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雨田:未名湖畔之梦

发布时间:2020-05-25 来源: 感恩亲情 点击:

  

  2003年11月,香港作家黄向明先生给我下帖,邀我参与《未名湖遐思》一书的写作。黄向明乃名门之后,翩翩公子,恃才傲物。察其意,隐隐有与吾摆擂之意。余垂垂老矣,昔年豪情灰飞烟灭,于名于利毫不萦怀,惟愿一腔热血化为丹碧,余心足矣。久不执笔,为文大难,谨将数年前余所撰回忆录一份奉上,聊以塞责,庶几不負黄先生之邀也。

  

  我已经10年没见到未名湖了,但我经常思念未名湖。因为那里有我青年时代的足迹,有我的希望、欢乐和悲伤。虽未能至,然心向往之,毕竟我在那里生活了七年。青春易逝,岁月如流,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便永远留在了北大,那是我生命里的阳春和严冬,我永远不能忘记。因此啊,我时时刻刻想念北大,白天想,晚上想,想念夜里学生楼窗口的灯光,想念月光下未名湖波涛的清响。于是,我不知不觉、悠悠荡荡地进了北大西校门。进得门来,满园春色忽然变成了风雨飘摇的秋天,黄叶飘零,愁云惨淡。我正走过办公楼……穿过假山,走过小桥,偌大的学校就笼罩在风雨里,看不到几个人影,偶尔有男男女女骑着单车,披着雨衣,匆匆远去。我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他们也不认识我,风景依旧,人事全非,我和他们就好像阴阳隔界。凄风苦雨,树木凋零。我不禁想起了南朝诗人的句子:昔日种柳,依依汉南,今日摇落,凄凄江覃,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我沿着湖边慢慢地走,不知不觉走到了花神庙前。花神庙是一座赭红色的小庙,年代久远,小巧古朴。为避风寒,我躲进了花神庙,里面如春天一样温暖,我又累又冷,迷迷糊糊就进入了梦乡。“起来!清醒一下,你这浊物!不要玷污了我的栖身之地!”我睁眼一看,一位风姿绰约的青年女子站在我面前,她面带微笑,头上戴着花环,胸前挂着花环,手腕上挎着花环,身上累累垂垂都是花环,就像是站在鲜花丛中。我正惊诧不已,她轻启朱唇,款款咏道:“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索索……”声音凄美、激越,熟悉得令人心疼!我在仔细一看,那女子长得有些像林昭,我颤抖着站起来,哽咽着说:“你……你是林昭吗?林昭不是已经不在人间了吗?你是花神吗?”她微微颔首,我接着说“你这花神是青帝所封还是王母所赐?”她笑笑说:“看起来你这人蛰居乡曲,久不问世事,红楼已经褪化,离时代太远了!你一共说了三句话,就有三处错误。第一,我不叫林昭,我是花神;
第二,林昭没有死。世上有两种人不会死,第一种是已经钉在和注定要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他们要滴沥着污血,向世人呻吟着展示或即将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罪恶;
另一种人是舍生取义、以身护法、为民请命的人,他们被供奉在生命的祭坛上享受生生世世的祭奠。林昭就是后一种人,因为她坚持真理、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她用自己青春的热血忠实地实践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理念”,因此,林昭是不会死的,在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林昭永生!”“哦……”我似乎大悟大彻,“我还有一处错误?”

  

  “我这花神之号既不是王母所赐,也不是青帝所封,而是群芳众卉推举的!不要说我这样的小区花神,就是在全花木界中也都是推行花木选举的了。花木界早已进入了大同世界了。不象你们人类还是为名为利而倾轧;
为权钱交易而堕落,甚至转来转去还没有结束原始资本积累的时代。”说完,花神领我出了花神庙,来到未名湖畔,水面上波光粼粼,看不分明。“你知道为什么叫未名湖吗?”“我不知道。”“你知道无字碑吗?”“听说过。”“无字碑就是无论大善至德,还是大奸巨滑,他的碑上不着一字,一切留待后人评说!至于如何评说,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种瓜得瓜,种蒺藜收刺。这未名湖与无字碑有异曲同工之妙——未名之,未名湖者无名也,名可名,非常名,未名之名,名之曰妙!然这妙在何处呢?”她领我来到湖边,把花环抛向水面。“妙在那儿。”湖水慢慢平静下来,变成了一面清幽的明镜。“你慢慢看吧,我不能陪你了。”她忧伤的大眼睛里泪珠簌簌落下,打湿了胸前的花环,旋即随风逝去,口里叹道:

