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日本意欲何为？

　　在欧洲世界特别是德国正在大张旗鼓，为二战胜利60周年而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反省战争的时候，人们在亚洲世界看到的却是一副不谐场景。近段时期以来，作为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战争的加害者，亚洲大国日本不是在忏悔罪恶，反而接二连三与周围国家中国、韩国和俄罗斯，因钓鱼岛屿、独岛(日本称竹岛)和北方四岛问题而龃龉不断;同时，2月20日，在日美年度安全磋商声明中，日本首次突破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立场，宣称此为日美两国的“共同关注”。

　　岛屿主权之争凸显日本传统战略思考方式

　　从日本的这些动作中，人们正在看到一个更加强硬和外向的日本。这些前后关联的行为，正像许多人所感觉到的那样，并不像是一时冲动的“即兴之作”，背后分明有着精心的策划和安排。更关键的是，它容易使人再次联想起日本的过往历史。

　　在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在亚洲率先开始进入“现代世界”后，日本先后以中国和俄罗斯为对手。为解除这两大“忧患”、在东亚世界独步天下，日本曾经制定“北进”和“南进”战争计划。控制朝鲜半岛和台湾岛、在与俄罗斯和中国对抗中抢占到利害攸关的战略要冲，成为日本地缘政治的既定追求。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深入中国东北腹地、促使中国分立成多个政治版块，那么，日本就将更为“安全”、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

　　举出两个富有影响的日本政治家，来说明日本的这一传统战略思考方式。一个是山县有朋，1890年担任首相时，所草拟的《外交政略论》和《军事意见书》，提出日本不但要保卫“主权线”，还要维护“利益线”，而朝鲜半岛，正是“利益线的交点”。另一个是田中义一，在1927年任首相时，则曾向日本天皇密呈奏折，声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国）;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战略是这样设计的，日本的对外侵略史，也正按照这样的逻辑而展开。自19世纪60年代“征韩论”在日本维新分子中甚嚣其上后，日本在不长的时间内，一边忙于侵吞原为中国藩国的琉球王国和属于中国的台湾岛，一边加紧对朝鲜王国的渗透征服。1895年甲午战争后，台湾落入日本手中，朝鲜也一步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并于1910年被日本正式吞并。从此以后，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

　　二战以日本的全面失败而告终。日本的这一段军事主义侵略史，在战后日本宪法第9条（即“和平宪法”）约束下，似乎也已成为旧日故事，而不太可能在未来重演。然而，日本在近期、放大来说，近些来说的一些动向，所提供给人们的，却是另外的信息。

　　有的现实比历史还历史。从1997年日美新安保条约将“周边有事”纳入共同关注范围，到去年11月日本防卫厅《日本西南诸岛防御计划》文件所制定的一套“西南岛屿有事”对策方针将钓鱼岛屿纳入作战范围，再到最近一段时间，日本政府强硬出击决定“接管”钓鱼岛屿灯塔、将钓鱼岛屿绘入日本防卫厅海洋地图，及上月20日日美安全磋商声明中将台湾问题纳入“共同关注”，以上这些事态合在一起，日本对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关心方式及所关注的地理范围，不难使人感觉到与日本曾经有过的战略传统，在遥遥中有着暗合。虽然最近的几起事件，有以对外强硬来转移日本民众视线、掩盖国内政策失败、提升小泉政权支持率的因素存在，但其中并非没有惯性化的长久性战略考虑。

　　钓鱼岛屿问题事关当事国海洋权益，但更应该看到，该岛所处位置具有重大军事价值。日本在钓鱼岛屿与台湾问题的举动，其用心不能不认为首先是在军事意义上。如果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军事上相互呼应、日本军队将来进驻钓鱼屿岛，在中国东海面，一条制约中国出海的完整岛链体系，将进一步建立起来并对中国形成闭锁。中国就将不仅在与日本的海洋权利争取中落于下风，就是自身受到国际法承认的海洋国土安全，也将受到很大威胁。将钓鱼岛屿灯塔纳入日本政府管理，这一强化主权的行为，其意义不仅是在领土上，而且是以此控制周围海洋区域，掌握更大战略优势，以利于军事部署和海洋资源开发。21世纪初，日本为防止中国“崛起”在军事和政治上所作出的安排，与19世纪下半叶里日本致力于削弱中国时所采取的战略方针，在不同历史时段中，所贯穿的是同样的思维方式。

　　中国被日本当成“竞争对手”

　　对于日本来说，从过往经历中所形成的一大思维惯性，就是不希望在东亚区域，出现一个有着强大影响力的国家。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近代对中国的侵略，都是这一心理的良好注脚。想方设法在东亚区域保持相对其他国家的优势位置，是近世以来日本民族相对稳定的战略追求。

