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大小是人民决定的

发布时间:2020-04-11 来源: 感恩亲情 点击:

  我常想上天对我还是相当厚道的,让我碰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打赢了两场选战,还跑了一趟大陆,确定了和平发展的国共平台。过去8年两岸彼此不断冲撞,台海都快成了火药库,现在我们至少把引信拆了
  
  谈台湾政治现状
  
  人物周刊:2008年5月,您访问大陆,为什么在南京拜谒中山陵时会写下“天下为公、人民最大”?
  吴伯雄:这个基本上还是民主的理念了。台湾经历两次政党轮替,现在“立委”席次我们占三分之二以上,“总统”大选我们赢了两百多万票,但是社会上马上有一股言论,说你们一党独大,那将来怎么监督你们?我当时就说党的大小是人民决定的,4年一次的选举,党可大可小,很可能突然变小,所以我说没有一党独大的问题,只有人民最大,只有人民能决定。
  我到中山陵拜谒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人民最大”也是普世的价值。现在我们国民党在台湾会谦卑、虚心,我也看到大陆的施政方向正往这个方向走。
  四川震灾时,我看到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都冲到第一线,目睹灾民压在地下,他们泪眼朦朦那种急切的样子,也是人民最大的表现。
  大陆媒体现在也比过去开放很多,我发现我写的几个字,竟变成《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我这毛笔字十几年没有用,写得实在是……唉!我太太就说看你写字实在是惨不忍睹!
  人物周刊:作为台湾的特色,台湾媒体对政治人物的指摘颇多,您怎么看,能接受吗?
  吴伯雄:还好了。我从政也40年了,事情看多了,看到很多批评报道,有时也不是很公正,但我自我警惕,自我改正,与事实不符的我也会去说明,没有了不起到活不起的地步。
  现在的“内阁”有很多是大学校长过来,我说怕热就不要进厨房啊!“立法委员”有他们的压力,你们也有你们的压力,但最后承受的是党,政党政治就是这样。
  民进党8年换了6位“行政院长”,50几个“部长”,他们来来去去上上下下,结果最后承受的是民进党。有这个例子,我们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帮忙从政的同志,不管他们是“立法部门”还是“行政部门”,党就是一个协调的平台。
  我们还是希望马英九受人民的支持,“行政团队”的政绩受到肯定,“立法院”受老百姓好评,这就是我们党关怀的重点。
  人物周刊:那什么是好的政治家,什么人又是政客?
  吴伯雄:我以马英九为例子,他的行政处理或者人事处理不一定是非常好,但我一路挺他,就是他至少没有邪念,没有坏的念头。
  现在台湾经济是大问题,我们会努力,但是经济问题有太多因素是我们无法掌控的,例如一年后油价又会是多少?谁都无法肯定。还有美国房贷的问题,我自己当过银行的董事长,知道银行问题的严重性,美国政府当然要救,但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谁都没有把握。
  过去民进党“执政”8年,让台湾的经济体质变弱,周围的经济体一感冒,我们搞不好要得肺炎啊!所以要尽最大能力救经济,而民调一直往下掉,这也是事实。
  现在为了党也为了马英九,必须要稳住这个情况。马英九的民调再往下掉,承受的是党啊!
  现在的“内阁”是缺乏和老百姓沟通,让老百姓信服,沟通的技巧还要加强,但是马英九上台后,不同于8年来的贪腐政府,因为他绝对是干净,所以“政府”的廉能方面会更好,上梁正了,下面就不会歪。
  第二点,身为领导人,他不会制造族群分裂,不会把二千三百万人分成两半。
  第三点,不会故意去冲撞两岸关系,不会利用民粹来为自己拉票,两岸终究朝和平的方向来进行。这么做很辛苦,但对于台湾人民以及中华民族来说,却是好事。
  大家对马英九抱着太大的期望,可是现实的环境不是那么好,期望过高,失望也大,马英九的处境确实很艰难。我安慰他说,责之切来自爱之深,所以你只要根据这段时间的经验,该调整身段就赶紧调整,还来得及。
  人物周刊:3年前我们观察台湾,那时候的国民党甚至有泡沫化的危险,为什么这几年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
  吴伯雄:我接主席的时候,压力很大,很多跑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记者私下都说,“国民党还能撑多久?”当时大家都说泛蓝的文化是“内斗内行,团结不起来”。“立法委员”减半以后很多人都没有舞台了,很多选区都斗得很厉害,自己互斗的结果是拱手让人。还好我们很耐心地协调,协调新党、亲民党,总算我们每个选区两个人互斗的情况大幅减少。
  “立委”的胜利也奠定了“总统”大选的胜利,所以说做人不能太现实。我对亲民党非常友好,也有很多人指责。不能因为现在影响大就忘乎所以,马英九也说“总统”大选获胜是因为“立委”胜选,“立委”胜选是因为和亲民党配合,这个过程千万不能忘掉。所以我觉得过去的失败不是民进党厉害,而是我们内部不团结。
  