  

  “矫菌桂以纫蕙兮,

  索胡绳之[纟丽][纟丽](音“索”);

  ……

  阽予身而危死兮,

  览予初其犹未悔.

  ……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花神刚去,风骤起,吹皱了一湖静水,既而翻起一股浊浪,带着刺耳的喧嚣。啊!我看到了!有林昭,有何其慧,有杨吉林,有刘秉彝,有孙文烁,有王国香,还有我——赵雷,当年我们班的七名右派都在!都垂手默立,像等待屠宰的羔羊,听我们班的极左派孟宪忠训话。孟宪忠说:“你们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继续作乱,只有死路一条!”我们都身形单薄,如暴风雨中的树叶!

  

  暴风雨中的树叶啊,即使它愿意做暴风雨的顺民,也难保不被风吹雨打去,碾落成泥化做尘。我知道,1957年我班的七名右派,至今已有四人生命已离他们远去,都还不到六十岁,受的苦还没有消化尽,就永远离开了人间。让我一个一个在未名湖的妙镜里细细看来。

  

  一个是林昭,她本应该下乡劳动,接受劳动改造,因为有病(她的肺结核时好时坏),就留在系里搞资料工作。再后来,她回到了上海老家养病。但是拒不认罪,继续独立思考,并且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写信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经验。1960年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被捕;
1962年保外就医,同年再次以扩充反革命罪收监,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林昭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杀。5月1日,公安人员到林昭家收取了五分钱的子弹费。之后其母精神崩溃,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现在,苏州的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里面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发之冢”!她的遗体埋在何处,没有人知道,其实也不需要知道!因为林昭没有死,她睡在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心中。(近悉林昭骨殖已找到,并已安葬。)

  

  再一个是何其慧,她是我们班里年龄最小的,1958年她才22岁,长得清新可人。打成右派后发配到西北边陲的一个偏僻小县参加劳动。在西去的列车上,她一个弱女子跟一群发配边疆的刑事犯关在一起。汽笛一声长鸣,一去不回头,驶过黄河壶口,出了嘉峪关,一路风餐露宿,山水迢迢。就在途中,共和国法律史上丑恶的一幕发生了,不知是监管人员的疏于职守还是怂恿,何其慧被这群暴徒强暴了!她向监管人员哭诉,没想到头顶国徽的监管人员却恶狠很地说:“该打!不许你这右派分子翻案!”风溜溜从她头顶吹过,风吹干了她的泪滴,关山一望萧索,她欲哭无泪!到了发配地,她几乎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多亏了一个有正义感的光棍汉的保护,使她免受更多的凌辱和迫害。她感恩戴德,以身相许,因为她除了自己的身体,一无所有,她只能这样。不久,她和那位好人生了两个孩子。后来落实政策,她被分到公社的托儿所里当阿姨,多亏了同班同学的帮助她调进县城的一所中学里教书。

  

  1993年,我见到她时,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欲哭无泪。良久才说:“一别三十年,我还记得被打成右派时你送我的两句诗:“十年一觉革命梦,赢得右派反党名。”我们漫步在当年天天走的那些林阴路,风物依稀如旧,人事全非。分别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眼里含着泪。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后来传来消息,她成为人所敬仰的模范教师,毕竟二十二年来,给她心身造成的创伤太重了,她日以继夜的辛劳,过分地透支了她的精力,不到几年,就与世长辞了,刚过了六十岁,值得令人欣慰的是她留下了两个很有出息的孩子。

  

