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朝阳：王怀忠之罪与体制之痛

　　去年１２月２９日，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因犯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王怀忠之罪，与其他贪官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无非是受贿、索贿数额巨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等。至于其个性，可引用阜阳市干部对办案人员说的一句话：“王怀忠的问题不仅是他本人经济犯罪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他给阜阳带来的灾难是全方位的。”

　　给阜阳造成了“全方位的灾难”，就是王怀忠犯罪的个性。无论是从消极影响之深还是之广来看，“全方位灾难”都远甚于个人经济犯罪，因此，对王怀忠犯罪之反思，不应忽略其个性特征。而反思的起点，无疑应建立在此种个性之成因上。

　　一个人出了问题，竟然使一方水土遭受全方位的灾难，说明这个人的能量非同寻常。在王怀忠身上，这种巨大的能量，除了来源于其作为阜阳的“一把手”，人们似乎找不到别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与此相对应的是，王怀忠的犯罪事实，亦主要发生在他作为“一把手”主政阜阳市期间。而从那些不是“一把手”的贪官身上，却一般很难找到其灾难具有全方位特征的例证。

　　因此，全方位灾难与“一把手”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无法否认的因果关联。事实上，造福一方的“一把手”也所在多有。不过，无论是造福一方的“一把手”，还是造孽一方的“一把手”，在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上，通常并无本质的不同。而在此体制基础上的造福或者造孽，都是一种或然性而非必然性表现。

　　王怀忠犯罪的个性，暴露了制约与监督“一把手”现有相关制度的缺陷。与非“一把手”相比，“一把手”制造全方位灾难具有个性，但在“一把手”这一层面，这一个性就可能上升为共性。比如，在破坏力上，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就堪与王怀忠相比。也就是说，“一把手”都有可能成为全方位灾难的制造者，当然，他们也可能成为增进人民福利的推动者。最优的体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一个次优的体制，即使不能使所有的“一把手”都做到“权为民所用”，至少也应当防范“一把手”蜕变为给一方带来深重灾难的祸首。

　　体制之痛不除，全方位灾难未已。疗治体制之弊，实乃当务之急。对权力进行制约与监督，核心在“一把手”。而领导班子内部监督若流于形式，则对“一把手”的其他监督都将徒有形式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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