  人物周刊:国民党最艰难的时候,曾到什么样的地步?
  吴伯雄:凭良心讲,我们的财务并不好,很多时候竞选广告都已经要刊登了,还是没有钱,只好再去协调。我是经常到处磕头作揖募经费,还要协调各县市有影响力的人,替马英九拜票、寻求支持。
  人物周刊:从事政治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为什么您还会支持你的孩子走这条路?
  吴伯雄:我想这不是我所希望的,而是环境让他们勇往直前。我有两个儿子,我回家经常开玩笑,你们两个总要有一个事业有成,让我养老吧!(注:指在家族企业中做事)但是他们都有各自的兴趣。
  我觉得我最大的安慰就是,我老大在“立法院”,老二在“市议会”,两人都被认为是最没有公子哥的习气,都很正派、谦卑。这一点他们俩也要感谢我,我当初从政的时候就没有经济的压力,工资都没有拿过。现在我两个儿子从政,我让他们也都没有后顾之忧,好好问政就是了。
  当然,我原本也希望有一个孩子能够在家族企业发展,不要两个都去,这毕竟是一个热厨房。尤其是我第二个孩子,现在台北市当“议员”,当初他去找台北市党部,党部的人告诉他,现任台北市“议员”都是年轻人,都要竞选连任,若你要选你就自己跳,你就去万华区当刺客试试看(注:万华区是传统的绿色势力地带),结果他真的参选了。
  连我都认为那个区很难选,没想到他每天清早跑去公园向人请安、恳托、自我介绍,就单枪匹马一家一家去敲门,结果以最高票当选,当刺客真的弄假成真了!
  我很安慰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寄望爸爸是谁就怎么样,都愿意从最基层一票一票选起。有人说他们很年轻,事实上和我当年相比,他们已经不年轻了,哈哈!我33岁就当县长了,很多人都说小学毕业时候的奖状都是县长吴伯雄颁的。
  人物周刊:意识形态的议题,例如族群对立还会在台湾出现吗?
  吴伯雄:他们还是会打这个牌,但是我相信效果会越来越小。
  人物周刊:国民党自孙中山先生创建兴中会以来,历史悠久,有过光辉的历程,例如抗日。但在台湾也有过为人所指责的历史,例如“二二八”、党产争议,这些历史问题还会成为国民党的包袱吗?
  吴伯雄:我想有的人一定还会打这些牌,但是效果会越来越差。你说“二二八”,现任的国民党主席(注:吴伯雄本人)也是“二二八”受难者的家属。所以不必把当年的账算到当年还没有出生的人身上,我们不要有、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观念。
  美国和日本打了二次世界大战,现在也变得非合作不可。越战期间,美国人死了多少,越南人死了多少,但是现在美国一样在越南大量投资。
  毕竟“二二八”已成为历史,但60年来还遗留这么多的仇恨,这是我们国民党应该要警惕的。很多事情不是靠努力就可以解决的,“二二八”就是一个最严峻的教训。
  人物周刊:像国民党这样一个百年老党,在新世纪要如何转型?
  吴伯雄:已经在转型了,若不随着时代转型就要被淘汰了。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的理想,我们不放弃我们的“宪法”。
  人物周刊:媒体在台湾已经泛口水化,人身攻击处处可见,对此您有过失望吗?
  吴伯雄:老实说,有时太超过了!言论的自由要考虑老百姓的认知能否接受。
  人物周刊: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现在已经变成了张荣发的基金会,您想过会有这一天吗?今后国民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吴伯雄:我当党秘书长的时候,党工还有4000名。威权时代的国民党是有支配性的,民主化之后我们要竞争,我们的财务也是要硬碰硬的去拼。
  比起一般民主国家,我们的人还算是多的。现在民主国家政党都是靠义工的,义工是要靠热诚来唤醒的。我经常说政党只有拼选举,只有选举赢了才能实现理想。
  人物周刊:那在当下,国民党如何处理执政党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呢?
  吴伯雄:两岸的党政关系不同。在台湾,最后承受的还是我们党,我们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任何人事都要(党中央的)中常会评审的阶段,这样的做法会引起反感。
  但是行政团队要了解我们政策的方向,要和党的目标一致。
  