  还有一个是杨吉林,他被发配到东北的深山老林里劳改,每月只给18元的生活费。若干年后他摘掉了右派帽子,每月40元,在一个农场里种药材。孤独寂寞里,他染上了烟瘾,只有劲头极大的关东莫合烟,能给他带来片刻的欢乐。因为有了抽烟这项开销,尽管他没有成家,每月也剩不下多少钱。最后,他在一小县里的药材公司里算是当了职员,恢复了他的原工资,这时他已经53岁了。他一辈子没成家,常常一个人坐在原野上,看晚霞消失了那最后一线光晖。他跟树说话,跟草说话,跟花说话,忧郁从他身上要流下来。北大三次校庆他一次也没来,头一次,知道他的情况,第二次,还知道他的下落,第三次,就没有他的消息了,因为他已经与世长辞了!尽管摘掉了右派帽子,平反昭雪,但是他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太厉害了,再也没能恢复过来。

  

  最后一个是刘秉彝,1962年他从劳动教养队放出来后,他回了故乡浙江温州。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没有姐妹,他的肺结核病也一直没有痊愈。为了吃饱饭,他什么活也干,在生活的最底层奔波。几年来北大校庆他从未参加过,也不知道他的详细经历,只听说不到六十岁他就离开了我们。

  

  唉!林昭死的时候才36岁,何其慧、杨吉林、刘秉彝都不到或刚过六十岁,七个右派还有三个大难不死,历经22年的折磨,还活在人间。在这22年中,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把辛酸泪。他俩都还健在,他们的辛酸泪由他们自己去说吧,无须我替他们诉说。

  

  七个青年右派,十几年前就有四个已经离开人世,占七个右派的百分之五十七,按照这个比例,全国五十五万右派,,,不也死掉了三十一万有余了吗?哪么当初四十岁以上划为右派而能活到今天的尚有几人!?应该说基本死光了,如果这些右派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的话,那大约是十八万。十八万的百分之43是八万,三十一万加八万是三十九万,现在还活着的右派大概不会超过十五、六万了吧?右派和叛徒内奸走资派同为伟大领袖毛主席钦命打倒的阶级敌人,但最后在落实政策时,一再强调把政策落实到实处,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两种待遇,叛徒内奸走资派是补发工资、官复原职,提拔重用;
而右派呢,仅不过是承认错划,给予改正,不再岐视,就地安排适当工作而已,至于这二十二年呢?是做为对伟大社会主义的无私无偿的功臣的贡献呢?还是给予相应的补偿呢?我想应该有个说法吧,至今时过二十七年,秋菊们到今日再也听不到下文了。这是题外的话,现在再说正题。

  

  关于我个人,因为我一次又一次的舔干了伤口的血迹,所以我不想多说什么,我只想说一句:1961年我才被分配到京西煤矿,有三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容在另一篇中详述吧。总之和我一起劳动的老右们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也就是几十万右派的命运,也就是共和国的命运!

  

  我是在毕业前两个月的1958年4月下放到京西农村,向劳动人民学习,在劳动中改造。适值大跃进开始,全国“发高烧”,梦想一步进入共产主义。因此我们的劳动强度很大。早晨起来不洗脸刷牙,先干一小时叫早战,然后回来吃饭。白天自不必说,晚饭后还要夜战,就这样风风火火,拉屎都没有工夫,一个个累得妖精似的。就在抡收抡种为创建畝产万斤粮苦战的秋季,全乡全村男女老少齐动员,人们皆分类编隊,还真有奌现实意义的戏剧性的热闹:老头组识成老黄忠隊;
老妈妈组织成为佘太君隊;
妇女组织成为穆桂英隊;
姑娘们组织成为花木兰隊;
青年儿童组织成为罗成隊,罗成隊贴出了新诗篇:

  

  畝産要破万斤关 敢教日月换新天 拉出罗成问问你 什么叫做试验田

  

  在这非常的日子口里,右派们自然更不能落后,为了省却?砘赝?德飞系氖奔?我们劳动在田间,吃饭在田间,睡觉也在田间,睡觉的时侯,只将几个捆好的玉米秸相互倾斜对立着,就搭成了一个人字形的窝棚,这就是我们的田间卧室了,至于什么蛇蝎、昆虫之类的对我们的干扰或亲近,那就无所谓了,……

