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

　　 　　张可（1919-2006）出生苏州世家，受教于李健吾、孙大雨等名师，18岁时即翻译出版奥尼尔的剧本《早点前》。后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的名教授、莎士比亚专家。政治运动中丈夫王元化屡遭劫难，她以一己之力维持家庭的生存。1979年中风，读写俱废，无法与人深入交谈，却依然以微笑面对。王元化先生曾赞叹妻子“心里几乎不懂得恨”，“无法依靠思想和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善良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我父亲15岁时投身革命，经族叔王任叔（巴人）介绍结识了王伯伯（王元化先生）。他长我父亲四岁多，当时是上海地下党党员，文章也写得好，我父亲视他为兄长和朋友。父亲后来赴苏北参加新四军，全国解放后转业回到上海，我们家和王伯伯家开始频频走动。
　　从我记事起，王伯伯就因为胡风问题蒙难，但当时已经结束隔离审查回家了。那时我是个五六年级的小学生，每个礼拜天上午都去皋兰路王伯伯家里跟张可阿姨学英语。那时跟王伯伯很少交谈，总是围绕着张可阿姨，朗读英语课文，做些会话练习，不一会儿就“下课”了。她就领着我玩，端出家里的各种美食。张阿姨很随和，也很好客，把家里布置得富有文化气息。餐桌上永远有精致的食物。每次去张阿姨都会叫保姆拿个冰瓶去买冰砖请我吃，那个年代，独享一块冰砖简直有点奢侈！所以，这段童年回忆深深铭记着亲切慈祥的张阿姨。
　　而王伯伯总是坐在客厅沙发上，起劲地对三两个客人谈我听不懂的深奥学问。在我童年的印象里，王伯伯比较严肃，是个黑黑瘦瘦的老头，穿一件中山装，扣子都扣得齐齐的，谈锋很健。有天去他家，王伯伯正在向朋友谈，事物不是一分为二的，而是合二为一的，就像事物总有向阳的一面和背阳的一面，就像正电和负电合成了电，总之世界是和谐的，不是一分为二的。我回家后跟爸爸说起，爸爸沉下脸说，不许胡说！因为当时正掀起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而在这个遭受政治冲击的家里，因为有了张阿姨，就有了驱散阴霾的和风，就有了躲避风浪的港湾。
　　一晃很多年过去，我从安徽插队回来时，他们家搬到了吴兴路淮海路，离我家很近。那时我也有了孩子了，就常带着女儿去他们家，张阿姨依然会做很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来吃饭的客人往往很多，张阿姨有时会在吃饭之前对我说：“去，把那个鸡腿吃掉，省得都给他们吃了。”
　　王伯伯这时好像已经平反了，做了部长。在他家里，常常见他躺在床上，床边坐着前来请示汇报的人们。他们谈什么，张阿姨从来不过问。而我感兴趣的是到他们家拿电影票，看内部电影，比如《敖德萨档案》、《法国中尉的女人》那种紧俏的电影，张阿姨必定悄悄为我留着票。
　　后来张阿姨的身体每况愈下，保姆也用不安定。因为我住在衡山路口，离他家最近，他们没有保姆的时候，我会时不时送点吃的过去。张阿姨会问，你家里吃什么，能不能给我买一点？张阿姨说王伯伯需要营养，我就买点牛肉啊鸡啊虾啊什么的。这样慢慢地他们家里有些事情就会叫我帮忙。后来，张阿姨病情日渐加重，腿瘸得越来越厉害，意识变得模糊，说话也越来越不清楚。王伯伯很难过，有时和我说，“我总是感到很孤独，觉得没有人可以说话了，张可阿姨我跟她说什么她已经听不懂了。我这里虽然很热闹，但是我很孤独。”
　　去年，王伯伯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一周一篇的《清园谈话录》中，有一篇谈及老年人的爱――
　　年轻时，读别林斯基论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别林斯基说，剧作者让他笔下的那对恋人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双双意外死去，这样处理是很恰当的。因为可以想象到，如果罗密欧与朱丽叶一直活下来，变成了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太太，成天坐在一起，哪里还有什么爱情可言？两人对面只有打哈欠而已，这是别林斯基的看法。那时我觉得他说得很对，但是后来我步入中年重读杜甫的三别中的《垂老别》之后，我的感受完全不同了。年老夫妇之间，为什么就没有爱情可言呢？《垂老别》写那个老汉被拉去打仗的时候，杜甫没有用多少文字，把两个老人拳拳相依之心和眷念之情，写得多么深邃，令人感动。其中有一段是用老汉的眼光写出：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话极平常，但是我每读到此，总禁不住内心的激荡，它确实有一股催人泪下的力量。
　　张可阿姨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女人。她书读得多，很有教养，有自己的事业，但又不失温婉典雅的女人气。她不仅是贤良的家庭主妇，还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坚韧不拔。
　　王伯伯和张阿姨感情上是非常好的，对张阿姨也是照顾备至，但我觉得，张阿姨付出得更多，给丈夫，给儿子，给她挚爱着的人们。但是，她还没能享受她应得的，就又进了医院（做这个访谈时，张可女士还躺在瑞金医院的病房里）。
　　想到这一点，我心里总觉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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