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倩：河南省艾滋病流行特点、社会影响及相关政策效应研究

　　河南省是人口大省，也是艾滋病疫情较为著名的省份，河南艾滋病的流行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及国内有关方面的关注。艾滋病和艾滋病的防治救助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新课题。在中国，无论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目标计，还是为化解当下矛盾走出“死穴”的现实需要，艾滋病问题都是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对河南艾滋病及相关社会政策进行考察研究，写作基础建立在对4市9县十数个艾滋病村庄及若干相关部门的调查访谈，主要以选定的重点调查村豫东某县的B 镇Y 庄村为例。文章虽属仓促草就，但是，是一份来自河南艾滋病疫情高发区现场的真实的调查报告。

　　一、河南省艾滋病疫情流行现状与特点

　　国际卫生组织、国家卫生部和河南省卫生部门都曾在河南地区开展过疫情调查。2004年2月，河南省委省政府为开展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由组织部牵头（中国特色，意味深长），在全省开展了大规模的艾滋病现状调查，有关报告称，调查摸清了艾滋病疫情：河南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主要集中在1995年前后的有偿献血员中；
驻马店市是全省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市，上蔡县是全省疫情最为严重的县；
目前全省艾滋病疫情整体上处于低流行水平，根据是，本次调查统计全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2万多不足3万人，按3万人计，全省艾滋病感染率为3/万，而全国为8/万。

　　而河南艾滋病疫情的实际情况也许更为严峻。豫东某县，下辖21个乡镇，总人口122万余人。经防疫部门检测，艾滋病疫情涉及18个乡镇，HIV 呈阳性者（艾滋病毒携带者）近1300人。这个数字只是对现存既往卖血者检测的结果。而在2004年全省大规模调查之前，河南农村一些地区艾滋病患者已经开始死亡，至2003年进入高爆发期，死亡人数达到高潮，这批死亡者人数因为“未确症”而不在统计之列。这个县情况最为严重的B 镇，卖血人员6800多人，检测HIV 呈阳性者为961人，历年已经死亡“未确症”人数621人（B 镇中心卫生院院长：这是根据各村支书和当地医生回忆的统计，估计还有20人左右未被统计）。另外，还有部分既往卖血者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参加检测，其中隐形的艾滋病患者也不在统计之列。B 镇下辖38个行政村，村村都有艾滋病患者，且已进入高发病期和高死亡期。当地大批人卷入卖血潮流是1992年至1996年，当地医生回忆，从1998年起已经有人发病，到2000年开始大批死亡。

　　B 镇的一个行政村Y 庄，全村人口2492人（工作队报告），既往卖血人员达1000多人（村长访谈），除了老的小的，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卖过血，检测HIV 呈阳性者302人（工作队报告），占全村总人口的12.5％，这还不包括已经死亡的“未确症”人数150多人（村长访谈）。Y 庄的一个自然村L 村，共计160户，只有三五户没有卖过血，卖血户数达98％；
全村人数720人，检测艾滋病感染者129人，已经死亡六七十人，共计将近200人，约占全村人口的28％。

　　Y 庄艾滋病疫情是比较严重的，是全省38个重点村之一。而现场调查得知，与Y 庄村相邻的另一个非重点村的疫情更为严重。

　　可以确定，河南艾滋病主要传播源是血液，艾滋病患者主要集中在当年卖血人员之中。

　　这是河南艾滋病流行的最主要特点。

　　这一特点决定了河南艾滋病流行的另外两个特征：一是家族性村落性地域性很强，在农村局部地区呈灶状形分布，群体感染，集中暴发；
二是年龄特征，河南农村艾滋病高发区的艾滋病患者多为30岁至50岁的青壮年，他们是家庭的主要成员和劳动力。卖血一度成为当地发家致富的行当，“要致富建血库”“献血光荣”是当时的口号。最初卖血还要靠关系，亲联亲友联友，年轻力壮者大多加入了卖血的队伍，不少人以此为业。当年Y 庄村的村支书就是“血头”，采血点开在家里，每天开着大棚车拉人四处卖血，现在的被访人提起当年情境用的还是当时语境，说是“支书组织群众献血”，所有亲戚跟着“沾光”。支书本人也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他说当年卖血是为了发展经济，是响应上级号召，在家里建点采血是当地群众的需求。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他家亲弟兄6人加上5个妯娌都是艾滋病感染者，已经死亡3人。这个村庄青壮年几乎全部卖过血，艾滋病疫情以Y 庄为中心逐步向周围传播蔓延开去，周边村庄的艾滋病患者也都与之有“关系”。