  

  仅是劳动,累点也罢,更可怕的是每星期还要写一篇检查,以期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说写检查其实就是自己骂自己孙子,自己把自己搞臭,还要互相揭发,互相搞臭,那就是属于精神上的凌辱,剥夺人的羞耻心。让你唾面自干,人格低贱,尊严全无,斯文扫地,永远爬不起来。

  

  在我们住的村子里,有一个北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叫刘嘉屏,才20岁,怎么检查也过不了关,无奈何说,看来北大中文系也得开一门新课《检查学》,否则误了国家大事!他跟北大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李力,还有法律系教师周士钊很谈得来,私下经常聚在一起说古论今,相互吹捧。周士钊说,你刘嘉屏才华出众,可以当大报的总编。刘嘉屏就说,周老师是法学巨擘,当然能胜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李力呢,本来就是某省公安厅出身,当个公安部长没问题。这本来只是互相吹牛,聊以自慰,寻穷开心罢了。没想到在检查的时候,刘嘉屏把这些胡说八道的话端到了桌面上,说是向党交心。结果交来交去,把三人都交给了公安局。结果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遭逮捕法办。后来是死是活不清楚,据说可能李力不接受改造,判得最重,传说死于“文革”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不知是否确切。

  

  还有一个沈元,是北大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上海人,戴一副近视眼镜,身体孱弱,面皮白净。他受不了劳动的苦,就向组织请求回家自谋生路(当时政策规定,不接受处理者,可以自谋生路),为这事,在我们两个抬大木头之后休息时,他以试探的口味和我探讨过。他说:我回上海是不行,可我姑母特别疼我,她和我姑父只有一个女儿,正在上高中,我姑父是大医院的院长,名大夫,他允许我到住在他家里读书,家就在北京东城,反正我是在家中闭门读书,两耳不闻 窗外事,你说可以吗?当时我说,政策是允许的,日后会不会变?不过只要不再出新问题,未尝不可。可能受了我这句未尝不可的支持,两天之后就离走回家。日后传来,他闭门读书,研究历史,于1963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洪秀全》等文章。这一年是反右和“文革”间政治空气比较缓和的一年,万物萌动,似乎春天就要到来。沈元的文章受到学术界重视,也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一时间,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运似乎有了转机。然而,好景不长,文革风起,邓拓自杀,批《三家村》牵出了沈元。他一个文弱书生受不了这等磨折,在一天傍晚,他用鞋油把脸涂黑,化装成黑人,欲闯非洲某国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结果被哨兵抓获下狱,他的表妹生的美而慧,与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期间他们两人已经成婚,幸福的日子刚刚开始 ,没过多少日子沈园被捕,就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执行最高指示的岁月里。她表妹仍抱着企望对共同挖洞劳动的老大妈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没想到有一天叫她开审判大会,在大会上 沈元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法官宣布,以叛国罪判死刑立即执行。其表妹当场晕了过去。此案当时北京各大报都报道过。沈元死的时候仅仅30岁。

  

  再说说王一民,他是北大经济系三年级学生,调干生,瘦高个子,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大冬天,晚上地里没有活儿,右派在劳动之余,还担负着包干扫盲任务。这王一民教一个青年农妇识字,他工作很认真。一天晚饭后,王一民按时去教课。农妇正低头做活,没有发现王的到来。等听到响声,猛转身抬头,王为表示礼貌,裂开嘴向她一笑,没想到王的高度近视眼镜在昏黄的电灯照射下,可能出现了一个怪异的聚光现象,就像京剧里金钱豹的反光眼相似。农妇吓了一跳,不禁啊地喊了一声。正巧,农妇的丈夫回了家,他一把卡住王的脖子,厉声问:“你他妈想干什么?!”这王一民一时懵了,再说,他被卡住了脖子,如何能说出话来!第二天,王一民因为犯了“流氓罪”,被押送到了劳改农场。列位看官,你说那可怜的王一民他要想干什么?!

