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芬 二奶“杀手”】 张玉芬

发布时间:2020-03-29 来源: 感恩亲情 点击:

  1月12日,傍晚的古城西安下起了大雪。张玉芬呵着手,缩着脖子小心翼翼走在积雪结冰后滑溜溜的大街上,在特别滑的地方会尖叫起来,她害怕摔倒。   穿过朱雀门,从大街转入一条小巷,在税务局单位房的一楼,张玉芬推开门进去。这是她住了十几年的地方,也几乎是她现存的唯一财产。2007年6月5日,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向张玉芬下达判决书,判决张玉芬与结婚26年的郭某离婚。法院基于对张玉芬靠低保维持生活和她并无过错的考虑,将这套单位住房判归了她。
  昏暗的屋子里并没有暖气,不到20平米的客厅里就摆着一张破旧的沙发。平时,这里就是全国各地受丈夫婚外情困扰来西安寻求帮助的女人聊天、控诉、计划侦察行动的地方。
  进了自己房间,张玉芬打开抽屉,一件一件展示自己的调查工具和成果:录音机、录音带、照相机、一袋袋的底片、一本本的照片……这是她这十年积累的。
  1997年,张玉芬的丈夫因为有了婚外情,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在此之前,她的生活除了工作外,就是在外到处结交朋友、回家“相夫教子”,最多是喜欢交际、帮人打抱不平;在此之后,命运拐了一个大弯,从此,她的生活只剩下了一个名词和一个动词:二奶、杀!
  
  爸爸带着一个阿姨回来了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了气功热。张玉芬也随大潮修习起气功。在此之前,她曾是工厂员工,工厂放开承包后,又自己承包了一个小车间,“生产进行得红红火火”,“上面看到这个情况,又要把工厂所有权回收”,张玉芬一怒之下辞职不干,开始练气功。
  
  除了练功外,她还一直学习中医,给人看病、按摩,这成了她之后十几年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我那时把中医学得特别好,坐门诊、开医院都没问题。后来,有日本团来中国学中医,一个团就一百多人,有一个翻译,我觉得不太方便,所以就自己学日语。我就是这样的人,想干就干。”
  1995年,张玉芬到南京学中医按摩。一个月后回家,13岁的儿子跟她说:“妈,你不在的时候,爸爸带着个阿姨回来了。”
  张玉芬并不太在意。1976年,她和丈夫一起来到长安县下乡当知青,同在一个队。在农村干活的时候,便开始相互照顾。每次她回家之后再回乡,在离村子还有十几里路的地方下车,丈夫都会骑着单车在那里等她。
  后来,张玉芬通过了工厂的招工考试,来到了北京,丈夫则因为当兵也到了北京。两个年轻人越走越近。1981年11月,他们领了结婚证。第二年,儿子出生。
  十几年过去了。张玉芬性格外向,喜欢到处结交朋友,“西安城里我的朋友特别多。”丈夫则很内向,在国税局给局长当司机。“我在家里头不强势,但在工作上,我比他要强势,他经常半讽刺我说,我们家出了一个大慈善家哟。”
  20年的认识,让张玉芬相信丈夫的人品,“那时对我老公特别放心。一般来说,他对女同志不太接近。他是那种跟女孩子聊天都会脸红的人。”所以,当时的她并不相信丈夫有外遇了。
  丈夫回家后,没等妻子先发问,便说“有一个女的,离婚了,你能不能给她介绍个老公,你认识的朋友多。”
  张玉芬一口答应了。见到这个女人,张玉芬的第一感觉是:看上去很落魄,挺内向的,特别瘦,但身材特别好。
  客人上门了,当然要热情招待。“我们给她包饺子呀,和面呀。”“结婚十几年,他从来没自己洗过碗,更别提帮忙做饭,所有家务都是我负责”,但这一天,丈夫却很积极地和面、包饺子,“我说他,你平时什么活都不干,今天怎么这么积极。”丈夫只是笑笑。
  好几年后,她才发现,这个要她帮着找对象的“客人”,最后和她丈夫走在一起。
  