　　有“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教授非常强调河南艾滋病传播的血源性和医源性特点。最近的现场调查佐证了这一观点——调查发现，住满艾滋病患者的当地医院卫生院中，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正在增多。他们大多不在统计之列，其中相当多一部分是当年的孩子和孕妇，因为医疗就诊输用了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这表明又一部分高危人群的存在，他们散见于高发区之外的各个地区，不容易被发现。这部分疫情正在浮出水面——这提示我们，必须查清当年污染血液的去向，清查截断另一个污染源。

　　此外，河南省对性和吸毒传播艾滋病的途径，也尚未纳入政府艾滋病疫情调查的监测核查范围。

　　总之，河南省目前因血液引发的艾滋病人群发病高峰期仍在继续，加上性病发病率逐年增长，吸毒现象逐年增多，青壮年人口大量无序流动等，河南省艾滋病疫情形势十分严峻，救治艾滋病病人和防治疫情蔓延的任务十分艰巨。

　　二、艾滋病流行的社会影响

　　艾滋病的流行蔓延对河南当地社会的负面影响极大。

　　艾滋病的流行蔓延直接危害了人们的生命安全，严重破坏了当地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河南艾滋病流行特点决定，疫情一旦暴发，毁灭的不单是患者个人而且殃及整个家庭，大批青壮劳动力的死亡，更导致整个乃至整片村落的凋敝。Y 庄村的一位老党员，3个儿子全部死于艾滋病，留下8个孙子女要由2位70多岁的老人扶养照顾。另外一对70多岁的老人，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在两年之内因为艾滋病死去，留下两个孤老和6个孤儿。在艾滋病高发区，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严重破坏了当地民众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Y 庄村4年没有村“两委”，长期处于混乱不治，全镇另外还有7个行政村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这些村庄多年男无娶女难嫁，村里生的没有死的多，不办红白喜事，没有迎娶送嫁，死人也不发丧，悄悄掩埋了事。

　　当地人说，曾一期间村里连鸡狗都不叫，悄无声息整个一个“死村”。这样的艾滋病村里只剩下老弱病幼，防犯防御能力极差，外来盗窃抢劫十分猖獗，村民家庭、村里养殖的家畜家禽屡遭盗抢，社会治安状况极差。

　　艾滋病的流行蔓延严重危害了当地社会秩序和治安状况。更可怕的是一些艾滋病患者处于死亡边缘极度绝望心理扭曲变态，疯狂报复社会的极端失控行为，还直接威胁着他人的生活生命安全。在一些艾滋病村，拦路抢劫敲诈勒索已经成为日常工作“生活方式”；
艾滋病人恶意伤人自杀杀人的恶性案件已见怪不怪。更有一些社会上的恶势力假艾滋病之名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危害乡里。据B 镇派出所统计，2003年至2004年之间，单是艾滋病患者围攻殴打地方党委和政府部门领导、医疗卫生人员及执法人员的较为严重的事件32起，有17人被艾滋病患者抓伤打伤。其中不乏有人以极端方式恶意传播艾滋病毒。有艾滋病患者故意将自己撞出鼻血，然后手蘸鼻血将执法人员抓伤；
还有艾滋病患者因为医生拒绝其重复领取免费药品，用尖刀先扎自己胳膊一刀，再用刀刺伤医生。这些只是由于牵扯到“国家人员”而记录在案的。各种恶意伤人案件在当地屡见不鲜，给当地民众造成很大的心理威胁和不安全感。前不久（2005年8月间），Y 庄艾滋病人一天之内砸了县里最大的超市商场和行政执法局。在一些情况严重的地区，艾滋病人群与一般社会民众矛盾十分尖锐已经形成严重对立。据B 镇派出所统计，当地艾滋病患者违法犯罪占全部违法犯罪人员的40％，寻衅滋事、殴打他人、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中有60％以上是艾滋病患者所为。调查中还发现已经有人利用艾滋病人讨债、押运违禁货物、充当民间矛盾调解人等等，这些现象背后潜藏着更深的险象：一旦黑社会与艾滋病联手（事实上已见端倪）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艾滋病患者已经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各村、各地艾滋病患者的相互联络日益频繁。