  

  我还想再说一说“中右”们的命运,我们班的“中右”或者“候补右派”有7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就是冷辛。她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大姐,入学时,她己是二十六岁了,爱干净,穿着洗白了的旧军衣,不尚打扮,显得很朴素。她长得白皙清秀,冷静沉稳,有一副好歌喉,每当班级有什文娱性的集会,必有他的节目·她唱得最动听的歌曲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苏俄民间描写青年男女相恋的歌·歌词优美,声调欢畅柔和,我记得几句歌词是:

  

  …夜色多么好 令人心神往 多么迷人的晚上 我的心上人 坐在我身旁

  

  她唱的流暢自然,歌喉园润中还帶一奌颤音·给人们以悦耳美的享受,本来在中苏友好蜜月的年代,是作为已建成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幸福生活的写照介绍过?淼摹ず罄凑馐赘栌直慌?形?招薜幕粕?枨??璡r

  

  我们 毕业后,我就没见过冷辛,也不知她的消息,她哪里去了呢?一直为我和所有的同学所惦念。但是当我们每一次相聚的时候,校庆90周年,95周年,100周年,我们都没有提起过她,相见之后只是握手言欢,谁也不愿再去触动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其实冷辛,每个人都想着这个名字,但都不愿提起。有的是不了解,有的是不愿说出。我记得,我在他们分配前三个月,就下到斋堂乡去了。她据说是分到南京去了,但为什么一直没有跟同学们联系呢?这是一个谜,但我能猜出几分。当我说到冷辛的时候,我看到未名湖上出现了她那清秀的面容,她冷冷地微笑着。我正想问她,只见她手指往前一伸,湖面上却出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

  

  她就是朱家玉。我感到诧异,但我意识到冷辛启示我,她的命运是要向朱家玉那里去寻解。:朱家玉她不是我的同学,她不是我们班的学生,她是中文系年轻的女教师,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朱家玉是上海人,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毕业的大学生,当我来北大求学的时候,她已经开课了,她讲的是民间文学,我听过她的课。她个头不高,说话时面带微笑。为人谦和,她讲课认真详细,同学们每有疑问,她都认真解答。凡是不能解答的她都查阅资料后再给同学们讲解。我记得她曾讲过中国最早的民谣是: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首弓箭发明后先人们对这种武器的颂歌,她讲得非常生动、欢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课后,我留在教室向她探讨一个问题:我说先民读“肉”,应该是读“如”或“乳”,其韵符应该是“u”而不应该是“rou”,否则与前面的“竹、土”就不谐韵了。她笑了笑,勉励我说:“你很动脑筋,我想也应该是如此” 。就这一句鼓励话,对我日后写了几篇“方言、土语语意溯源”的文章起到了先导启蒙的教益。虽然接触不多,但我隐隐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悲剧意味,她对很多事情都有独立见解,骨子里桀骜不驯,不是那种随声附和的人。我是调干生,她比我大不了一两岁,但她是我的先生。每次见到她,她总是对我很客气,因为我们曾在一个党支部里生活过,她对我总是刮目相看。有几次她邀请我到东门外的“义和居”吃早点,“义和居”里有一种小吃叫菠菜猪肝汤。两个烧饼,一碗菠菜猪肝汤,总共三角钱,只要一块去,她从来都是请我吃饭,因为她有工资嘛,而我是个穷学生。

  

