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休闲推出“升级版”]升级版 强化版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国家推出《国民休闲纲要》，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施政理念的新内涵。 　　不过，如何矫正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需要决策者以更长远的智慧，真正倾听民声，关注那些与广大民众息息相关的“国民休闲小事”。
　　
　　
　　媒体最初对“国民休闲计划”的集中报道出现在2009年“五一”之前。当时，媒体披露，我国将启动国民休闲计划，《国民旅游休闲计划》有望在当年“五一”前出台。
　　当时，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经济也感受到阵阵寒意。于是，作为“救市”之举，江苏、广东、浙江和山东等地纷纷率先启动国民休闲计划，发放旅游券、鼓励带薪休假，延长“五一”假期，以拉动消费、扩大内需。
　　一年过去了，《国民旅游休闲计划》并没有如期出台，却出现了“升级版”的消息。在2010年6月举行的中国社科院2010年《休闲绿皮书》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祝善忠表示，国家旅游局正在加快制定《国民休闲纲要》，将进入“十二五”报国务院审批专项规划。
　　对比“初级版”和“升级版”的变化，首先反映在名称上，由《国民旅游休闲计划》更名为《国民休闲纲要》；其次是牵头制定的部门，由国家旅游局单方研究制定变为国家发改委、旅游局共同牵头制定。
　　仔细琢磨之后会发现，这样的变化耐人寻味：“旅游休闲”被“休闲”所取代，“计划”提升为“纲要”，国家发改委加入编制队伍。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得以喘息，中国经济也走出低谷、企稳向好。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王兴斌教授长期关注“国民休闲计划”课题的研究，他认为，题目的修改反映课题组对“休闲”的认识从“旅游休闲”向“国民休闲”深化，从“计划”向“纲领”提升。
　　其实，在政策制定者看来，“升级版”最根本的变化在于理念的变化，在于更为强烈的民生诉求。《国民休闲纲要》编制组成员、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石培华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消费型社会的历史阶段推出《国民休闲纲要》，是政府一贯追求为老百姓谋幸福的表现，也反映了新的时代背景下执政理念的新内涵。
　　无论是“计划”还是“纲要”，因为尚处于编制阶段而无法对详细内容一窥究竟，不过消息既出，还是引发了各种猜测，其中不乏反对声音。有人认为会重蹈“黄金周”的覆辙，也有人认为会引发新的不平等，或者可能会成为一种变相的公款旅游。
　　现在，如何以更宽广的胸怀接纳善意的提醒，从而矫正计划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如何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不至于让纲要变成功利性的旅游产业振兴计划，这些都需要政策制定者们以更长远的目标、更大的智慧、更真诚的态度，真正倾听民声，关注那些与百姓息息相关的“国民休闲小事”。
　　
　　谁来为“国民休闲”买单？
　　人们最初的担心在于，制定《国民休闲纲要》的目的是否是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是旅游部门的一个“救市”之举，是特殊时期撬动内需的工具。
　　目前在世界许多国家，旅游业都已经攀升为第一大支柱产业。据美国学者研究，美国人1/3的时间、1/3的支出用在休闲上，休闲产业占国民经济的1/3以上；还有美国学者说，休闲产业已占国民经济的1/2以上。
　　我国的休闲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但规模已经达到了GDP的5%以上。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估算，去年我国休闲行业的核心消费大约为1.7万亿元，旅游业的利好前景已毋庸置疑。
　　去年为“保八”，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陆续推出。而今年开始，在低碳、减排等大背景下，作为绿色产业“龙头”地位的旅游服务业，被提升为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
　　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谁来为“国民休闲”买单？
　　老百姓很容易认为，如果仅仅是为了刺激消费、发展旅游业，不管政府主管部门发放多少免费旅游券，最终买单的还是老百姓，是从老百姓的口袋里往外掏钱。
　　不过，这样的担心正是政策制定者们不希望发生的误读。石培华指出：《国民休闲纲要》的定位首先是国民幸福工程、健康工程、就业工程，其次才是消费工程、教育工程和形象工程。
