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看税收与健康如何博弈 税收博弈

　　在一个冬日的午后，张先生如约来到十字路口的报刊亭等候朋友，闲来无事的他麻利地从上衣口袋中摸出一根烟，熟练地点上，然后自顾自地在街头吞云吐雾。显然，吸烟已经成为这位38岁中年男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过去的2000多个日子里，张先生与香烟形影不离，尽管吸烟已让他觉得身体不适，但由于种种原因他还是没能抵挡住尼古丁的诱惑。
　　张先生是中国3亿多烟民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位，他们在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享受”着烟草所带来的“乐趣”。香烟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人际交往中便携而随意的沟通工具，一切都那么自然。然而，吸烟的另一面却是中国有超过5亿的二手吸烟者，以及迅速飙升的癌症、心血管病、呼吸系统疾患等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与病死率。
　　其实，中国的控烟行动早在1995年已经有所动作，这一年北京市十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并明确指出对违反禁烟规定的单位处以1000元到5000元的罚款。
　　2003年，我国成为世界上第77个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缔约国成员，2006年后在中国生效，并承诺在《公约》生效5年后，实现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100%禁烟。
　　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控烟长期以来“低调”而未尽人意，与之相反的是《公约》签订后的数年，我国烟草产量从17224亿支上升为22901亿支，增长了33%，烟草广告仍然以种种隐晦方式出现于公众视线，颇具讽刺意味。
　　
　　尴尬的控烟
　　2011年1月9日，《公约》在中国生效已满五年。一时间，在国内少有人注意的控烟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中进入公众视线。1月6日，一份由中国疾控中心等部门联合发布的《控烟与中国未来》的评估报告对外正式发布，在这份由众多专家撰写的评估报告中，中国控烟履约绩效只得到了百分制的37.3分。
　　显然，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满意的成绩，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控烟所处的困境。
　　广州控烟中所遭遇的尴尬颇具代表性。2010年9月1日，《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规定，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提供公共服务的室内办事区域等十二类场所完全禁止吸烟，不允许设立吸烟室或划定吸烟区。同时，该条例还明确规定了相关管理者和经营者应当履行的职责。
　　如今，该条例实施已有4个月，虽然有关控烟方面的热线投诉每月达到100多宗，但时至今日广州却没有开出一张罚单，控烟相关部门更是大吐苦水。由于控烟经费不足、执法部门力量参差以及取证困难等原因，广州控烟难以落实。
　　截至目前，除山西省会太原外，我国其他30个直辖市或省会城市都已立法禁止在部分公共场所吸烟。然而，有法可依的背后却是执法难行的现实，从而致使控烟效果难以尽如人意。
　　民间研究机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克安认为，尽管地方已经开始立法控烟，但谁来监督执法，如何处罚仍然是一个难点，并且我国尚未有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
　　让人头疼的问题不止于此，中国烟草生产企业的固执和利益追逐使得我国控烟愈加困难。
　　按《公约》规定，烟草生产企业应在烟草制品的单位包装以及该类制品的任何外部包装和标签上标有说明烟草使用有害的警语，并且这些信息应该是大而明确，应占主要可见部分的50%及以上，不能少于30%，可采用包括图片等形式。
　　纵观世界各地的烟草包装，在中国国内所销售香烟的包装无疑是最美丽的，因为上面没有动辄占据烟盒包装40%甚至80%以上让人毛骨悚然的警示图片，取而代之的是一句淡淡的“吸烟有害健康”。
　　“烟草图片不是卫生部门管，而是烟草专卖局管，他们就按最低标准去做。按一年两万亿支卷烟来算，相当于1000亿盒，如果有宣传画，就应该有1000亿张，这是很大规模的控烟教育宣传，但因为关系到利益，他们不愿意做。”王克安一针见血地指出。
　　除此之外，中国烟草生产企业擅长打擦边球的能力在烟草广告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公益以及其他名目的隐形烟草广告经常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公共场合。在上海世博会期间，“爱我中华”的公益广告成为烟草企业以退为进的宣传策略。
　　
　　控烟症结 政企不分
　　2006年1月9日，《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中国成立了由发改委作为组长单位，包括卫生部、外交部等8部委组成的履约协调机制，领导控烟履约工作。“这时领导权在发改委的经济运行局，虽然它会兼顾烟草专卖局的利益，但相对来说还比较有一点点平衡。”中国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08年中国进行大部制改革，履约工作组长单位变为工信部，同时包括烟草专卖局，中国控烟领导机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那以后，中国的控烟就变成了由烟草专卖局在管理了。”杨功焕指出。
　　王克安在谈到中国控烟领导机构时也显得忧心忡忡，“烟草专卖局的局长是工信部的党委党组成员，同时又是中国烟草公司总经理，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而控烟交给烟草专卖局下面一个司来管，司长怎么能抗拒上面呢？”
　　显然，作为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同为利益共同体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很难做到“自废武功”。