  1957年夏季,未名湖上风涛汹涌之时,朱家玉的好友乐黛云已经在劫难逃了。因她与乐黛云先生感情融洽、关系密切,所以在批判乐先生时,已经在某些方面涉及到了她,但她还没有被揪出来,她只是名普通党员,而乐先生是支部书记。不过,他们这些经常在一起的青年助教们,已经有六个人被打成了“右”字号,她(他)们之所以成为“右”号,重要一条是:看不起一位向来不教不授,而冠以教授头衔,且掌握着中文系政治大权和划右派实权的人,不教不授者,不一定没有学问,象冯友兰先生,就只挂教授衔,却不让他教书,怕他“放毒”传播唯心论。而中文系这位不教不授者的“教授”,却实实在在的是那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山间竹筍式的人物,全系师生都心知肚明的他的那点“学问”,可是趁不住气的中外著名的古汉语学者杨伯峻先生首倡此观点,公开说出了;
“不教不授何以称之谓教授为”?于是’杨先生是中文系教师中“戴帽”最早的人。瞧不起某个人算什么罪过?在为右派定罪名时,那就要把瞧不起兑换成政治语言——反对党的基层领导。拿这把划右派的的尺子来衡量,随后,研究生班的整个支部成员,从书记到委员全被打成右派,教员文学史支部的主要成员和党员也被划为右派,总之,此人在反右运动中立了大功。当时,中文系全体师生不过800余人光右派就划了80余个,大大超过了毛泽东所估计的大学生娃子中也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位基层领导是汉族人,如果是蒙古族,人们就很可能把他当成内蒙古的内人党的领袖乌蓝夫的兄弟,因为他们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此人也是福将,文革前就退休了,所以在运动中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他没退休,在文革中左手持敌敌畏,右手拿二锅头,边走边喝,因而死于香山脚下的、不会是当时的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而应该是他。

尽管如此,不过他的日子也不好受,退休后他没一个朋友,没有一个知心者。过年过节也没有一个学生去看他 ,踽踽独行,自说自话,在忧郁和苦闷中终了此生,死前频频谵语’还惊恐地唤着已死亡右派施余力的名字、还有朱家玉等人的名字……

  

  话再说回来,随着运动的深入,这不能不让朱家玉感受到一种无形的魔掌在控制着她的命运。这年的夏秋之交,学校工会组织教师去大连旅游,她也报了名。去时从天津上船到大连,回来自大连乘船直驶天津港下船。就在回来的头天晚上,还有人看见她一个人站在甲板上眺望海景,但到第二天,轮船抵达天津港的时候,却找不到朱家玉了!

  

  朱家玉哪里去了?这是个谜,但也不是特别难以破解。她那么稳重、细心的女子,决不会失足落水的。恐怕是她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惊恐,冥冥中知道自己难以逃脱那只无形的魔掌,决心质本洁来还洁去,效仿屈原,以死抗争。以她大家闺秀的气质,高洁无羁的心灵,清白美丽的身躯,她是不甘忍受那些粗暴的污言秽语的!于是,在这个静静的月夜,她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就投进了大海的怀抱。既然在劫难逃,不如从容蹈海,这就是朱家玉的性格。除此而外,别无解释。写到这儿,我想起了杜甫《天末怀李白》的诗: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我似乎恍然大悟,未名湖在向我展示朱家玉命运的同时,也告诉了我冷辛的命运。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她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只身来到杭州,投奔在省政府任省长叔姥爷。不久,叔姥娘给她找了个职位,在一个经济研究机构管伙食账,干了半年,她就辞职去了一所学校教书。这一段经历她如实汇报给了组织,因为在她的印象里,那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单位。没想到组织上一调查,那竟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机构。可是,那个机构已经随着国民党败退离开了大陆,没有人能够证明冷辛没有参加特务活动,冷辛也不为自己辩解,她相信组织上不会凭空把罪名加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可是天真的冷辛错了,她的鉴定材料上明白无误地写着历史问题不清,不过因为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无法证实,组织上没有对她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只是给她留了一条“尾巴”,这条罪恶的“尾巴”如影随形,最终将她致于死地。现在看来,即使侥幸混过了“反右”,也绝对过不了“文革”这道大地震。

  