  谈民主政治
  
  人物周刊:您出生在日据时代,又经过了光复后的戒严、解严,一直到今天的全面民主开放时代,在您看来,台湾可供总结的民主经验是什么?
  吴伯雄:台湾的民主政治经验,对于华人社会确实非常珍贵。老百姓会慢慢成熟。选举期间随时会有冲突,1000多万人投票,4点钟截止,5点钟大家就接受选举结果,这就是多年选务经验累积的成果。
  我很荣幸我过去当了8年的中央选委会主任,也当过台北市的选委会主任,也当过桃园县选委会主任,我是真正的内行。“立委”、“总统”选举期间,中选会立场不公正、公投绑大选,我都一一提出来。
  人物周刊:台湾的民主从威权时代走到今天,您怎样看待这个变化?
  吴伯雄:这段经历确实可以给世界参考,也可以给大陆参考。转型的过程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都可以给大陆一个很好的借鉴。
  我觉得台湾值得大家重视的一个理由就是民主,社会也很开放。(当然)开放的过程在某些地方是不一定适合的,像大陆有13亿人口,我们一想到13亿人要温饱要安定,要是让我们去治理,怎么治理?大陆的困难我们是可以想象的。
  看看我们转变的过程,我相信对大陆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当然,太自由太开放也相反地付出若干的代价,看看我们的电视的竞争、报纸的报道,很多人会受不了。
  人物周刊:民主政治在台湾发展已经20多年了,对今天的现状,您满意吗?
  吴伯雄:我们所建立的民主不一定能完全移植,所以我不说大陆一定要复制我们的模式,但民主的精神、最基本的原则――尊重每个人的权益,少数服从多数,多数照顾少数,这样的一个民主的理念才是普世的价值。
  当然台湾的民主存在很多缺点,但民主本来就是长期一点一滴累积的,我看现在大陆也是从最基本的乡镇开始做起,但在台湾,每个人都展现了基本的民主素养。
  人物周刊:台湾的民主经验是整个华人社会宝贵的财富,如果您要向大陆的读者介绍台湾的经验,您会如何描述?
  吴伯雄:就是每个人都要受到尊重,透过各种管道,让政治人物不能疏忽任何一个声音。
  人物周刊:那如何避免民粹化的倾向?台湾8年来已经有这样的趋势。
  吴伯雄:那就是要靠政治人物的良心,为了选举、为了政党的获胜,喊出很多不合实际的口号,感官上让人有“哇”的感觉,其实又如何呢?所以没有完美的组合。但又没有其他制度比民主更能防止独裁发生。大陆如果讲民主,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了。
  
  人物周刊:您在威权时代就已经是高级官员了,台湾1980年代在经历解严的过程中,您的心情如何?会不会有失落的感觉?毕竟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了。
  吴伯雄:我两次当选民选“省议员”,还卖过烟酒(注:吴当过烟酒“公卖局”局长),当过秘书长,还在林洋港之后当过“内政部长”。那个时候“内政部长”是相当有权力的,“部长”就像“部长”的样子,很威严。
  那个时候经国先生已开始解严,开放与大陆来往,当时容许有大陆眷属的人去探亲,这个规定就是我宣布的,《戒严法》、《国安法》都是我提出的。从威权时代到开放,我都有参与。
  我只能说我们的制度要求我们做任何事受很多的约束,民意代表、媒体,各种声音都有,所以现在一个动作全体叫好已经不可能了,你要斟酌迫切性和重要性才能做抉择。
  一致叫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台湾行政权一权独大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党外人士在威权时代只有靠街头的运动起家,我们现在想一想,他们要闯出来也只有用这个办法,这是难免的。但是有时为了吸引更多的注意,他们明知道有些行为是违法的,还故意违法让人取缔,然后造成弱者被迫害的形象。
  所以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需要大家遵守法律,而政府该给人家权利时也要给人家;但是人民有了这个权利以后,不能过度滥用而制造社会的不安。
  现在大家对游行集会已见怪不怪,想借此违规而哗众取宠的人,反而要小心是否会引起老百姓的反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也是经过一二十年来大家不断在经验中求取的。
  
