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现代化的本质及中国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梦，既是个人的梦，也是民族的梦，是全世界共同的梦。

　　现代化又不是梦，它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框架中，为世界，为民族，也为个人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理想方式。

　　认识现代化，准确界定现代化的本质，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必要前提条件。

　　现代化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中国的现代化，是现代化一般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

　　一、现代化的本质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本与和谐。

　　人本是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

　　人本就是以人为本。人既是社会发展的手段，又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人，就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其特征所体现的就是现代化的本质境界。

　　和谐是现代化的又一本质特征。

　　和谐的境界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三是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即人的肉体与灵魂的和谐。

　　和谐有不同的境界层次，现代化所反映的和谐是一个从低层次和谐向高层次和谐的不断推进。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都源于这三大关系的不和谐。

　　现代化所要求人们的价值观核心应是人本与和谐。凡与人本和谐相冲突的价值观都应排斥在现代化的框架之外。

　　传统现代化理论并未完全揭示出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工业化仅仅为现代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工业化本身既含有现代化的因素，也含有非现代化的因素。工业化并非一定能保证人本与和谐境界的实现。工业化有可能促进人本与和谐，也有可能为人类和自然带来大灾难和大破坏。

　　城市化也是现代化的外显形式，而非其本质形式。因为城市化同样并非能保证人类社会人本与和谐境界的实现。

　　技术化也不是现代化的本质。技术化具有两面性。技术化既可以促进现代化，也可以是反现代化的。核能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技术化既可以降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风险，也有可能会提高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风险。

　　另外，用指标形式和数据形式反映现代化也是对现代化的一种片面应用。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和谐状态，而不是一种静态的指标。

　　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应有相应的外显形式，这种外显形式是工业化、技术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组织化、分工化等。但有了外显形式，并不一定导致其本质的实现。

　　生产力水平是现代化的物质保证条件；
生产关系形式是现代化的核心条件；
人类的意识形式是现代化的灵魂所在。三者的有机构成将形成现代化的总体实现条件。所以，现代化是一个总体范畴，现代化绝不会在某一单项领域或某一局部取得实质突破。

　　从历史来看，古代社会就有现代化的某种因素，并非现代社会就一定比古代社会更现代化。“现代”并非一定优于“传统”。

　　二、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其本质要求也是人本与和谐，这是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共性。

　　但中国毕竟是中国，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特殊性。

　　从变革的主体方面来看，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和前提是意识层面的现代化。

　　首先，如果没有意识层面的现代化，中国制度现代化的成本将是十分高昂的。目前，在意识层面，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是四大主义：机会主义，平均主义，权威主义，血缘主义。机会主义导致了立法成本的高昂；
平均主义阻碍了社会生产故障的提高；
权威主义不利于民主化；
血缘主义既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有效扩展，也不利于民主化和法治化。

　　其次，如果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难以实现，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就将是扭曲的。器物层面现代化所导致的高效率，只会成为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

　　所以，在主体层面，中国现代化的正确路径应是：先意识，再制度，再器物。现代化意识的主要内容包括：人本与和谐的坚固理念，民主化与法治化的牢固意识等。其中人本与和谐是核心意识；
民主化与法治化是保证条件。

　　从变革的客体方面来看，制度创新尤其是政治制度创新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由于权力系统本身也有自身的利益要求，而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利益的重新均衡配置过程；
所以，这时，权力系统本身的利益配置将对现代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干扰作用。如果权力系统能对自身的利益要求与全局的利益要求进行均衡配置，这时，权力系统会对现代化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反之，则反之。而制度创新尤其是政治制度创新是保证权力系统自身利益配置与全局利益实现均衡化的前提条件。所以，从客体层面看，中国现代化的突破口应是政治制度的创新，其路径应是，先政治，再经济，再文化意识。

　　如何制度创新，可供选择的路径有三条：一条是由上层核心权力人物推动；
一条是由中层利益集团推动；
一条是由下层推动。三条路径中，第三条路径对社会造成的成本高，且不确定性较大。第二条路径走通的可能性也较小。因为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往往与先前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之间往往形成了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利益集团后期变革的动力是很不足的。相比较而言，第一条路径是最优的，其成本小，而且收益大。首先，上层核心权力人物具有发动变革的地位优势；
其次，可保证变革的计划性和稳定性；
再次，变革的动力较足，因为上层核心权力人物可能会更偏好于整体利益考虑，而不是个别集团的利益需要。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寄希望于中国的核心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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