　　在过往上千年历史经历中，东亚世界的传统结构，是以中国为宗主国，其他国家为朝贡国，此一“亚洲朝贡体系”，长期以来是东亚世界的常数。不过，同在这一地理范围的日本民族，在进贡的同时，却又经常扮演了这一秩序的挑战者角色。在1868年明治维新、率先在东亚步入“现代世界”后，日本通过一系列战争，逐渐取中国而代之，成为了东亚世界的新霸主。但是，成功再往前跨进一步，就是失败。在日本的野心一步步实现、对东亚世界的优势地位确立之后，日本犯下了致命的战略忌讳。无度的扩张也无度地消耗了有限国力，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向世界另一新贵美国挑战时败下阵来。

　　然而，战场败北并没有改变日本民族传统的弱肉强食思维习惯。在战后日本民族的感觉中，日本并不是被亚洲国家所打败，而只是败给了美国，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优越感，并没有烟消云散。在战后因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美国因其全球战略需要而选定曾经的敌人作为其新盟友后，日本重新获得了发展自己的机缘，在短短时间内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对亚洲世界的优越感，随日本经济上的重新崛起，改头换面再次以“经济优等生”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这种优越感还因为一些亚洲国家的“追随”，而得到强化。在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提议日本牵头建设“东亚经济集团”，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曾倡言由日本领导打造“亚洲统一货币”。东南亚国家们在那一时段对日本成为亚洲经济火车头的期望，使“日本第一”的思想，重新深播在了大和民族的心灵深处。

　　但是，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光进入20世纪90年代，就在美利坚民族因为日本公司大举在美国购买不动产、而惊慌不已喧嚷“日本威胁了美国”时，日本经济却开始陷入房地产泡沫。这一轮经济衰退一拖就是十几年。与日本经济的相对衰落相比较，同在亚洲的中国，却在最近20年间，长时间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在21世纪初时的一个亮点，并被认为与美国一道担当起了世界经济的新引擎，极大地冲击了日本在经济上对中国的相对优势。不仅如此，一个复兴中的中国，还逐步取代了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里在东亚世界中的作用。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承诺不使人民币贬值，为受危机影响的国家的经济复苏，提供了坚定支持。在21世纪到来的几年中，中国又与东南亚国家积极发展经贸关系，抢在日本之前与之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通过灵活而有诚意的参与、协商、互利政策，积极融入东亚世界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过程，在东亚世界一点点建立起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如今，当东亚世界发生灾难和危机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中国，这是一个富有意味的改变。

　　客观地说，日本不希望看到中国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绝立于日本和西方世界之外，把中国拉入“自由世界”，曾经是日本不少精英的共识。可是，日本同时又并不希望，因此丧失掉相对于中国的优势。在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增长、在东亚和全球的影响力一天天超过日本后，两个东亚大国在国力上的消长及两国在寻求发展资源时竞争关系的出现，使日本开始另眼来看中国在“崛起”之后，对东亚国际政治和中日关系所可能造成的影响。从主流意识看，日本预计了中国“崛起”必将改变东亚国际政治的前景，对未来中日关系抱以悲观。所以，要在中国综合国力尚未超过日本之时，抢先占领战略制高点。

　　日本:暗渡陈仓？

　　在日本复活其战略传统的情况下，亚洲世界正以紧张的心情看着日本。日本将向何处去？会不会复活军国主义？日本在当下时刻的表现，不能令人乐观。

　　思考一个国家是不是对另外一个国家构成威胁，要看两个方面：实力和意图。从实力上看，日本今天仍然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科技能力也位居世界前列，有着成为军事大国的巨大潜力，仅凭这一点就不可掉以轻心。

　　而从意图上看，日本近期与诸多国家在岛屿主权问题上的争端及其他动作，正显示出其战略思维传统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战后以来，日本近世以来的军国主义宇宙观、历史观和战争观，因为种种原因，至今还并没有很好得到清理。突出说明这一点的，是1970年三岛由纪夫剖腹事件。三岛受过特务训练，1968年日本爆发学生反战示威时，他曾受命混进学生队伍打探情报。作为小说家的三岛也是位狂热的武士道卫士，他宣称:“对天皇的信仰高于人道主义”。他在发表“勤王”以日本战刀剖腹身亡，其中的用意，不外是为昔日的战争招魂，召唤日本人继承军国主义的“慷慨捐躯精神”。三岛的军国主义信仰，应该认为是一大批日本人思想的一个缩影。这也使得近半个世纪中的中日关系，实际上一直麻烦不断，在中日两国致力于“和平”、“友好”的同时，日本国内又一直潜藏着一种敌对中国的暗流。如明乎此，人们对当下小泉政权的右翼举动，就无需困惑不解。

　　所以，中国和东亚世界不能不警惕日本最近在台湾问题上的公开表态。因经济强大、安全脆弱的特性，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忧虑，并非不可以理解。然而，我们更要看到隐藏在日本战略思维中的传统性考虑。在二战结束、日本将台湾交还给中国之后，历届日本政府及诸多日本精英乃至民众，实际上对台湾仍有一种不言心知的情结。此一情结突出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吉田对华路线上，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鼓吹“日台邦联”和“日台联合王国”，声称“台湾对日本来说仍是有价值的财产”，吉田及其亲信希望有朝一日（蒋介石死后）日本能与台湾实现“再统合”。

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一传统考虑，虽然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日本政治中并没有显性化，但却一直是一种暗流，涌动在日本政治思考者的战略思维中。