  谈个人
  
  人物周刊:您从政迄今已有40年了,能和我们分享屹立不倒的原因吗?
  吴伯雄:很多时候人算不如天算,我这七八年来都很低调。在基金会这里我觉得很自在,我把这个办公室打造成佛堂,就是因为在这个环境我比较自在一点,在这里我是在修养自己。我学佛学得很浅啦,在政治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我希望自己能够沉淀下来。
  以前我是真想不到马英九也居然会被以贪污罪起诉,这给我很大的震撼。马英九他样样都很强,但他不会贪污,他廉洁自持,怎么这样的人都会被检察官起诉?他坚持辞掉党主席,又坚持要我来接主席,当然主席是经选举产生的。
  说实话,这一年的际遇不在我原先设想中。但是碰上了,我就要面对问题,全力以赴。我常想上天对我还是相当厚道的,让我碰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打赢了两场选战,还跑了一趟大陆,确定了和平发展的国共平台。过去8年两岸不断冲撞,台海都快成了火药库,现在我们至少把引信拆了。但两岸问题实在太复杂、太特殊了,很多问题还没办法谈,所以要搁置争议,追求双赢,我想这个方向对大陆有利,对台湾也有利。
  我想这一年,不论老天是有意还是无意,让我适逢其会,我觉得我始终抱着感恩的心。我的任期还有段时间,我要继续促进全党的团结,我个人和任何人都没有竞争,我很满足,很感恩。
  我也在学阿Q,学会用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年纪毕竟不轻了,在这个时候,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很有成就感。也不是自己多有能力,而是多少英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所以不管再苦,我还是觉得要感恩。
  人物周刊:大陆的邓小平先生在政治上经历了三起三伏,您在政坛也经历了很多波折,您是如何排遣的?
  吴伯雄:比起邓先生我差得远了,我只是做与不做这个职务而已,日子也还是过得蛮自在的。
  凡事不要强求,随缘,很多事情冥冥中自有天意。我是佛教徒,我皈依的是星云大师。我记得1994“省长”选举的时候,他就不赞成我继续冲下去,他说既然宋楚瑜先生已经占了很多的优势,你就不要进了,退一步海阔天空。
  去年马英九退下来由我代理主席,接着选主席,我说让别人去吧!这时星云大师说不行,要行菩萨道,要救众生,要我勇往直前。我说我受您的熏陶,现在讲话也是温文儒雅的,怎么可以面对激烈的选举语言呢?他说菩萨也有金刚之怒啊!为了要救众生,该你站起来时就要救众生。
  我这么做也是来自宗教信仰,来自我师父的教导。我一向都不太会讲话,但是到了选举的最后几天我还是很凶悍的,“总统”选举那几天我也是指名道姓每天开记者会,针对陈水扁很不客气地说重话。
  人物周刊:您已经快70了,走到今天您有遗憾吗?
  吴伯雄:人生岂能尽如人意?但是对我,如果还不知道感恩的话,那实在是太没有良心了。我享有的生命过程还是相当丰富的,我发现很多人太在乎自己没有得到的,而不懂得自己已经拥有了许多,这些人是不会快乐的。
  我是一个惜福感恩的人,现况也说不上是事业的顶峰,但是因缘际会遇上这一年,我觉得是有点成就。
  人物周刊:您是一个佛教徒,是出世心做入世事,如何平衡佛教徒的内心和激烈的政治选举?
  吴伯雄:宗教信仰里有句话对我很有用――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的动机、我们做的事情,老天都知道!所以内心比较有道德感。
  人物周刊 :退休后,您会选择怎样的生活?
  吴伯雄:看到大陆这边一个梯队一个梯队上来,我们也要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我个人还是要做快乐的自己,我要在公益方面多做一些事情,当然就算我退休,我也会关心国事、关心国民党。
  