　　2010年5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烟产品消费税策的通知》，调整了卷烟生产环节（含进口）消费税的从价税税率。调整后，甲类卷烟税率提高到56％，乙类卷烟税率提高至36％。
　　但调税后，国家烟草专卖局下发了《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调整国产卷烟调拨价格》的红头文件，并在文件中明确表示“要保持全国统一批发价格的稳定”。某市烟草公司副经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明确表示，烟草税费的上调将全部在行业内部消化，国家明确要求保持批发价格不变，因此烟草零售价格不会大涨。
　　在烟草广告方面，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不作为也受到了有关专家和学者的指责。我国《广告法》第十八条对烟草广告的规定为：“禁止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发布烟草广告。禁止在各类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等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有专家认为，比对《公约》“广泛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要求，1995年开始实行的《广告法》应进行修改。但国家烟草专卖局却持消极态度。
　　《2010年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将中国烟草业反对和阻挠实行《公约》的手法概括为六个字：反、拖、缠、骗、篡、消，即能反对的就反对，反对不了的就拖延，研究所谓无害有益卷烟欺骗公众，玩弄文字游戏模糊概念和消解控烟功能。
　　《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中指出，造成中国控烟效果不佳，控烟措施履行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政企合一的烟草企业利用政府的管理职能干扰控烟履约工作。”
　　中国控烟最大的拦路虎恐怕逃不过一个“利”字。
　　
　　中国控烟需要诚意
　　张先生已有五、六年烟龄，在家人的劝说下曾尝试过戒烟，但终因周围诱惑太多和毅力不够而复吸。“我是做工程的，每次到工地都有人递烟，不抽不合适，也习惯了。我每年花在抽烟上的钱有1万多元，家里人也反对，我也知道对身体不好，但就是戒不掉。”张先生坦言道。
　　张先生的想法在记者随机采访的几位吸烟者中很常见，多数吸烟者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仍然吸烟，并且被动接受吸烟的人也不在少数，有吸烟者称吸过的10支烟中有7支是别人递过来的。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流行病研究室主任肖丹认为，中国的戒烟宣传还远远不够。吸烟成瘾实际上是一种病，中国的很多吸烟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他们对吸烟带给健康的严重后果并不十分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想戒烟的人并不多。
　　有资料显示，3/4以上的中国人未能全面了解吸烟对健康的危害。目前中国成人中，知晓吸烟会引起肺癌的比例为77.5%，知晓吸烟会引起中风和冠心病发作的比例为27.2%和38.7%。而知晓吸烟将会引发中风、冠心病和肺癌三种疾病比例仅为23.2%。
　　在国外，因对人体的伤害，烟草流行已经处于下降阶段。早在1998年，英国就出台了吸烟致死法案，每年投入1亿英镑（相当于10亿多人民币）用于控烟，于是控烟宣传教育铺天盖地而来。随着烟草控制措施的实施，英国的吸烟率出现了有效的下降。
　　相比来说，我国对烟草控制的经费投入却严重不足。国家财政每年投入控烟工作的经费约为2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有关控烟能力建设、宣传及无烟环境创建，缔约国会费以及参加缔约方会议的费用和相关工作经费等。
　　“我国的戒烟费用完全由戒烟者来出，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比如美国、英国等，戒烟药是纳入医保的，如果我们国家也投入这笔钱，收益很大。1元钱的预防投入，可以节约99元钱的终末期治疗费用。”肖丹说。
　　此外，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用王克安的话来说，“政府层面有关部门有很多应该做的事情还没做，我们特别希望通过‘两会’，加快立法层面的速度。”
　　毫无疑问，中国的控烟相对国外而言还有很大差距。从政府层面到全民意识，中国对控烟问题的重视与执行都欠缺颇多。
　　肖丹指出，作为最大的烟草生产国、消费国和受害国，中国的控烟问题已经引起世界的关注。在此情况下，中国的控烟解决不了，世界的控烟就没法解决。
　　“我们期待着控烟领导机制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如果这个能够解决应该会有比较大的改观。另外，今年联合国决定召开首届世界非传染性疾病大会，深入探讨慢性病对社会的影响，在引发慢性病的诱因中，吸烟被摆在首位，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对于中国的控烟是一次契机。”王克安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控烟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需要我们拿出十二分的诚意和愚公移山的精神去面对中国控烟中的诸多问题。“我们需要有效的控烟机制和策略，并考虑如何能够在适应中国国情的情况下取得进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肖丹坦言。
　　中国有句古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也许中国控烟的希望，就孕育在点滴进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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