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当代中国的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

　　八、九十年代是由一返多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催生之下，中国大陆的各种思潮不断涌现，逐渐展示出一种多元的格局。这方面的发展至今被研究中国的学者所忽略，因而，本文想对大陆目前的思想格局略加探讨，并侧重分析其中的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

　　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大陆思想进程来看，五十年代是由多归一的时代，各种主义被涤荡殆尽，最终统一到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
六、七十年代是思想一律的时代，整个中国大陆只有一家学说；
八、九十年代是由一返多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催生之下，中国大陆的各种思潮不断涌现，逐渐展示出一种多元的格局。这方面的发展至今被研究中国的学者所忽略，因而，本文想对大陆目前的思想格局略加探讨，并侧重分析其中的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

　　一、背景与格局

　　按照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中国仍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之中。随著越来越多的现代性载体被引入到大陆社会中，随著传统的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中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随著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的召开，随著与外部世界各种思想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各种"主义"在中国大陆不断萌芽，其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大。1993年底创办的一份政论刊物《战略与管理》就在其发刊词中公开宣称：该刊物"企盼著所有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和社会思潮都在这里得到反映或经受砥砺"。

　　根据思想史研究的一般规范，结合中国大陆目前的具体情况，本文特别提出几个方面来作为区别不同思潮的依据：对现代化道路及治国路线的看法；
对过去正统意识形态的态度；
与当局的关系；
所主张的社会变化的方式；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哲学方法论基础；
对世界范围内的思想体系的认同与归属。

　　以上述的依据为大致的尺度，我认为中国目前主要有五种思潮，或者说是五极鼎立，我把这五种思潮分别称为：1极端的正统主义；
2体制内的民主改革派所主张的改良的正统主义；
3威权主义；
4自由主义；
5激进主义。

　　第一种思潮是极端的正统主义。该思潮主张用过去的苏联模式来治理中国，政治上赞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西方式的自由民主；
经济上坚持计划经济，或者说"鸟笼经济"，反对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极端的正统派是邓小平著名的"以反左为主"一语中所指的左倾正统派，常常活跃于改革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们中多半是年纪较大的官场文人，其中有些人是正统主义坚定的信仰者，有些则是89年之后冒出来的政治投机家。其主要的舆论阵地有：《当代思潮》、《中流》、《真理的追求》、《阵地》等杂志。这一派的人一方面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压制，另一方面却又被当作对付政治和意识形态反对派的思想工具。这就定下了该思潮可以生存但却难以得到发展的命运。

　　第二种思潮是改良的正统主义。这种主义的追随者通常又被称为体制内的民主派。他们主要由党内的高层理论家和新闻界的一些前主要官员组成，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胡耀邦等改革派的旧属，他们活跃于改革比较顺利的时候。这种改良的正统主义主张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进行较为彻底的改革，主张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导向的政治改革，但是仍然坚持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自己的理想。这一派的许多人就象胡耀邦一样，多半在改革受到挫折时也相应地受到政治挫折。目前，随著新一波改革浪潮的来临，他们在国内也日趋活跃。改良的正统主义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曾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人数最多的政治思潮，几乎所有的、有开明倾向的学者和理论家都曾站在这一面旗帜下。但是，在1989年的政治摊牌之后，大多数人都从中游离出来，只剩下一些年事已高、但仍然情绪饱满的民主改革派。

　　第三种是威权主义，第四种是自由主义。对这两种思潮，将在本文的第二、三部分作专门的论述。第五种是激进主义，或者说是极端的民粹派。持这种思潮的人在整个大陆的知识分子中人数极少，但嗓门颇大。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不可避免地要给中国带来巨大而长期的动荡；
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有通过彻底的、全盘的乃至是暴力的变革才能实现。他们对东西方的任何正统的价值体系都没有什么好感，而主张一切从头开始，尤其是由他们来开始。他们认为，中国目前革命的动力来自于受苦受难而又被忽视的群众，而他们有义务引导这些民众来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

　　从上述思潮与世界范围内思想体系的对应关系来看，极端的正统主义显然追随的是科学社会主义；
而改良的正统主义则追随的是市场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国内的威权主义显然追随的是东亚的和拉美的在现代化早期的威权主义；
自由主义则试图追随起源于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或者说保守的自由主义；
而激进主义则追随的是卢梭式的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是法兰西启蒙的现代产物。除自由主义外，其它所有思潮的哲学基础几乎都是程度不同的理性主义。而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则是保守主义、渐进主义、经验主义。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已更自觉地注重从苏格兰启蒙中汲取理论素养。

　　从与当局的疏离程度看，由近及远依次是，威权主义、改良的正统主义、极端的正统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从对正统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看，依次是极端的正统主义、改良的正统主义、威权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从对暴力作为社会变革或社会进步手段的亲和程度看，由近及远依次是激进主义、极端的正统主义、威权主义、改良的正统主义和自由主义。

　　从上述五种思潮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看，尽管有五极鼎立，而且相互之间的隔膜颇深，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并不热络。唯一的论战常常发生在极端的正统主义和改良的正统主义之间，而其它各派思潮之间均无公开的论战。对这场唯一的论战可能的解释是，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正统主义的信仰者，所以从当局那里获得的发言权也较多。在这场论战中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激进主义与改良的正统主义联手反对极端的正统主义，并且编辑出版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反左书籍：从《历史的潮流》到《反左备忘录》、《"天堂"挽歌》，再到《中国"左"祸》。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或许是因为极端的激进主义想借用改良的正统主义所享受的有限的舆论管道来表示自己的立场，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共同信奉激进的民主。