  出走
  
  1995年,周围开始有风言风语。一次见到丈夫单位的一个科长,他警告张玉芬:“你要注意你的人呀,把你家的那个看紧一点。”同时,丈夫开始从一两天不回家,发展到一周不回家,再发展到半个月,再后来是一个月。
  张玉芬终于确信丈夫有外遇了。1997年过完年,她跟儿子说:“你今天不上课,我也不上班,我们就跟着他。看他在外面做什么。”
  到了税务局,丈夫没好气地说:“你该干啥干啥去。”
  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也不去上班了,每天跟踪丈夫,从他出去到回来。在这段时间里,发现丈夫“有跟踪就按时回家,没跟踪就不回家”。
  1997年9月15日,家里电话响了,丈夫抢先一步接了电话。张玉芬在旁边清清楚楚地听到一句话,“饭都做好了,快回家吃饭吧。”
  她立刻警觉起来:“谁?”
  丈夫终于跟她摊牌:“我们离婚吧。我不想跟你过了,就算你再有本事,就算外面的是一只猪,我也要跟她过。”
  夫妻最后一次坐在一起吃饭。第二天,丈夫悄悄离开了家,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连床上的床单都带走了。再也没回来。
  51岁的张玉芬出生在一个家教谨严的家庭。父亲是税务干部,母亲是满族人,还曾是全国劳模。“我们家挺传统的,对这些男女之间乱七八糟的事特别看不惯。”
  “我父亲心特善,爱管闲事。我妈性格特刚强,干事情从来不屈服,打官司一定要打到底。我们家有个房子,以前租给别人,后来对方竟然把房子的产权写成自己的了。这个官司从1982年一直打到去年才结束。我妈要干哪件事情,就一定要干成功。”张玉芬认为,自己正好继承了父母的优点。
  然而,对她母亲来说,这个姑娘却是最难管的,家里所有人都听母亲的话,就她不听,永远是反对派。
  早年她想下乡。母亲不让去,她就悄悄地报名,偷偷地走了,还把自己档案上民族那一栏从“满”改成“汉”。
  “我根本不管其他,包括我现在。我从来不管别人的感受,我想干啥就干啥,我一定要做。”
  
  十年跟踪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张玉芬的人生信条。丈夫离家后,她在家里窝了一个星期,没吃没喝没睡觉,头发都白了。
  她认为,自己没做错什么,对丈夫一直很好,只是在一起那么多年了,“他感觉不再新鲜了”,二奶又“会照顾他那里”,才会跟着二奶走。所以,渐渐的,她把对丈夫的怨转移成对二奶的恨。“你侵占了我的家呀,我这个家神圣不可侵犯,二奶像当年的日本鬼子,践踏中国。所以要打,枪杆子里出政权,打的就是你。”
  于是,张玉芬和西安其他九个同样遭受丈夫包二奶之困的女人一起,组成了“打二奶游击队”,“见到二奶打了就跑,在大街上把二奶揍一顿,把她们的衣服给扒光了,分开她们的双腿,你不是喜欢到处勾引人吗?就让所有人看看你那货是什么样的。有人报了110,他们来了后看到打的是二奶,没说什么就走了。”
  这些被抛弃的女人是在妇联认识的。“到妇联投诉的,100%都是婚外情。”但 妇联没办法帮助她们。“人在绝望的时候,特别需要别人的关爱,哪怕是一句话,都可以挽救她的生命。但是妇联太绝情了,太狠了,她们不理这些,她们不配做妇联,应该把妇联撤掉。”
  在张玉芬们“打二奶”之后,有人以她们为原型拍了纪录片,张玉芬出演其中一个角色,片子后来在当地电视台播出了,张玉芬成了街谈巷议的人物。
  “我姐姐看到后才说:‘嘿,这不是她吗?原来她整天就忙这个事情,也不说。’母亲和姐姐都哭了。家里人叫我跟他离婚,离婚?没那么容易,我要让他付出代价。要警告所有人,不要以为包二奶就是你的家事,我必须得管这事。”
  她喜欢看历史书,“我最喜欢看《孙子兵法》,从里面提取一些精华,可以学到很多侦探的技巧。”还喜欢研究历史上的著名女人。“像吕后、武则天、慈禧这些女人,可以总结出一句话;无毒不丈夫。”
  “人有地位、有经济能力就会变坏。有人说我厉害,是当代的武则天,我说我真要是她,我先把二奶都杀光了,是不?”
  为了告丈夫重婚,张玉芬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和守候。“我一条街一条街地跟,经常找到一个‘窝点’,他们第二天就搬了,找一个搬一个。”张玉芬一直称那是“窝点”,她说那里不配叫家,她这里才是家。
  就这样,丈夫搬了10年,张玉芬就追了10年。10年间,为了调查婚外情,张玉芬用坏了3部照相机、2架望远镜和4台录音机。为了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她明察暗访到丈夫和那个女人同居的多处房屋,录到了邻居说出的他俩“同居”并以“夫妻”相称的录音,还拍到了他俩白天和夜晚“同进同出一个房屋”的录像,并带人“见证”了他俩“同睡一床,什么都没穿”的情景……
  在lO年里,张玉芬共11次以重婚罪起诉丈夫。但法院认为,她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姘居,不能证明重婚,目前的法律上并没有“事实重婚”的说法。因此,法庭11次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起诉。
  10年里,她丈夫一直和最初的那个“二奶”生活在一起。
  