　　艾滋病人群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交往也越来越多，包括与国内外媒体、社会上的民间组织、艾滋病研究机构和各种国际组织的联系。有的艾滋病患者受到专门邀请到北京、上海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去讲述河南艾滋病情况。有的艾滋病患者备有两部手机，随时与国内外保持联系，信息传递及其迅速。其中不少人为争取自身权益自发组织串联起来，以各种方式表达自身诉求，对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乃至政治稳定发生着影响。B 镇屡次发生艾滋病人群体性上访事件。最大的一次是500多名艾滋病人围堵县委；
还有一次100多人围堵市委大厅达36个小时，围攻殴打市委工作人员；
数十人集体上访省委2次，集体上访北京3次。最多一次集体上访北京56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给郑州和北京警方造成压力，北京市公安局派专车千里“监护”B 镇艾滋病患者返乡。凡此种种，艾滋病群体对社会的影响已经突破了地域的和社会救助的概念范畴，其社会影响的效应一时尚无法评估论定。

　　三、救助政策与存在问题

　　近年来河南艾滋病问题已经引起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重视。2004年2月中旬，河南省委、省政府向全省38个艾滋病疫情重点村派驻帮扶工作队，出台了一些救助政策，由省委组织部牵头开展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在艾滋病疫区层层建立机构，实施“七个一”医疗救治（对38个重点村村民进行一次健康体检，给每户发放一本健康教育手册，给每位艾滋病患者发一张就医明白指南，发一本治疗证，开展一系列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教育，为每位艾滋病患者建立一套健康档案，建立一套免费治疗制度）和“六个一”工程建设（在38个重点村各修一条入村道路、打一眼深水井、建一所学校、建一个标准卫生室、建一座福利院、修建一个党员和村民教育活动室）等一系列措施。省民政部门在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建立了全省艾滋病致孤人员数据库和档案，各级政府按照“三种途径，三个确保”（对致孤孤儿实行收养、家庭寄养、集中供养；
确保致孤孤儿免费上学、确保致孤人员免费治疗、确保对致孤人员每人每月发放160元救助金）的要求，使艾滋病致孤人员得到救助。此外，针对艾滋病单亲家庭的救助政策也已出台。随着各项防治帮扶政策的落实到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帮扶工作开展不平衡，引发新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确定38个疫情高发村为重点村开展帮扶工作，是党和政府送关爱送温暖的“民心工程”

　　（也有评价是“面子工程”，“牌坊工程”）但同时也引发一系列不良的连锁反应。B镇Y 庄村是全省38个重点村之一，也是B 镇唯一的重点村。而B 镇的38个行政村，村村都有艾滋病患者。重点村的必备条件是村里艾滋病患者在100人以上，B 镇除Y 庄村之外，还有若干行政村的现症患者都在100人以上，但是没有被定为重点村，均未开展帮扶工作。在重点村实施的种种特殊政策，使非重点村群众产生强烈的不平衡心理；
而周口、商丘等地被定为重点村的群众也心存不满，他们与驻马店文楼村更优越的帮扶条件攀比。

　　第二、排查防治工作中存在“盲区”

　　河南省全面排查既往供血人群以发现其中感染者的做法，对艾滋病的防治救助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性传播艾滋病有增多的势头，且开始波及到一般人群；
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情况也有所增加；
前一阶段因供血源污染导致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对这部分人群的排查防治工作，尚未开展。而他们不但应是艾滋病排查防治的重点，还是不可忽视的传染源。但是这些高发区以外的患者没有进入社会救助防治的视野。据悉，最近河南省高级法院口头通知：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医疗事故案件法院不再受理，已经受理的也不再判决而是调解解决。致使受害当事人求告无门，法院、政府部门、卫生部门、医院互相推诿，此类上访告状者增多。

　　第三、“六个一”工程暗含诸多问题：资金缺口、后续管理、致孤人员日后安置

　　各地重点村的“六个一”工程在各方努力下已经完成，但是不少地区反映资金缺口很大。

　　原因是项目实施过程中上级领导对工程标准要求越来越高以至超出预算，但是承诺的资金迟迟不能兑现。重点村都是贫困村，几乎没有任何集体收入，工程完成之后所必须的后续管理，如道路养护、供水管理以及其他公益设施的管理，资金更无着落。特别是阳光家园（即福利院）的有效使用和长期运营更成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目前耗资颇大的阳光家园大多闲置，根本原因是按现有政策规定的救助资金虽然可以维持阳光家园致孤人员一日三餐的基本生活，但就医、穿衣、日常生活用品以及管护资金无以为继。现在已经入住阳光家园的孤儿，还存在年满18周岁之后的安置问题，届时他们必须独立生活，但他们却无地无房还可能无自立能力，如不未雨绸缪妥善解决，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又一个新的社会问题。