  冷辛来到南京后,因为是历史问题不清,政治上又是中右,大机关拒绝她,中机关不要她,那个接受了她的小单位对她“另眼相看”,她的对象是驻南京的现役军人,迫于组织上的压力,不得不与她分手,当时她已经三十岁了!在没有理解,没有关怀,没有事业,没有爱情心,无处诉说,不能证明的情况下,她就只有投进扬子江那滚滚的波涛啦!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右派、中右的命运如此,那么左派的命运呢?他们当然好了!他们是左派,是党所信得过的,所以都分到了理想的单位。月盈则亏,物极必反,凡是不正常的事物往往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些极左派中的骨干分子大多在报社工作,尽管他们开始拼命鼓吹“大跃进”、“三面红旗”,为极左路线摇旗呐喊,效犬马之劳,但这些人毕竟属于善于洞察国际、国内形势的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等到“大跃进”的牛皮吹破,“三面红旗”变成了人为的“三年灾害”,整个中国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他们感到惶恐惊觫:原来为之奋斗的事业竟是这样的虚伪和残忍!于是,他们一改吹鼓手的形象,开始关心起国计民生了。在一些私下通信里在日记里,他们歌颂苏联,称“赫鲁晓夫万岁!修正主义万岁!”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个反革命集团被揪出来了,他们的命运甚至比右派还要悲惨!他们被剥夺了工作权,一个个被打到乡下去,连生活费都没有。从1957到1962的五年间,他们就由极左派变成了反革命集团。也有一两个人未被打成反革命,但由于“文革”的彻底性,他们也未能逃脱被批斗的命运。

  

  譬如,左派的核心人物就是以“包庇反革命”和“传播修正主义”的罪名而遭到批斗。由于他拒不认罪,被造反派打破耳膜致双耳失聪。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总是把耳朵贴近我的嘴唇,让我大声说话……日后,每忆及此景,仍然激发起隐隐地痛疼的共鸣感……左派跟右派本来政见不同,誓不两立,在极端的岁月里却殊途同归,真让人掬一把辛酸笑泪!

  

  再说说那个孟宪忠,他不学无术,只会投机钻营,他干过矿工,小学没毕业被保送进了速中,速中一毕业又被保送进了北大新闻系。他还是带着工资上学,可以不修外语,尽管他数学不懂分数,读报常念白字,盛气凌人,自以为是,但这并不妨碍他当我们班里的党支部副书记。在同学们眼中,他是一个很特殊很“另类”的学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曾苦苦追求老姑辈的同学孟广云,遭到拒绝,此时,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情绪一落千丈,抽烟、酗酒、自残,寻死觅活,让人感到可怜又可笑。他在学术上毫无造诣可以谅解,不过他对同学们横溢的才华表现出的冷漠、仇视却令人没齿难忘。

  

  就是这样一个尽管智商低却倍加野蛮的人,却获得了领导者的青睐。毕业后,孟宪忠分配到西南某省的一新闻单位工作。刚开始,顶着“北大新闻系”的牌子,此君也是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不过他实在是干不了编辑、记者,单位只好让他去做事务工作。他认为自己不受重视,牢骚满腹,遂与领导对立。以至到了“文革”中,单位以他曾在北大组织收听“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罪名对其审查批判。他心生怨恨,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又由于他对人冷酷残忍,处处树敌,左派烦他,中派怕他,右派恨他,他在世上没有一个朋友,孤独寂寞中精神日渐颓废,55岁便瘫痪在床,便溺饮食皆不能自理,北大几次校庆,他一次也没露面,他无脸见当年的同学,别人也不愿见他。年仅60岁,他就去世了。阴阳隔界,不知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幸福否?无论他怎样伤害过我,我都希望他平安。惟愿一切幸与不幸的逝者,拈一花而见佛!

  

  还有一个左派赵雨清,看起来人挺老实,但反右挺积极,没想到还是个官迷。他嫌自己级别太低,在组织上信任他由他自己带档案赴东北某单位工作时,偷偷将自己档案里的级别提了两级。后被审查出来,落了个“开除党籍”的下场,在历次运动中都被拎出来敲打一番。

  

  至此,我们全班34人,右派7人;
中右7人——不是被开除团籍,就是受到警告,而且不准从事本专业的新闻工作;
还有左派,转为反革命派或是定为敌我矛盾受到批斗的也是7人。加上一个因受到牵连而不知下落的?茂强,一共是22人,都成了专政对象,左、中、右三派,尽管不相为谋,却殊途同归!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这一大批?兹?嘧苋耸??5。/。,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

  