　　在石培华看来，制定和实施《国民休闲纲要》，首先在于能够改善国民休息、休闲和文化娱乐的环境，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其次才是拉动内需、促进国内消费、扩大就业容量、缓解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
　　
　　景区门票为啥这么贵？
　　今年国内多个景区陆续提高门票价：云南石林门票从140元调整为175元；湖北黄鹤楼门票由50元涨至80元；山东三孔景区联票由150元涨至185元。
　　今年8月初刚刚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广东丹霞山，今年6月门票才由65元急涨至100元。丹霞山管委会主任黄大维表明，随着以后对丹霞山的保护和建设的力度加大，成本肯定会相应增加，暗示加价在即。
　　今年7月在海峡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就有台湾知名政要公开批评大陆景区门票太贵：“寺庙等历史景点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不应该收高费用，而如黄山、张家界、九寨沟等自然景区，都是自然创造的景色，不应收取高达300元的门票。”
　　有学者指出，按我国国民的平均收入，我国人的旅游费用中，景点门票占40-80%的比例，与国外相比，国内的票价可以说“全世界最贵”的。
　　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的门票是日本所有旅游景点中最高的，每张成人通票需要5500日元，与日本职工人均600万日元的年收入相比，依然处于职工人均月收入的1%以下。意大利著名的古罗马斗兽场门票只有6欧元。在韩国，参观世界文化遗产昌德宫门票是3000韩元，这样的价格在韩国只能购买两个苹果而已。
　　按照我国的现行体制规定，很多风景区都是由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管辖，特别是有些世界级、国家级的风景区，往往由市、县地方政府直接管辖，其风景区管委会是市、县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这样一来，门票和其他旅游经营收入甚至直接归地方政府所得，成为它的预算外收入，门票涨价成为保证政府收入逐年增长最简便的方式。在这种诱惑下，地方政府随意涨价、大幅涨价的冲动就会大大增强。”王兴斌教授的观点道出了景区涨价内在动因，可谓一语中的。
　　面对广受诟病的景区高价门票，《国民休闲纲要》出台之后，会成为门票的刹车令，还是涨价推手，人们将拭目以待。
　　
　　带薪休假何时能行？
　　在西方国家，休假是天大的事。最为重要的是，休假的传统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观，深植于人们的心中。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是历任总统中最爱休长假的。他每年都在得克萨斯州自己的克劳福德农场度假3到4周。2001年，小布什的暑假长达30天，创下32年来美国总统最长的一次假期。
　　作为这种价值观的制度体现，带薪休假制度已经成为国际惯例。在国外，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带薪休假早已极为普遍。
　　在欧美带薪休假制度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热门景点在旺季不会人山人海，服务工作也井井有条，绝不会失控。而淡季也不会出现门可罗雀、设施闲置的情况。
　　石培华表示，《国民休闲纲要》应重点从调整大众的休闲时间着手，以“带薪休假制度”为突破口，完善现行工休制度，带动假日旅游休闲和相关产品、产业发展。
　　听上去利国利民的带薪年休假制度，在中国却遭到冷遇，成为“镜花水月”，对很多人来说，是看上去很美、闻上去很香，却难以吃到嘴里。
　　“我自愿申请加入公司的奋斗者，自愿放弃所有带薪年休假，自愿进行非指令性加班，自愿放弃产假（陪产假）和婚假。”近日，一家知名企业要求员工签署一份“奋斗者协议”引来社会热议。在这份协议中，如果要分得年终奖和公司股票分红，必须“自愿”放弃一切法定假期和所有业余时间。
　　尽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实施已经三年了，但记者采访发现，真正落实带薪年假的，局限于一些外企、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一半以上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大都没有落实上述规定。
　　北京，霍营地铁口附近的一处工地上，来自河北省保定市的赵大福说，他从没奢望能享受这个权利，事实上他连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都没签过，“让不让休这个假，得看老板的良心了。”
　　虽然从理论上说，“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其中的每项规定，企业都必须依法执行，不执行带薪休假将视同为违法行为。不过，大多数人在带薪休假问题上还是不得不面对“要饭碗”还是“要休假”的选择。