　　正因有些背景，令中国和东亚世界难安的，是日本在美国庇护下，一旦进一步武装，还能不能继续在美国的控制范围内行事。在美日宣布将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亚太区域内众多问题纳入共同关心的范围时，美国与日本在背后的考虑未必一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其政治思潮也涌起一股追求自立、脱离美国控制的意愿。在不少日本政治家看来，军事重新武装，是日本自立、重新成为“普通国家”的必要途径。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着提升军事力量的强大物质技术潜力，一旦重新走上军事大国道路会走向何方，还能不能保守二战结束以来的和平主义传统，需要大打疑问。

　　对于日本来说，其战略传统也是多方面的。在我们以“复线”视角、而不是妖魔化的眼光来看日本时，当然应该看到，在近50年时间里，日本因为战争失败，在其国内也产生了强大的和平主义思潮，它对现实日本政治仍有重大影响力。但是，未来日本政治中，究竟是哪种思潮会占上风，现在还很难下定论，毕竟从最近一些年的表现来看，右翼民族主义的东西在逐渐取得上风。另外，其和平主义传统形成时间不长，还没受到重大事件的检验。

　　所以，美日两国将军事合作的范围扩大并明确化，可能形成的一种局面，是日本抓住美国在两极格局崩溃后，仍要维持美日同盟关系的心理，达成其他意图。如果日本如在二战时期“珍珠港事件”，一边与美国谈判，一边却向美国开战那样，采取暗渡陈仓的策略。日本的重新武装，可能会走向何方，不能不令东亚世界忧虑。恰如日本著名学者梅棹忠夫所说，日本是一个“黑洞”国家，从来惯于从外部吸收信息，但很少愿向外透露日本自身的情况。此举所造成的日本民族的内向性，又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所指出来那样，日本民族具有封闭性，不习惯于勇敢地面对自身的丑恶、不善于对自身进行反省，并习惯于隐藏自身真正的意图。

　　战略与策略:从两个层面把握中日关系

　　毫无疑问，对于正处于新一轮文明复兴中的中国来说，中日关系当前的低潮状态，是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的实现的。东北亚国家只有实现融合，才能在世界上真正扮演起重要角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那么，为已经恶化的中日关系解套，使事态不至于进一步向非良性方向发展的合理选择又是什么呢？我们有必要在“9·11”事件，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来，世界战略格局正处于新一轮调整的大背景下，来思考和定位中日关系。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总是其国家利益需要与外部环境变更相结合的产物。今天的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与冷战期间、甚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极体制终结后的相当长时间相比，都已大为不同。明显的区别是:从世界总体来说，大国关系已经和还在重新洗牌，在大国关系中中国的可选择余地增大;从亚洲尤其是东亚国际关系来说，东亚作为一个历史性国际体系的特征正逐步显露。这两个方面都对中国有利。

　　但是，从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来看，中美之间在“9·11”后战略合作有所增加的同时，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并没有消失。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及在亚洲所进行的军事部署，对中国所形成的政治军事压力，有加大的趋势。中国的“崛起”在美国的理解中更多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一个正在复兴中的中国，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了美国需要防范的对象。

　　在美国仍然是世界唯一超强国家、中美关系仍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今后在对外政策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来自美国的压力。对于大国来说，战略上最大的困难和忌讳，就是陷入来自多方向的战略压力中而四顾不暇。在复杂的国际关系网络中，为减少被动，中国所不能不去做的，所以是要缓解来自其他方向的压力。

　　日本是世界主要力量之一，同时又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同处于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体系。无论是从大国关系还是从地区关系的角度来论，日本都不应被中国忽视。没有一种相对稳定的中日关系，中国的崛起将会增添更多波折。在未来的中日关系处理上，中国因此需要着眼于关键性的国家利益，在延续以往的对日政策的同时，又要根据新的情况作出必要调整。具体来说，就是要实现战略与策略的统一。

　　战略是指原则性和方向感，策略是指灵活性和伸缩度。战略要以国家的长远性利益为旨归，策略是指在处理特定时段的特定问题时，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做到有理有据有节。以策略牺牲战略，或者因为战略而失去策略上的灵活性，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来说，显然都不相宜。从战略的角度来说，使未来的中日关系获得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尽量开拓新的共同点而不是去激化彼此在国家利益与历史问题上的差异，是中国需要考虑的适宜选择。相应于中日关系的现状，期望未来一些年内中日关系就能获得突破性良性进展，无疑不太现实。但是，考虑如何将目前的这种不良态势控制住、使之不对中国的关键性国家利益造成冲击，却又大有必要。

　　当然，国家的对外政策，总是“长期性的考虑”与“短期性的迫切需要”的结合。从策略的角度来说，未来中日关系的稳定或者改善，没有一定的主动性和应战性，既定的战略上的安排，也不太可能取得进展。在中日关系存在着大量累积问题的情况下，在合作的同时不忘斗争，以斗争促进合作，对不同情况灵活应对，这种考虑也不可或缺。

　　(作者:中国军科院战略部，来源：《看世界》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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