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阳光下的日子与血腥记忆——一个小学生脑海里的文革碎片

　　红尖兵袖标与我们的武斗

　　1966年我12岁，上着小学5年级，因为得了肝炎住进医院。等到我出院，学校不上课啦！轻松、快乐、自由就那么突然降临在我们头上！不上学的日子是神仙的日子，那真叫一个阳光灿烂。大人一上班，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大养小动物、到学校去写小字报，看小字报，看老师互相揭发隐私，揪出一些牛鬼蛇神，很过瘾。听着三家村、黑帮之类的词，只知道是有大人物倒霉，感觉很新鲜刺激。实际生活中的变化就是可以对老师无礼。学校里有个姓顾的女老师，穿着有些风度，一群男生追着她叫顾老八。其实并无厌恶或仇恨，可她只要从楼下过，我们就在楼上朝她吐口水。五六个小男孩站成一排，口水、痰一齐飞流直下。她就那么低着头，只是加快点脚步走过去。除了教算术，她还是学校里教卫生知识的老师，以前上早操时给我们讲过许多卫生知识。她讲过大便里的细菌隔着六层纸才能不到手上，随地吐一口痰要散播三万个细菌。

　　我们几个五年级的小学生也成立了一个“红尖兵”组织。我们组织“红尖兵”是有目的、有动机的：为了到我们家院子一墙之隔的南京师范学院去看一个抄家成果展览，里面吸引我们的是许多奢侈品，好像是有什么首饰、高级衣裙、沙发之类。前几年赖昌星倒台后当地政府组织看“红楼”，说是能得些教育。我看了这报道就暗笑，心想跟我们当年想看抄家展览是一个动机：就是为了去羡慕一下坏人。到一个印字店印了袖标，我们的组织就成立了。几个人把“红尖兵”的袖标转在胳臂一边，尽量设法把那个“尖”字挡住，冒充红卫兵进去了。13年后，我考进南京师范学院，那个展览场地是我们中文系的中共党史等大课的教室，后来当作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

　　组织成立，孩子之间立刻有权力斗争。我们力学小学“红尖兵”的首领之一是国画大师傅抱石家一个女佣的儿子，他一直跟我们班上一个工人的儿子争夺领导权，他动辄就跟我嘀咕“我不管了，让他去弄。”

　　几个人占据了我们小学门口的一个小楼，我们把上二楼的楼梯做了一个木头盖板，自己人才让上来。我们的革命活动就是整天聚在那里议论哪个女生发育早。一天，我们跟附近筐芦新村的小孩打了起来，没有任何缘由，好像就是他们要上楼我们不允许。我们打了一个下午，也就打了那一个下午。除了在盖板上下打之外，双方还从窗子上下打，动用了沙土、石头和开水。那时全国肯定还没有“武斗”这个词，也还没有发生过武斗。从口水吐老师到用沙石搞武斗，我们自然、自发地走向暴力，进步很快。

　　突然，我被小朋友开除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一个小朋友跟我说这话时的地点、场景和言词。那是在我们家院子门口，他说你爸爸是国民党员、还是伪警官，红尖兵不能要你。回家问父亲，他居然真的加入过国民党！我又提心吊胆地问起警官之事，父亲低声说只是上了中央警官学校，学的司法行政专科。被赶出了“红尖兵”，我成了下等人，我们院子里一个在中学的大朋友立刻不再理会我。2004年3月我去参加台北电影节，正赶上连战带领国民党大举抗议陈水扁当选总统。那时节，国民党总部大楼象个大展销会，我跟我的台湾学生小林得以逛进去。喝着党工发的矿泉水，我让小林给我照了张相，我跟他说“这是我爸的党总部。”后来回家也没想起把照片拿给父亲看。

　　“非我族类”的日子很是煎熬人。还好，我们的“红尖兵”组织很快就散了，孩子之间又回到以前拉帮结伙的游戏，除了玩，就是打架。我一个朋友的弟弟被打得鼻子出血，他立刻拉着我去找到打人的小孩，坚决要把他也打到出血

　　门口路上，死去的校长被拖过去

　　大学生的文革就不是儿戏了。

　　1966年8月3日晚，天很热，一群大学生架着几个人喊着口号从我们院子门口过去。我跟上队伍，走过去不到一站地，就在我们小学门口东面一点，其中一个被斗的中年女子就死去了。依稀记得游行揪斗的队伍走过我们家院子门口时就有人在嚷“装死，拖起来”之类的话。也许，她在经过我们院子门口时已经死了吗？她丈夫就在她身边跟她一起被揪斗，他又是怎样的心境？她就是我后来就读本科的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我的大学母校负责人的死亡，比北京的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本校学生殴打致死早两天。两天后，她的丈夫，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因为经受刺激（我估计是心脏病或脑溢血发作）在省工人医院死去。这就是当时江苏省很有名的吴天石、李敬仪夫妇双双被揪斗致死事件。