  谈家庭
  
  人物周刊:您是政治世家出身,我们很想知道这种世家子弟的教育是如何完成的?和普通人的家庭教育会有什么不同?
  吴伯雄:说是政治世家,事实上家人都不以为然,因为我们家族人口众多,我爸爸8个兄弟,有4个是医生,有一个是法官,我二伯父是日本帝国大学法学毕业,在“二二八”时受难。
  我们的亲戚也相当复杂(注:2000年“总统”大选时,吴伯雄堂哥吴运东是桃园挺扁会会长),说我们是政治世家,倒不如说是书香世家更好。
  我祖父是秀才,桃园地区的子弟很多都是他的学生。我们家里至今还保有很多传统,所谓客家人克勤克俭的家风、苦干实干、绝不浪费、栽培读书人。有一年我们家聚餐,我算是学历最低的,我父亲是医学博士,我姐夫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宋瑞楼,我两个哥哥是博士,我姐姐博士,我嫂嫂也是。我都当了“部长”,爸爸还安慰我“伯雄学历是差了一点,但社会的事情他最懂”。家里很多的“疑难杂症”都是我处理。我姐夫在医界非常受尊重,但是让他做行政工作,他就不行啦。
  我父亲自己当过县长,但他自己还是比较注意学术上的成就。他说你当了县长当了“部长”,你的成就绝对没有你姐夫高。因为我姐夫对台湾肝病的防治贡献最大,他高龄90多岁了,在“中央研究院”只有他是三代院士,台大医学院院长都是他的学生,连他学生的学生现在都是院士。我们还是老观念,觉得会读书比较清高。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大陆领导人的子弟去从政,这些对您的孩子有没有影响?
  吴伯雄:我的从政治生涯,对我的孩子是一种压力和包袱。虽然竞选时确实有好处,但也是包袱。我们老一代从政几十年,也有我们的恩恩怨怨,他们必须要去承受。
  
  他们表现好,人家说他们是老子好,批评会更苛刻,这对他们压力也很大,所以他们会加倍努力;穿的西装稍微漂亮点,人家就说是含着金汤匙出来的。所以连胜文(注:连战之子,国民党中常委)也承受很大的压力。
  人物周刊:那您孩子从政后,以您的观察,他有什么样的变化?
  吴伯雄:成熟多了。读书人的习气变了。当然我希望他仍保持正派,在处理事情上可以更圆融一些。
  人物周刊 :身为国民党主席,又是“二二八”受难者,您家族内部如何评价这个悲剧?
  吴伯雄:我们家族实在是太大了,亲戚有一两千人,也有很多人还耿耿于怀,但大部分人都已不这么看了,尤其是下一代年轻人。我们可以记住,但是也可以原谅。
  40年前本省人和外省人通婚还是令人很诧异的事情,但现在实在是太平常了,我唯一的女儿就嫁给一个山西人。我是客家人,我两个媳妇都是讲闽南话(注:指本省人)。我有11个孙子,过几天要团聚,当我抱着我的外孙,享受含饴弄孙的幸福时,怎么会想你是番薯(注:指本省人)还是芋头(注:指外省人)啊?
  我经常替人证婚,怎么会有人在乎你是哪里人?都是亲家公、亲家母的了。这个时候只有没良心的人才会拿这个来煽动。所以在台湾,族群问题实在是不应该再成为政治问题了。族群变成选举议题,我认为操作的政客实在是很没道德良心。
  人物周刊:您的家族是桃园县的望族,您也说到您对儿子从政最大的支持就是不让他们有后顾之忧,那在台湾从政,经济上的独立自由是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吴伯雄:看地区,比如说台北市选“立法委员”,很多“立法委员”只打文宣战就可以了。但是在农业地区不是去买票,而是打组织战,所谓的派系,是合法的你都必须花钱。台北市也有一些明星“委员”,选举结束经费还有剩余。
  我们政党必须去培养好的人才,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帮他啊,要拿钱帮他助选,这都要在合法的范围内。
  