　　在这五种思潮当中，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最大的思想势力。因此，在本文的下面部分中将对这两种思潮分别作重点的剖析。

　　二、威权主义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大陆的威权主义思潮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新权威主义（1988-1989）、新保守主义（1990-1992）和国情派（1992至今）或者说国家能力论。这三种思潮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新权威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大家已经比较熟悉1。新权威主义声称以民主为目标，以"威权"（用行政手段使权力高度集中）为手段。结果造成目标与手段的割裂，民主遥遥无期，集权却成为当务之急。

新权威主义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为权威的合法性是不能靠强制的同意来获得的，靠"威"来取得的权力的合法性只有称为"威权主义"才较为合适。新权威主义把" authoritarianism"（威权主义）直译成"权威主义"，再加上"新"（new authoritarianism）来作为自己的思想标签，显示其在理论上的粗糙和学识上的肤浅。因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威权主义"与权威完全是两回事。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与极权主义一样，威权主义也"是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或者任何现代形式的独裁制度的一种鄙视和厌恶的贬称。"2按照政治学界通常的理解，威权主义（权威主义）是凭借武力进行强制性的统治，威权主义与权威风马牛不相及。威权是建立在强制之上的权力，权威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权力。所以，把威权主义称作权威主义既是对威权的美化，又是对权威的误解。由于在与民主派的辩论和89风波中受到重创，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名称已经使用得越来越少了，尤其是这种思潮的拥护者已不象以前那样公开地使用这一旗号，而且新权威主义的许多重要代表人物在89风波之后已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立场。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新权威主义者，或许是受了当时流行的国际思潮的影响，给自己换了一个新名称："新保守主义"。3由于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并无根本的区别，特别是由于个别当时的"政治明星"的加盟，因而变得名声不佳，在海内外受到了强烈的抨击。

　　新保守主义声称，他们与哈耶克、波普尔、严复、梁启超为同道者。可是对于任何保守主义者来说，"保守"的招牌是次要的，关键看其保守的对象是什么。例如，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保守的是儒教传统；
当代中国的保守派，保守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今日西方的新保守主义，保守的是以传统为依托的自由；
而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威权的治国方式"。因而，两种"新保守主义"，名同而实异。在思想方法上，这种新保守主义也趣旨大异。西方的新保守主义视理性主义为莫大的思想祸害，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视理性主义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思想工具，总以为自己"精谙国情，掌握了唯一的科学的真理"；
4总是试图以"上帝的手"的姿态来安排中国历史，尤其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于这种安排，中国的老百姓只有俯首听命的权利。这种思想方法倒也反映了威权主义的某种本质，即排斥自由、排斥人的能动性。

国情派则相对独立一些，他们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新权威主义的同道者。国情派起源于八十年代末期由一些自然科学转入社会科学的学者、用经验和定量的方法研究中国国情，并从九十年代起渐渐与国家能力论汇流，用国情研究的结论来论证强化国家能力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国家能力论的理论渊源或多或少来自由一些留美的中国学生集体进行的研究课题《中国大陆变化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5，这些人多半是社会科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出身，而非象新权威主义者那样出身于哲学、史学或经济学。国情派试图以国情为理由来为建立一个强大的、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提供理论依据。如果说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侧重历史与经济的话，那么，国情派更侧重经验与数据。这样或许使得国情派的主张显得更"科学"一些。

　　威权主义的根本主张是，在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缓行民主与自由，而且必须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反对权力分散，6反对代议民主，7因此，威权主义者的立场较受官方的重视，同时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从执政者的政治需要著想的。新权威主义者通常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并同官方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而且其理论著眼点不在于其理论思维，而在于为政府提供对策。他们想作"君王师"，故也不乏有一些高明的见解。可惜的是，为了使后者能够接受，他们常常把与后者不合的观点隐瞒起来；
或是被后者置之不理。

　　威权主义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精英主义和理想主义多位一体的，其效法的人物和施政作风，在中国可以上溯到早期的法家，在西方可以追溯到近代的马基雅维利、本世纪的帕雷托、莫斯卡、米切尔斯以及当代的韩国朴正熙、新加坡李光耀和印尼苏哈托。但即使就后面三位政治强人而言，他们也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威权者，各自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也有很大的差异。

　　威权主义感受到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危机，所以，由反对儒家意识形态的立场变成了对儒家思想的再肯定；
主张用重构社会主义，把反传统的社会主义变成以传统为依托的社会主义。威权主义也并不掩饰其对自由主义观点的反对，所以他们主张对政治反对派持钳制的态度，因为这种活动使得改革的难度加大，使得现代化成功的机会减少。

　　与反对全盘变革的立场相一致，威权主义在表面上持一种中间路线，即既反对极左，也反对极右，声称主张渐进的变革。尽管威权主义的一切政治主张似乎都是从当局的需要出发，但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威权主义基本上代表的是一种官僚系统（区别于党务系统和军队系统）的力量，维护著官僚系统的既得利益。它要加强的权威也是要加强政府的权威，所以它对民粹主义的作法，包括他们所谓"用群众的情绪来束缚政府的手脚"等作法都表示反对。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象1949年以来的官僚系统的代言人一样，反对任何政治运动，而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则受极端正统派的亲睐。

　　威权主义者立场前前后后曾有不断的反复和变化。最早的新权威主义者声称反对民主和自由，但在受到普遍批评后又变成自由和民主的拥护者。现代的威权论者是市场经济的推动者，而在1991年却还有人认为，在中国搞市场经济属于激进的改革，应当加以抵制。有些新权威主义者甚至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观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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