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红若到西湖底 [西湖淘红记]

　　每下江南，便爱淘书。杭州的沈记古旧书店，是我必去的地方。 　　沈记古旧书店的主要方向，是地方志、县志和风土志。它藏在体育场路民航售票处的后面，大街上根本就看不见。书店老板沈界平，五十多岁了，是地道的杭州人，已退休。平时喜爱书，便将自己家楼下的车库改成了古旧书店。我去的时候，沈老板刚从深圳进来一批旧书，主要是民国版的旧书，其中，就有骆宾基著的《萧红小传》。
　　骆宾基和萧军、端木蕻良，都是东北很有才气的作家，他们都是萧红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男人。萧军与端木蕻良是萧红的前后丈夫，骆宾基是萧红去世前44天的陪伴者。世人对骆宾基的认识，也是因为在日寇初占香港、萧红病重的危难时期，一直是他陪伴着萧红。由他来写萧红，写萧红的两任丈夫萧军和端木蕻良，便具有许多直观的感受。
　　萧红的丈夫们到哪里去了呢？
　　萧军到延安去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了。也就是在去延安这个问题上，二萧发生激烈的争吵，导致最终分手。随后，端木蕻良取代了他的位置。但是，萧红的这一选择，遭到几乎所有朋友的非议。例如新婚不久，自己先行赶往重庆，而将怀有身孕的萧红一个人留在战火纷飞的武汉。绿川英子在《忆萧红》一文中写道：“我想到微雨??的武昌码头上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行李，步履维艰的萧红。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司的克，并不帮助她。她只得时不时地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了瞧自己那没有满月份的儿子寄宿其中的隆起的肚皮――她的悲剧的后半生中最悲剧的这一页，常常伴随着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浮上我的眼帘。”
　　更重要的是，在萧红生命垂危之际，端木蕻良将她托付给骆宾基，自己却很少去医院看望，甚至对骆宾基不辞而别。萧红对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但不管怎么说，在萧红生命垂危之际，他无疑是未尽到丈夫的责任的。
　　因此，骆宾基陪伴萧红的44天，你可以说是因为爱，而我则认为，骆宾基此举更具有侠肝义胆的美德。这是萧红生命中最后的44天，也是骆宾基生命中最辉耀的44天。
　　在《萧红小传》中，我感慨至深的，是萧红的临终慨叹。萧红临终前在一张纸片上写道：“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临死都不甘的是什么？是她的情感生活吗？我想不是。萧红的不甘，应该是她的文学观，包括她的人生选择，在当时受到了许多重要的左翼作家的不满和批评。季红真《萧红传》里分析说：“她宁肯离群索居，过着孤独的生活，这反映了她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当萧军、丁玲等许多革命作家走向抗日前线时，都曾动员萧红也去延安。可她却不为所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写故乡的《呼兰河传》上。萧红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她还对骆宾基说：“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在创作上应该走自己的路。有的人认为小说就一定要写得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也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固执己见”，未去顺应“时代的潮流”，自然会被排斥在“宏大叙事”之外，成为一个异端。茅盾在《〈呼兰河传〉序》里就尖锐地批评道：“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她对一张平静书桌和潜心创作的向往，文学的坚守，而受到质疑、批评、误解和谴责，并造成她和萧军的分手，这，恐怕是萧红临死也“不甘”的主要原因吧？
　　但是，萧红虽抱憾，可《呼兰河传》却传了下来。那些当年的披红挂彩者，而今安在哉？
　　我所淘《萧红小传》，品相上佳。系建文书店发行，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初版本。其版权页上，盖有“萧红小传版权”之蓝色印章。书后附有骆宾基的后记，记载着“一九四六，十一，十九于杭州”。在杭州淘到此书，也算是奇迹与缘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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