屠尔金家吗?”随着年龄增长,他渐渐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嗜好:每到傍晚,便把看病赚来的钱细细清点,黄的绿的不同颜色的,香味醋味鱼腥味等不同气味的,不其厌烦地细细查看,从中得到莫大的满足。金钱成为姚尼奇与其他人联系的中介,这样就避免了人与人的直接接触。从而免除了无法面对的责任。
　　这种没有责任的日子就是生活的幸福吗?早在《第六病室》中,契诃夫就清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病人格罗莫夫因为不能接受没有责任的冷漠现实而被送进精神病院,精神病医生拉京却用自己的犬儒哲学来教导格罗莫夫――在自己的内心获得平静,对无谓的人间纷扰保持十足的蔑视,像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一样生活在木桶里,却可以得到“比地球上所有皇帝都快乐”的日子。但格罗莫夫拒绝接受拉京的哲学,他代表着契诃夫本人对生活意义的思考:“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受到痛苦,我就喊叫,流眼泪;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见肮脏,我就憎恶。依我看来,只有这才叫做生活。”尽管拉京仍然试图说服对方,然而却被格罗莫夫的话所震撼,他觉得只有在与格罗莫夫的交谈中才能感受到难得的乐趣。可惜直到死去,他也没有弄明白,一个人只有过上对他人负责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
　　契诃夫笔下,这些丧失责任感的人大多是有知识的人。这也正是契诃夫的心病。如果一个日益没落的政权早已是扶不起的阿斗,那么这个拯救性使命就只有靠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来拣拾了。在世风日下的世纪之交,契诃夫多么希望有人能够承担起重建责任意识的重任,然而,现状却令契诃夫惨不忍睹。在他看来,这个社会由魔鬼繁殖了一批“懦弱的无气节的人,这种人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这个知识阶层萎靡、颓唐、冷漠无情,懒洋洋地空谈哲理”。
　　契诃夫不仅在写作中试图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责任意识,在现实中,他不惜代价来践履一个知识分子的承诺。即使朋友劝说那是“谁也不需要、谁也不会感兴趣的地方”,他依旧前往萨哈林岛探访囚犯;瘟疫流行时主动奔赴疫区协助控制霍乱;在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时公开支持左拉的正义立场,并不惜与持相反态度的好友苏沃林决裂,从而使他成为象征当代“知识分子”诞生的这一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在沙皇当局宣布取消高尔基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时候,契诃夫公开声明,辞去自己的这一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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