  
  大刀向二奶们头上砍去
  
  “打二奶游击队”因为其他成员的去世而解散。“我们侦探所的十姐妹,现在就剩下我一个还活着,都得的癌症,都因为丈夫出现婚外情、长期忧郁压抑才得的。”
  2003年,张玉芬在西安成立了“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凤凰浴火后会重生嘛,形容我们生命力非常顽强,面对这么大的打击,我们没倒下,能重新站起来了。而且我们是在做很有意义的事情。”
  “火凤凰”专门帮人收集“包二奶”的证据,以便在法院判决有关案件时保护“无过错方”。这被媒体认为是“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也为她赢得了“二奶杀手”的称号。“刚开始觉得‘二奶杀手’这个称呼凶巴巴的,我不太愿意。现在觉得二奶就是丑恶现象,二奶就得打,‘二奶杀手’就是维护正义的人。”
  “我本来是想通过这个公司合法的收入,帮助大家,结果我一分钱挣不到。另外,很讨厌的是,什么都要报税,那个税管员,混账呀他,过年还要封红包呢,我的收入都没有,尽给封红包了。后来我说,我不干了,我注销,我不受你的约束了。”因此,2004年2月,“火凤凰”关门,不再重生。
  再之后,她开通了一条热线,专门为受婚外情所困的妇女提供心理咨询,“曾经一天接一百多个电话,最多的一天是164个,全是婚外情方面,有女的也有男的,最大的年龄90岁。”她说,不只是,“二奶”,还有很多男人要她帮忙找出妻子的“二爷”。
  今年1月11日,她联合了16人发起“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在成立宣言中,她写上:“二奶不除,社会没有和谐,只有威胁!”“咱们弱势群体团结一致,看准了二奶把她消灭!冲啊,大刀向二奶们头上砍去!杀!杀!杀!”
  她很享受现在的工作,因为觉得“好开心,觉得特有成就感”。就在前一天,她又一次上了电视,参加当地电视台法制频道的“是否应该为二奶维权”的辩论,“把那些认为二奶有人权的人驳得体无完肤”。但是现场也有不少人对她提出了批评,认为她缺乏现代法制观念,对道德问题上纲上线。
  翻开相册,张玉芬指着一张自己拍故宫天空的照片,在左上角,隐隐约约可见到云的形状像观音菩萨。自认为“信佛”、有佛缘的她认为:“我主要是慈悲为怀,但是一定要惩恶扬善,所以我认为,可能是观音菩萨派我到这边来,拯救生灵,普度众生……”
  10年前,父亲有“外遇”的消息传开后,正读初中的儿子回家趴到床上大哭,把自己关在家里,一周没去上学,大把大把地掉头发,成绩也一落千丈。张玉芬带着儿子四处求医,至今,儿子头顶仍有两处一元硬币大的地方没长出头发。为遮羞,小伙子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
  儿子中专毕业后,在一家大型超市找到工作,并与一个女孩谈上了对象。可后来,女孩父母不知怎么听说了孩子父亲的情况,坚决反对女儿与张玉芬的儿子交往,“他不会也和他父亲一样以后包二奶吧?”
  失恋后,儿子不愿见父亲,还悄悄买了把匕首,别在身上,发誓“只要见到那个坏女人,非捅了她不可”。他们离婚前,她丈夫曾回家了一次,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来到这个家门口。“我儿子看到是他,立刻进屋拿了一把匕首,我知道他要干什么,死活拽着没让他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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