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募公司排名 李振宁：中国式私募之梦

　　李振宁敦敦实实地站在北京冬日的阳光下，跟他身后的那些灰头土脸的北方乔木浑然一体。1990年他从这里下海，离开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下称体改所），发誓不混出个头脸不回来。之后他去了南方，杀进那些藏着梦想的资本市场，2000年底，终于身家过亿地回来问当年的同道：经济学家们，你们之中有谁敢说比我更加了解中国资本市场？
　　但是你并不能观察到金钱给他带来了什么外在的变化，他眯缝着的大眼睛藏在直立的短发堆下面，灰色的毛衣加上土黄色的外套，他的那些过去的经济学家同道纷纷过来和他打招呼――他们光鲜耀眼，看起来比他有钱得多。
　　北京这个舞台之于他的价值，不在展示学者风度，而在展示对资本市场的判断和金融实务的操作能力。因为他明白，他的未来不在北京，而在上海。那里是中国金融之都。不过，他并没有抹去“经济学家”底色的打算，也从来没有打算放弃北京阵地，因为这里是政策之源。
　　自2001年股市大讨论至今，他以市场人士的身份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言，比一些“真正的”经济学家还要出挑，并因为对政策和市场大势的判断大胆、准确而声誉鹊起。他相信，未来中国真正的投资家只能由像他这样的人来扮演――自由地穿梭于北京和上海、穿梭于政策和市场两大阵营，将是他梦想成功的保证。
　　
　　“我拒绝了索罗斯”
　　
　　“在当今中国，有谁能够让索罗斯和他长谈8个小时？又有谁能够拒绝索罗斯提出的合作建议？”标准的李振宁式反问，唬得人一愣一愣。2005年10月，索罗斯来华考察资本市场，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睿信)董事长李振宁得缘与索罗斯在北京见面，随后索罗斯专程到李在上海的家中做客。
　　“他发现我和他有许多的共同点，从我们的第一次投资经历、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看法到投资哲学，这些发现让他很兴奋。”在了解了李的操作经历和大势分析后，索罗斯又和他探讨起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来。“他问我航空这个项目投得如何，旅游那个项目投得如何，我没客气，告诉他不怎么样――他还需要了解中国市场的规律和特性。”
　　据说索罗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三方合作建议：发起设立一个针对中国的投资基金，由李负责。不过，狡猾的索罗斯加了一个限制条件。“他要给我配一个搭档，说操作大规模资金，他比我更有经验。”
　　李振宁最后决定拒绝。理由也很有趣：在当今世界投资界，他只尊敬两个人，那就是索罗斯和巴菲特，因此，如果要合作，他只能和这两者直接搭档。同时他也不希望他所掌管的基金被外国人控股。
　　
　　“我为什么一定要和他合作？”这个家伙看来喜欢用更狂傲来反击狂傲，“那些围着他转的人像苍蝇一样让人烦，他们想的是他的钱。而我不缺钱，我自己干，将来未必会输给他。”
　　据说这个故事让他在圈子里一度成为明星。不过，这个圈子是不会长时间承认一个明星的，除非这个人能长时间证明自己最会赚钱。
　　李振宁自很早开始，就在不断证明自己会赚钱。1985年人大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国家体改所，从事股份制企业制度的国际比较研究。1987年到香港做短期访问研究，他借了妹妹5000美元，开始了第一次股票买卖。结果，炒权证赚了3000美元。他因此自称是中国最早了解国际股市并参与股票买卖的经济学家之一。
　　“要说第一桶金，那应该算是1992年。”是年股市大热，他以年息30%的条件，筹借50万入市，当年炒到500万。“直到1999年，平均年收益率不低于几何级数。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从1992年到2000年9年间，资金规模平均每年翻一番。”如此算来，到2000年，李博士的自有资金量应该在1.3亿元人民币左右。此时，正是他下海10周年。从这一年以后，他认为自己可以开始帮别人赚钱了。
　　2001年，他在上海注册睿信投资管理公司，挂出招牌代客理财，正式开始了他的私募生涯。不幸的是，其后五年，中国股市大跌，散户、机构破产无数，“不过我的公司基本没赔――B股、H股两波我分别赚到了300万美元。”凭着在香港股市的收益，李振宁支持到了2006年，迎来了他私募生涯的重大转折。
