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晓明：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关系

　　近日，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合作推出了2006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评比报告。该报告的编辑之一玛丽亚·奥格瑞迪1月4日在《华尔街日报》以“希望他们都像爱莎尼亚”为题撰文，而且该文的副标题是“民主不总是产生繁荣，以智利为例”。

　　奥格瑞迪比较了该文正、副标题提到的两个国家，爱莎尼亚在经济自由度指数上排名为第7名，而智利排名为14名。在文中，奥格瑞迪指出，爱莎尼亚在2001年的国民年收入为3951美元，而到2004年的国民年收入几乎翻了一番，达到7500美元；
而智利2004年国民年收入为5900美元，仅比2001年的4784美元高不了多少。奥格瑞迪无疑是更推崇爱莎尼亚的经济发展现状和前途，认为爱莎尼亚才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

　　以我的理解，奥格瑞迪试图说明这样一个观点，自由经济体制和政策需要民主制度的支持，但民主制度不一定会自动带来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奥格瑞迪这样的观点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对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革有实际的意义，因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都需要改革，政治制度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和完善更民主、平等、和谐的体制，而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自由经济的制度和政策也应该更加完善，以帮助中国经济步入更加繁荣的阶段。

　　从智利等国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在发展中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许多实现民主的国家培养出一批有民主素质的政治家，国民也都建立起“当家作主”的民主理念。同时，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也需要一批能帮助政府制定有效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也需要更多的国民有自由经济的理念认同和支持，这正是许多已经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方面。

　　在美国，布什政府这些年推行的减税的“供应学派”经济政策，使得2005年美国经济增长高于4％，这是过去20年来的最好纪录，失业率低于5％。事实上，许多支持布什经济政策的选民并不指望能从布什的减税政策中得到退税的好处，但他们明白低税收能刺激经济的发展，能够创造就业，从而让富人和非富人都得到好处。

　　另外，许多并不富裕的美国人不支持全民公费医疗，因为公费医疗会有更大的浪费，并且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要增加税收来支付医疗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在大选时曾提出，若选上总统，他要为所有的美国人提供如他作为参议员一样的免费医疗保险，但多数美国选民却没接受克里如此慷慨的许诺，最终克里输掉了大选。

　　那么，民主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选民会拒绝“克里式”的全民公费医疗的许诺吗？他们会支持减税的“供应学派”经济政策吗？并不富裕的普通选民会不会支持不提倡福利社会的政治家？智利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多选民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换言之，尽管他们也是在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下，但他们与美国许多选民持有不同的经济理念。

　　其实，不仅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同属西方的一些欧洲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等的大多选民这些年也支持全民公费医疗、高税率、高福利的经济政策，而欧洲政界和经济学界的精英们也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而推行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政策。由于欧洲国家的底子厚，福利社会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毕竟不能“坐吃山空”，如今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经济改革，德国的大学已开始收费，更具自由竞争经济理念的德国保守派也开始通过大选上台，由此可见，民主制度能使政府开始改变经济政策。

　　对于公费医疗、税收、福利等，我认为，中国的多数民众会选择高税收、全民公费医疗那样的政府控制经济政策。除了经济理念的原因外，更来源于中国民众对收入来源不法、社会机会不公的不满等因素。当有中国的经济学家提出不要以高税收“杀富济贫”的时候，自然会招致恶骂，因为很多人认为许多富人的赚钱不法不义，再不多交税，有何公义。此外，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劳方完全处于一种劣势的状态，当然就容易寻求最低工资的保护，当有经济学家提出最低工资不利竞争，甚至不利于增加工资时，自然会被扣上为资方说话的帽子。

　　在没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下，由于得不到机会的平等，人们自然要寻求结果的均等。因此，民众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理念便难以建立和扎根，这并非能由经济政策本身和民众经济素质的提高来解决，而需要政治制度的改革，使民众能通过民主的体制将愿望表达出来，帮助建立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从而有利于自由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能使民众认同和支持自由竞争的经济政策。

　　过去几十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证明，一方面，单靠民主的制度不能带来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自由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执行也受到政治制度的推进或制约，这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开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应该有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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