  在这里应当特别提及的是陈茂强,他是归国华侨,此人为人正派,诚信可嘉,热爱祖国,人缘极好,大家都昵称他为“莫高嚣”,这绰号的?砝??·当初刚入学、我们住在棉花地的大通舱宿含的15斋,晚上息灯了,有的人仍然躺在被窝裡高谈阔论,?茂强是个守信遵时的人,于是他用闽南话开腔制止了:“熄灯了,莫高嚣!莫高嚣!”从此这个绰号就叫开了,简化之,称为老莫,。这老莫他娴熟英文和印尼文,通达俄语,不过他的汉语可实在不干恭维,在这篇极严肃的文章中,我插一段小故事:夏天夜间四楼开窗,灯光引进来飞蛾乱舞,他大声叫我,“赵雷、赵雷快关窗,快关窗”,我说干吗这么紧张,他说:“蝴蝶进来了,蝴蝶进来了。”由此引起全室人的大笑,而他竟木然的不知道我们笑什么。就这样一个近乎天真而又诚实多才的人,在一九五七年春,他秉承支部领导的意图借出了英国的工人日报,在宿舍里翻译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的报告,当时听报告的人,本班的外班的外系的同学挤满了屋子和走廊,他一边读原文边翻译,赫鲁晓夫说:“我们之所以作秘密报告,是因为我们不能在敌人面前不能公开洗自己的臭脚布,他说斯大林是一个暴君、一个嗜杀狂、是一个独夫、是淫棍,他把列宁时代的党中央委员用各种残酷得手段清洗了杀害了98%,……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谁反斯大林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祖国,斯大林他靠着地球仪指挥战争,根据记录影片来指挥农业,在他的想象中,集体农庄庄员家庭会餐时肥鹅能压塌了庄员的餐桌……在听了报告之后,斯大林在人们心目中的巨大偶像轰然倒塌了,人们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可是在运动中,头头们把责任推的一干二净,把全盘罪过一股脑地推给了陈茂强,为这事伤透了他的心,因为他百口难辩,从此,他不再与任何人联系了。后来我才知道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在私人日记当中发泄了对反右不满的牢骚,被左派偷看了日记,从班级到系总支一致同意把他画为右类,报到校党委去,北大的右派和中右已经超过1500人了,正式右派是715人已经超额丰收了,又考虑到他是新闻专业唯一的一个归国华侨,做为内定右派处理,后来分配到边疆省份做一般工作。落实政策后他回到了印尼——这些年来,印尼不断发生排华事件,令人担心。在难眠之夜里,我不时梦见他,不禁我想起了几句古诗: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山黑……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使过去批判右派的人现在落得跟右派同样的命运。别人用当年他们批判右派的语言、逻辑甚至更残忍的手段来对付他们,把他们当中的某些不甘做祭品者逼出了最后的觉悟!但也有一些左派,一旦伤口愈合,便忘了疼痛,又重新运用起保卫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攫取更多的利益的权利来了。还有那么一两个人他(她)们被提拔到领导岗位,竞然以新贵族自居,骄横恣睢`气使颐指地卑睨往日的朋友和同学。每念及此,令人齿冷……

  

  “不要泄露天机!我要封湖了!”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种神秘的声音,随之眼前的影象全部消失,未名湖的一切妙景荡然无存,只有一片清澈宁静的湖水,几朵红花落到水面,溅起细微的涟漪慢慢散向远处的湖岸……“你该回去了,这儿不是你久待的地方!一旦跌进时空隧道,就迷途难返了。”我回头一看,花神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身后,笑吟吟地望着我。我正要向她问个究竟,她猛地推了我一把,我“啊”地一声跌进湖水里。随之从梦中醒来,窗外月白风清,我心中惴惴不安。梦中一切恍如隔世,又宛在昨天,令我怅然不已。

  

  2005年3月23日再改

  

  新来消息林昭骨灰已找到,定于四月二十二日举行葬礼,北大新专老同学参加。苏州晚辈学人胡杰制作了《寻找林昭的灵魂》资料丰富,不少血写的诗看后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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