　　第四、外出务工的艾滋病患者难以监控，对隐性艾滋病患者缺乏有效的调查手段

　　艾滋病疫情高发区的年轻人大都流出外地，其中有多少艾滋病毒携带者？他们从事何种职业？无人问津，流出地和流入地也毫无沟通。有关专家认为，每一个被确认的艾滋病患者的背后会有8－12个隐形的感染者。这是一个令人惊心的数字。而隐形的艾滋病患者更具危险性和危害性。

　　四、基本观点与建议

　　第一、河南艾滋病是一场由“血祸”引发的严重的社会灾难，它的发生蔓延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急功近利不思后果，这不仅反映在某一时期政府政策的导向失误，也反映在民众不正常的求富心理。历史上，我们不乏类似的教训。艾滋病又一次以千百万人民的生命为代价发出警示，逼使人类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反思。

　　第二、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重大灾难发生后，重建疫区村庄，恢复当地的正常秩序。这意味着：在陷于瘫痪不治的村庄重建基层组织，重建民众的理性理智，重建民众与政府的信任关系。我们必须正视这场灾难的严重后果：大批青壮劳力死亡还不单是造成众多村落凋败、家庭破碎、孤儿孤老失学失养，人口比例失衡等等眼下诸多社会问题，更严重的是，这种异常的重大事件导致的村庄内生结构的突变，打破了常态社会的种种平衡，这无异于艾滋病病毒的变异，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失衡在时间上的长期延续性和无法预知性及其严重后果。相关救助政策的理想目标指向应当是尽快恢复村庄的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克服政府依赖，淡化帮扶行动的行政色彩，实现村庄的自理自治。

　　第三、艾滋病高发区、艾滋病村、艾滋病高危人群，这些词汇本身已经标示着一个新的特殊弱势社会群体的出现，要求必须有相应的特殊社会政策出台。救助政策要与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在各个救助环节都应当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政策体现，除了医疗帮贫支持外，还应当包括心理和社会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对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的政策支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孩子是一个受到艾滋病影响地区的希望，这些地区的孩子将会是最早转化为这些地区劳动力的群体，将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政治安定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艾滋病人群是帮扶政策的第一受益者。应当树立第一受益人群参与的理念，艾滋病人应当直接参与工作计划的制定、实施以及帮扶工作的全过程，包括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最终效验评估，将艾滋病救治救助工作中政府和社会救助的单向行为转化为艾滋病人群积极参与的双向行为，才能构建起一个稳定的基础。帮扶政策的制定必须听取艾滋病人群的意见和建议，以确保政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和长期性。建立艾滋病“代言人”制度，疏畅艾滋病群体在法律框架内传送各种信息的渠道，以减少无序和缓解由此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第五、有效利用现有资源，争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解决艾滋病这样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不能单独依靠一个国家政府的力量，而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有效利用现有资源，使已经兴建的学校、阳光家园、公共道路、自来水设施等充分发挥效用，后续管理可以有一些必要的专项投资，而不是一切由政府包办；
长期的管理运作要逐步纳入市场经营管理体系，也可以采取依托社会民间组织设立专项基金的方式，政府实行监督。同时要拓宽救助思路，争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进一步动员社会力量开办学校、福利院或其他捐资救助形式。还包括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这不仅有利于扩大提升我们的救助力量和水平，而且有利于消除误解。同时，这是一个交流互动的过程，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向国际社会提供信息技术成功经验，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第六、在中国，政治和政策的导向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发生重大社会事件敏感之际，政治政策的作用愈加彰显。临时抱佛脚的应急措施不是政策，政策应当有长远目标和长期效应，应当体现社会公平。否则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鉴于历史的教训，政府决策一定要加强科学性，不但应有“可行性研究”，还应有“不可行性研究”；
不但要有决策之前的科学论证，还要有实施之后的效验监测，建立问责制，对政策失误导致的后果追究责任。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

　　《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备忘录》，2002年；

　　《四川省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中期工作报告》，2003年；

　　吕守信《关于艾滋病传播的途径分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年3期；

　　潘绥铭《艾滋病研究给社会学提出的新问题》，《社会学研究》2001年4期；

　　《社会科学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北京；

　　高耀洁，《艾滋病/性病的防治》，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高耀洁《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原农民出版社，2003年；

　　高耀洁《一万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桂希恩《我所知道的艾滋病》，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

　　河南省、市、县各级党政机关相关文件；

　　河南省各级艾滋病帮扶领导小组、驻村工作队、卫生厅、医院等相关部门走访笔记及座谈会资料；

　　艾滋病疫区现场调查手记及访谈、座谈记录。

　　来源：中国社会学会2005年学术年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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