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蛋糕”的考验|考研线代多少分

　　北京，CBD核心区，林远的工作地点位于国贸三期大楼，这座330米高的大楼是当前北京的最高建筑。作为一家知名网络公司的全国销售总监，林远税后年薪30多万元，加上房补、车补、书费、健身费、休假补贴、补充养老保险以及各种临时性的“福利”，实际收入在50万元以上。
　　江西赣州，一座干净的南方小城，土生土长的江西人彭亮大学毕业后回到这里，成为一家稳定的国有企业的技术员。企业效益不错，他年收入5万多元，有房有车，在当地属于中等收入阶层。不过，全家收入的1/3要还房贷，1/3供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彭亮感觉生活压力依然不小：“国家说扩大消费，可靠这点儿工资收入，不顶事儿！”
　　安徽农村，赵刚没有上完高中就开始外出打工，漂泊多年之后选择回家继续务农。天暖种地、养鱼，天冷去铁路打零活，一年到头辛苦操劳，纯收入只有2万多元。
　　三个人收入悬殊的现状，正是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写照。
　　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升至0.496。学界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
　　统计显示，目前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
　　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面对日益突出的分配失衡问题，中国必须对贫富分化说“不”。
　　事实上，中央高层在今年年初就释放出相关信号，并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作为“十二五”期间的重点任务。
　　1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紧接着在2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亦特别指出，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管住高收入
　　一段时间以来，央企“丑闻”不断：4月初，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数百万元购买茅台等高档酒供私人支配被曝光；4月27日，国家电网安徽分公司被曝以“车改”之名，为全系统约300名副处级以上干部配备公务自驾车；5月3日，国家电网安徽分公司被曝光在合肥为职工建豪华小区；5月9日，中海油被曝出人均年薪38万元；5月20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17家央企审计公告，披露央企诸多问题……
　　央企不断“东窗事发”的背后，浮现的是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和垄断行业收入畸高的现实。少数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这是导致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主要原因。
　　根据复旦大学陈钊教授的一项研究，90年代以来，“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和“金融、保险业”这两大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收入越来越高，“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给业”的收入也迅速和其他行业收入拉开差距。
　　据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社会非议最大的诱因。”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
　　市场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暴利以及管理部门的灰色收入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市场价格难以形成，交易价格往往是扭曲的。以低价获得矿山、土地等要素的企业会轻而易举地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相关管理部门会以寻租等方式，从中获取大量灰色收入。
　　除此以外，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也一直是饱受争议的问题。
　　2007年度，国内上市公司前十大高薪者中有8人来自中国平安，整个榜单几乎被包圆，其董事长马明哲创纪录的4600万年薪外加2000万奖金的总薪酬更是令人咋舌。
　　在去年国内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前十榜单上，金融业又一次毫无悬念地风头出尽，一共占据6席，并且连续囊括了2006年以来这张耀眼榜单的前三名。2010年排名前三的是广发证券、民生银行和中国平安，分别为7209万元、6828万元和6820万元。
　　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难题，如何调节过高收入，成为“分好蛋糕”的重要一步。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控。
　　今年5月13日，国务院出台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削减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垄断，现在国家的政策正逐步到位。”他说，除了引入竞争机制，还需要建立国有企业的分红机制，将超额利润用之于国、于民，而不能任其自肥。
　　管住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环。财政部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280万元人民币。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高管高薪问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不能仅限于“道德层面”的约束。
　　
　　扩大中等收入
　　何谓“中等收入阶层”，很难找到严格的界定。“中等收入阶层”在国外通称为“中产阶级”，但在我国，两者之间却存在一些难以言喻的区别。
　　2005年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一份抽样调查曾测算出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指标，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万元，上限是18万元左右，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较大，最终被界定出来的标准是6万－50万。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在研究中产阶级特征的过程中，采用社科院200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出当年的人均收入，并确定人均收入的2.5倍作为划分“高收入者”的收入标准，把平均收入线至平均收入线2.5倍之间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者”。
　　不论如何定义，这一阶层表现出的普遍性特点是：收入来源的主体是工资薪金收入，拥有较高学历，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有能力支付中等水平的个人及家庭消费，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为满足家庭成员丰富的文化精神需求提供必须的物质条件。
　　然而，中等收入阶层却面对着四项“硬支出”：交税、存钱养老、买房子和抵抗通胀。现实中，结构性上扬的通货膨胀、节节攀升的房价、沉重的税负和并不乐观的保障体系，都在残酷地瓜分收入，拖着中等收入阶层远离富裕。
　　目前我国收入结构呈现“梨形”，高净值人群的财富规模快速增长，人口数量变化却不大，而中等收入阶层占社会总人口比重过低。中等收入向上，是“资产状况良好、幸福感较强的中产阶级”，向下，则是“日益为硬支出焦躁的社会底层”。
　　在西方国家，“中等收入阶层”已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力量。而相比之下，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社会地位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社会作用还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特别是，规模还很小。
　　“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比例为23%左右，但中等收入阶层中中下阶层占了68.5%，这些人稍不留神，就会成为低收入阶层的替补。”资深财经评论员叶檀表示。
　　如何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将事关“分好蛋糕”的最大份额。
　　在再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通过完善体制机制，避免财政收入增长挤压居民收入增长空间，积极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等都在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过程中都被寄予厚望。
　　
　　保障低收入
　　我国将在“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将贫困标准上调到人均纯收入1500元，这比2008年、2009年1196元的贫困标准提高了25%。
　　尽管2011年的扶贫新标准大幅上升，但和国际水平相比仍然较低。我国目前的贫困线是2008年确定的，农村(人均纯收入)贫困标准为1196元，农村贫困人口为4007万人。2009年继续实施上述标准，统计局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3597万人。
　　目前，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生产总值已超过印度3倍以上，但是即使采用新标准，中国的贫困标准仍低于印度。印度的扶贫标准大致是接近人均每天消费1.2美元的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与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1.25美元的全球标准比较接近。
　　而我国2008―2009年年农村(人均纯收入)贫困标准1196元，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只相当于每天0.89美元的水平。
　　从2001年到2009年，中国扶贫开发取得显著成就。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年底的9423万减少到2009年的3597万，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3.8%。
　　但据介绍，当提高到1500元标准后，全国贫困人口总数将大增，再回到9000多万甚至上亿都有可能。
　　据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介绍，未来10年，中国政府将把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作为首要任务，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主战场，力争到2015年，贫困人口显著减少，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除了绝对贫困人口，大量城乡低收入劳动者群体也是切分蛋糕中必须着力保障的一个部分。
　　长期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偏低、国民收入分配向国家和资本所有者倾斜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
　　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上世纪90年代以前，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下降到41%。
　　在2000-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这表明，我国国民收入结构失衡，特别是劳动者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
　　来自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近几年中，从未增加过工资的全国普通工人超过26%。
　　鉴于此，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改善民生、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各项社会福利稳步增长成为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难点。
　　制度上，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在各类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健全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等将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此外，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机会公平问题，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村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应不断提上日程并取得实质性突破。
　　编辑：刘文婷 美编：阎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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