　　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他们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放弃自己休假的权利。劳动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与用人单位闹翻的”，这才是最真实的现实。
　　
　　穷人该怎么休闲？
　　有这样一则关于穷人休闲与富人休闲的笑谈：穷人在家看电视，为肥皂剧的剧情感动得痛哭流涕，还要仿照明星时尚打扮自己；富人在外跑市场，即使打高尔夫球也不忘带着项目合同。
　　随着休闲产业的发展，休闲产品的供给迈向多元化，但受收入水平制约，再加上政府提供给百姓休闲的公共产品匮乏，大多数人的休闲方式仍显单一。一项媒体调查显示，在闲暇时间，77%的人仍选择睡觉、逛街、上网、看电视。农民的休闲方式最为单调，主要是看电视、户外交往交谈和无事闲呆。
　　休闲并不等同于旅游，提供休闲并不专为游客来陈设。如何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完善的公共休闲服务体系，也成为“国民休闲”是否真正休闲的重要考量标准。
　　从2003年起，浙江杭州西湖的环湖公园景点实行免费开放，该项政策使每年门票收入减少2530万元。但三年后的审计报告表明，免费开放这一举措不仅使景区管理部门增收经济收益逾亿元，而且带动了杭州整个旅游产业新增经济效益上百亿元，不仅收获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西湖环湖的开放给杭州市民带来的休闲享受更是无法估量。
　　杭州人是幸运的，因为免费享受了“天堂”之美。不过，在更多地方，人们既无可供休闲的场所，更无公益休闲的措施，政府将最好的休闲资源都已经商业化了。
　　王兴斌教授认为，休闲产品具有多种属性，其中重要的一类是公共产品。这类产品不以赢利为目的，主要由政府公共财政提供。《国民休闲纲要》应重点解决公共休闲产品建设、供给严重不足与价格过高的问题。
　　
　　如何杜绝公款休闲？
　　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一个人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人家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人家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人家的钱办人家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
　　目前，“公款旅游”与“公款吃喝”、“公务用车”并称我国行政成本浪费“三宗罪”。其实质，正是花公家的钱、办公家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
　　今年，不少媒体披露，吉林省原煤炭工业局在2007年到2009年期间，曾组织多批干部公款出国旅游。自2007年8月份以来，一共有9批51人公款出国旅游。其中，副局长袁玉清等人一趟出国旅游共花掉119万元。有关部门查实，这些人公款出国旅游不择手段：持因私护照公款出国，花钱购买出访邀请函，从网上抄袭出国考察报告。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曾说过一个经典笑话，中国人听说南斯拉夫的乳牛养得好，就经常去学习参观，结果当地的官员讲，“中国人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
　　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制度设计和思想教育可谓殚精竭虑，但各种名目的“公款旅游”依然层出不穷，不论是“培训”还是“红色旅游”、或者是“考察学习”，各种各样的借口体现着国人的“创造力”。
　　于是，人们不免担心，一旦“国民休闲计划”通过并付诸实施，那么，一些惯于公款旅游的政府部门和官员，势必会得到了一种政策上的默许和暗示，而这种默许和暗示，无疑会给更多的公款旅游提供冠冕堂皇的理由。
　　尤其是如果许可旅行社承接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公务活动，很容易为公费旅游大开方便之门，使原本可能造福全民的福音，变成花费公款休闲的群体“盛宴”。
　　国家旅游局新闻发言人刘小军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国民休闲纲要》的出台需审慎稳妥，业内正在抓紧研究制定中，目前尚无明确时间表。
　　实施《国民休闲纲要》作为一项国家政策，是一次利益调整的过程，牵涉众多利益相关者，在实施中必然面临诸多挑战。
　　厘清推动休闲是为民众福祉还是为GDP提升，有利于观念纠偏；降低景区门票、落实带薪休假、完善公共休闲体系等措施，是体现“民生工程”的必然要求；而警惕公款旅游“搭便车”则是维护措施不走样的制度保证。
　　以上种种，并非空穴来风，不仅涉及百姓切身利益，更事关《国民休闲纲要》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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