　　凭着对大势的信心和独特的选股标准，李振宁在2006年初大举入市，总投资收益率达到300％以上。 睿信公司给投资人定下的标准是：2000万以上，不承诺保底收益，年收益20%作为操作费率。
　　虽然准确数字他不肯透露，但我们可以确定，这一年，他募到的钱还不到1亿。他承认，2006年他投入的钱主要由自有和运用财务杠杆得来。
　　“我认为睿信将来操作的资金将会达到百亿级，眼下，我们要学会采用更加科学的方式募资。”显然，眼下的睿信还不如李振宁有名，而李振宁作为投资家的身份还不如他“经济学家”或者“消息灵通人士”的身份有名。这一反差，在2006年达到高峰。
　　
　　中国式私募？
　　
　　2006年1月，在第十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众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牛市将在2008年之后出现，在基金经理普遍根据产业周期性分析认为2006年中国股市依然下跌的时候，李振宁一鸣惊人：中国股票十年牛市已经开始。
　　“我当时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整个就是一个不懂，”李说，“他们只知道做产业分析，只知道股权分置操作难度大，但他们没有想到，一项伟大的制度变革将焕发出怎样惊人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决不是一两年内就可以释放完的。”
　　李博士对股权分置改革表现出如此热烈拥抱的态度，再自然不过。因为他早年在体改所的经历，不仅很容易成为制度经济学的拥趸，而且很容易被烙下“指点江山”的底色。更因为他自2001年开始对股市的几次高调发言，以及他和证券监管当局的密切关系，实际上已经使他再度进入了“推动历史进程”的状态。
　　2001年6月14日，《国有股减持办法》出台，股市开始暴跌。是年10月，李振宁和李青原（时任高盛中国经济顾问）联名写信给周小川（时任证监会主席），提出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股市改革的重要性，建议将改革思路改为统一决策、分散执行。李还建议，改革的基本经验就是通过试点，因为以点带面风险最小，建议股市改革也遵循此道。
　　2002年底，周小川在离开证监会以前，把李青原请到了证监会，后者立即大力举荐李振宁。2003年1月，李振宁以睿信董事长的身份与尚福林（新任证监会主席）进行了初次会晤。是年2月，证监会成立改革发展研究小组，准备起草《中国证券市场改革发展白皮书》。成员包括谢平（时任央行研究室主任），王开国（海通证券董事长）、胡汝银（上交所研究中心总经理）、李青原、李振宁、刘纪鹏等。
　　同时，证监会规划委成立全流通改制研究小组，三名成员分别是李青原、波涛和李振宁。从此，李振宁成为股改智囊团成员之一、尚福林的高参。此后，一些重要政策性文章通过李振宁这个市场人士的身份陆续被发表，李因此成为外界了解中国证券市场政策走向的重要管道。2006年初对股市走向的准确预言，终于使他“名声大振”。
　　基于这些经历，在解读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战略时，李表现得激情四射，“下一步就是解决那些效率低下的国有上市公司的问题，他们几乎不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获胜，所以国有股应该逐步退出。”这种自由的思考和表达方式魅力十足，颇有“美国风味”――似乎他已经能够自由地穿梭于政策和市场之间。也许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私募”大佬的派头。尽管政府刚刚宣布，要对七个领域加强控制。
　　在我们尝试向普通股民了解李振宁的时候，大多数说不知道，个别知道的，就说是“那个写文章的人”。我们自然满怀期望，但显然目前还没能看到，这种对战略全局而非操作实务的高调表达可以帮助他更快地跨越梦想――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投资家，一个“不输给索罗斯”的人，而不再是一个政策解读者。
　　因此我们要发问：他能不能、何时能筹集到他的第一个10亿美元？他准备如何“科学地融资”？1月13日，当我们准备结束采访时，他问道：“明天我有一个信托推介会，是我和深圳信托联合推出的，50万一份，共200份――你来听吗？”
　　（备注：文中所提资金数字均由李振宁先生本人提供，未经其他渠道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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