  谈两岸关系
  
  人物周刊:在少年时代,对岸大陆给您是怎样的印象?
  吴伯雄:我们小学的时候成天喊“反共救国、杀朱拔毛”,你们也是说要“消灭蒋帮、消灭国特”。很多老荣民(注:指随蒋介石来台的老兵)是最反共的,回大陆老家一看找不到地方,看到交通警察,就会问“喂!请问共匪同志……”结果还被拘留了。你看现在变化多快。事实上国共内战彼此都杀了不少,但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两年前还参加厦门的农产品推广会,连(战)先生要我讲话,我就说“40多年前我就住在这附近”。结果大家吓一跳,我在金门当兵嘛,我们阵地几个炮位就是对着厦门的。希望当年炮口相向的日子永远不要再来。我第一次参观厦门,好像是朱市长带我们参观,他说这里的标语就对着金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我说你拿着望远镜看看对面――“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哈哈!
  现在想想,两岸关系没有一个书本能教你如何解决,只有靠中华民族的智能。战争是人类最痛苦、最愚昧的行为,和外国人打仗都已经是很愚昧、很残忍了,中华民族内部还要愚昧到用战争来解决吗?
  我和胡锦涛先生就说过,“我们虽然无法掌握天灾地震的发生,但是我们可以靠我们的努力避免两岸的战争”。
  人物周刊:对于大陆政治格局的认知,您是怎么了解的?
  吴伯雄:我很佩服邓小平,他做了很重要的决定就是开放。老实说如果没有开放,大陆的国力、百姓的收入不会像现在这样。
  在台湾人看来,共产党也有很大变化,过去是阶级斗争为纲,现在是经济建设为主。我觉得只要人民过得好就是正确的。
  人物周刊:两岸的关系在您的规划中,有没有一个时间表?比如50年?
  吴伯雄:50年,那就是下一代的事情了。照现在和平发展的趋势看,存异求同,同的地方多了,异的部分解决就比较容易了。
  很多事情并不是一蹴而成的,例如陆客来台观光,你们现在也是希望从少开始,哪些人可以来,哪些省份可以来,希望来的人留下好的印象,如果一下子全面开放,出现不好的事情,反而会伤害彼此的感情。所以说从少到多,一步步来是正确的选择。
  
  谈政治人物
  
  人物周刊:以国民党主席身份与胡锦涛先生见面,您怎么看他?
  吴伯雄:我可以想象站在13亿人口的这个位置上,不论是IQ还是EQ,一定是过人的。他给我的感受也是这样,很冷静、很诚恳,没有废话,我相当钦佩这个人。
  人物周刊:您在台湾政坛高踞40年,以您对大陆领导人的观察,如何评价?
  吴伯雄:胡总书记的格局很大,看得很远。当然我也了解他所面临的压力,你们也有鹰派,也有鸽派。
  在我看来,他是比较理性务实的,有同理心。他常说不能把协商搞成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人家身上,应该异位而处。
  我们是以小事大,当然要有我们的智能;但是大陆是以大事小,就应该大方一点。我想胡先生有这样的格局,他看得远,不在小事情上斤斤计较,把握大的方向,当然他也会面临很多不同的声音。
  人物周刊:您曾经和李登辉先生有长期的互动,现在彼此之间的政治观点相差如此巨大,您如何看他?
  吴伯雄:他在国统会有一篇讲稿说:“江泽民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不够的,我要说:中国人不但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还要帮助中国人。”当时我就在场,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不是现在他认为的台湾人要如何对抗中国人,这中间有很多变化。
  我认为彭明敏(台湾政治人物,以主张台独著称)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但李先生现在说的话,他自己解释说,“我是不得已,当时环境是这样,你们看不出来是你们笨!”这句话让我们这些跟在他身边、忠心耿耿帮助他的人,感到很难过,即使私底下他对我还是很客气。
  我虽然学佛,心存厚道,但对这一件事情还是相当难过。和连先生相比,我想至少在党主席这个职务上,李先生的评价应该不会太高。
  人物周刊:那您如何看连战先生呢?
  吴伯雄:他不是很热情洋溢的人,但也不至于高傲冷漠,基本上他是彬彬君子,私底下也蛮幽默的,但要感受到他的热情不容易,应该说,跟连先生在一起不必防他。
  我认为连先生两次竞选“总统”失利,很难堪的,但老天还是照顾他,他是有福报的人。他促成了国民党党主席直接选举产生的民主机制。过去党主席选举,所谓投票,是视会场当时的情况,表决方式可以用选票,也可以用举手,现在很明确规定是全体党员秘密投票。
  如今他成功完成了“和平之旅”,这可能是扭转历史的关键,连先生在历史的地位评价会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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