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西楼会议与经济调整_经济会议

　　陈云从1962年北戴河会议后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t5的重要成员，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疑是与陈云西楼会议讲话对国民经济调整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分不开的。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不久，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由于是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的，后来被称为“西楼会议”。陈云在这次会议上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重要讲话，这次讲话对当时的国民经济调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62年的困难处境
　　
　　七千人大会上，对于“大跃进”以来所犯的错误，中央领导人带头检讨，创造了良好的民主气氛。但是，会上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大家对当时财政经济方面困难的估计仍不够充分。随后召开的西楼会议在讨论中发现，1962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有些收入不落实，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计50亿元。这些情况是原来不了解的，使中央领导人感到震惊。刘少奇强调：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
　　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23日的会议上，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他直率地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1961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产量减少了800多亿斤，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减产也很多。粮食不够吃，人民群众肚子里没有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带来的直接后果。
　　二，已经摊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职工和城镇人口增加过多，不仅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
　　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一方面多发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收入下降很多。
　　针对此，陈云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重要措施：
　　把1963至1972年的10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在恢复阶段，工业只能放慢速度，进行调整。陈云估计农业的恢复大约要三至五年。
　　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陈云认为，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应在1961年已压缩城市人~1000万的基础上，继续压缩，不仅要动员“大跃进”中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充实农业的生产力，还要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
　　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一是严格现金管理，节约现金支出；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三是增加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并通过税收、物价及行政手段把自由市场管起来。
　　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以补充营养；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以减轻市场棉织袜供应不足的压力；把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饭馆，既可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又能多回笼货币。
　　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除了增产粮食外，还要采取奖励的办法保证经济作物的增产，如棉农交售一斤棉花供应二斤粮食，使棉衣有足够的口粮。国家每年郝要拨出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刘少奇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再展开讲一讲，以便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他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同志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2月26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再次阐述他在西楼会议所讲的内容。邓力群回忆说：“会议的气氛超乎想象地热烈。”“陈云同志也越讲越兴奋，身上出汗了，他就脱掉毛衣继续讲。”陈云的报告对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更大的作用。他指出：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农业生产元气大伤，恢复不可能很快。而农业生产恢复的快慢，直接影响到进口粮食、基建规模和工业生产，因此经济工作要放在“争取快、准备慢”的基点上。
　　据邓力群回忆，陈云讲话时，“原本秀才们(指当时在钓鱼台与邓力群一起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的几位同志――作者注)相约，分散入座，听到好的段落，带头鼓掌。结果超出想象，部长们热烈鼓掌在前，秀才们一直紧跟在后。那几年，人人谈困难，会会说困难。听到陈云同志讲困难，大家的心里踏实了，托底了。大家听后共同感到：困难可以缓解，希望就在眼前。”
　　
　　西楼会议后的经济调整
　　
　　陈云西楼会议讲话，成为随后中共中央出台的进行大幅度调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础。
　　――根据陈云“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明确把十年规划分为调整和发展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有部分的恢复。这就使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同志从“超英赶美”和“十年规划”等框框中摆脱出来，对于集中精力搞好调整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
　　――根据陈云“在恢复阶段，工业只能是放慢速度，进行调整”的意见，大幅度调整了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在1962年3月7日至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提出1962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他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按照不怕“伤筋动骨”的精神，中央财经小组确定：1962年的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到20％。其中，煤产量从2.5亿多吨降为2.39亿吨，钢产量从750万吨降为600万吨。经过调整，缓和了财政、物资供应紧张的状况，加快了扭转经济比例失调的步伐，为国民经济走出困境打下了可靠基础。
　　――根据陈云“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的意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1960年全国城镇达到1.3亿多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1961年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其 中精减职工873万人，但城镇人口仍比1957年多出2758万人。西楼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压缩城镇人口。为此，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全国城镇人口应当在1961年年末1亿2000多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77人”。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说l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77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77人。这对加强农业战线，减少工资开支和粮食销售，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作用。
　　――根据陈云“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的意见，增加高价商品以回笼货币。卖高价的商品主要有高档烟、酒、糖果、点心以及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等。当时一辆永久脾自行车，本来卖二三百元的，最高卖到1200元。后来陈云回忆说：三年困难时期，“通过炒肉片、高价糖果等，回笼货币60亿元。”“1962年货币流通量达到130亿元，而社会必需流通量只要70亿元，另外60亿元怎么办?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60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另外，中央还尽可能地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平衡商品供应量与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以制止通货膨胀。
　　――根据陈云“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的意见，除城市每人每天供应一两大豆外，1962年3月7日至8日的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又提出“要拨一点钢材，造一些机帆船(装有动力机械如柴油机的帆船)，争取使大中城市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还要保证每人每月半斤猪肉，争取明年年底再增加半斤。”陈云说：“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是政治问题。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
　　――根据陈云“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在材料分配上优先满足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尽可能挤出一部分原材料来增产农业所需的生产资料。以1962年为例，在可供分配的500吨钢材中，划拨7577吨用于农业，比原计划增加8.5万吨：在可供分配的2158万立方米木材中，划拨310万立方米用于农业，比原计划增加50万立方米，基本上满足了生产大、中、小型农具和维修农业机械的需要。并且把机械工业的10个企业转产农业机械。同时，增加了化肥、农药的生产量和供应量。这些措施对于恢复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开始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摆脱出来，出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
　　到1963年，经过继续贯彻调整方针，工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
　　到1965年，工农业生产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人民生活有了进一步改善。国民经济经过五年调整，已经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
　　1995年6月13日，江泽民曾赞扬陈云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为有效地克服当时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困难作出过突出贡献。”
　　2005年6月13日，胡锦涛在陈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陈云西楼会议讲话虽然对当时的国民经济调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却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为西楼会议讲话吃尽苦头，几乎每次中央全会都对陈云西楼会议讲话的所谓“错误”进行批判，陈云也多次为此检讨。陈云从1962年北戴河会议后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陈云西楼会议讲话对国民经济调整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无疑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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