　　某日，南京师范学院里面忽然锣鼓喧天，我赶紧跑去看。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名字就叫“八•三”革命造反师。口号、誓词、鞭炮、红旗招展，我的学长们宣布8月3日是一个值得炫耀和永久纪念的日子。那次行动，是他们进入革命队伍的自我推荐信和最高级别通行证。后来重读《水浒》看到里面写王伦准许林冲入伙，但一定要他去山下去杀个人，“取个投名状”来。不由好生琢磨这里头的规矩，你要参加这个组织、你要证明自己跟大家是一伙的，是可信的，最明确、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你在关键时刻能行使暴力敢杀人。

　　南师成立红卫兵以后，我们几个小孩依然是每日到那里玩。我们认识了一个在校大学生，时常到他的宿舍去。说起8月3日的事，他指着自己的上铺说：“不斗不行啊，5月底省委派来工作组，校领导把他们打成右派学生，马上要戴牛鬼蛇神的帽子，一辈子就完了！”他也告诉我，参加那天行动的男女学生，有的平时十分温良恭俭让，与校领导也没什么切实的恩怨，自己也并未面临任何威胁，他们突然变成另一个人。

　　抢劫傅抱石家

　　1966年8月5日以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红卫兵得到最高领导的指令，“造反”成为奉旨保皇的御林军，打走资派成为勤王护驾的义举。我最关心的却是抄家，破四旧。我父亲只是个科员，可也吓得要命。他回来把我妈妈的《圣经》和家里的一些书籍烧了，大概还留了一两本大众菜谱之类。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圣经》对作为基督徒的母亲意味着什么，只心疼我那个用来攒硬币的陶土烧制的聚宝盆，它被父亲砸了。

　　其实，许多抄家并不是抄家。早晨，我们几个又去找傅抱石家女佣的孩子玩。发现整个楼都空了，原来头天夜里有红卫兵来过，他们来“抄家、破四旧”。这下我们可高兴了，我们到汽车房把那辆平时摸都不敢摸的旅行车摆弄了一上午。踩刹车、按喇叭，转方向盘，靠嘴里头嚷嚷着假装把南京城周围都去过了。到了下午，四周的小孩开始到他们家来拿东西。我也上楼去拿了一个皮包、到厨房拿了一个锅。晚上回到家，派出所的民警已经开始在四周调查谁到过傅家，留下话让把拿的东西赶紧送到派出所。后来才明白，头一天晚上不是什么破四旧抄家，就是一伙人戴着红卫兵袖标把他们家给抢了，那帮人应该是很懂些艺术。父亲骂我，声音颤抖着，我赶紧趁着黑夜把皮包和那个铝锅提着扔进傅抱石家的围墙里头。1984年左右，一个当年跟我一起摆弄傅抱石家汽车的小朋友问我能不能请我找大学同学的父亲、著名的收藏家和鉴定专家王一羽给鉴定一幅古画。那朋友跟我说：“我这张画要是真的就值钱了。”

　　文革后期，同一个班组的工友硬拉我到一个工人家去，他要让我开开眼界。到他家一看，带电唱机的落地收音机、沙发、照相机、小提琴，当时我们知道的高级奢侈品他家都有。出来后两人羡慕得不行，朋友告诉我，这工人以前是那个苏北小城市的红卫兵领袖第一号。

　　化学雷与形势一片大好

　　武斗对我们是节日。1967年8月某日，早起去南师后门口的小铺去买烧饼，一出院门看见南师的红卫兵跟斜对门的华东水利学院的红卫兵在对垒。南师的红卫兵都戴着柳条帽，拿着铁管打制的长矛，正在屋顶上向那边扔石头，用自制的大弹弓射击。赶紧跑回院子，把小朋友都叫起来。我们蹦跳着出来，不时冒着弹雨去拣弹弓子弹。那子弹是钢铸的规整四面三角体，我做过不知多少把弹弓，用泥巴搓子弹，哪见过这么专业的子弹。须臾，南师的墙头后面来了许多增援的工人，一阵冲锋号，他们冲进了水利学院。再过一会儿，俘虏就抓回来了，各种战利品也搬出来了，主要是一些油印机之类，最大的是一辆汽车。

　　半夜，我们睡到一、两点突然被轰隆一声巨响惊醒，紧接着对面的大喇叭响起来了，告诉我们一个特大喜讯：八•三革命造反师试验成功化学雷。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化学雷是个什么东东，估计就是弄点炸药来炸一下好吓唬对立派。

　　父亲经常给我读报纸，说那些社论写得有文采。我母亲却经常说些风凉话：“那个老头子净说胡话，七、八、九月打得最厉害了，他偏说形势大好，还不是小好。”父亲赶紧关窗子。

　　可是我们却到处打听哪里有武斗，多远也要跑去看。有一次我从母亲的医院穿过大学回家，看到两个工人模样的人押着一个俘虏走过。那个俘虏大概是个青年工人，押送的人边走边打边骂，听说辞好像押送者是认识这个俘虏的，那青年工人背上被打得道道伤痕。

　　我们四处拣小报看，主要挑有打死人、打伤人的消息看，最喜欢看有强奸的报道，那时两派组织都有女子写文章控诉自己被对立面强奸，文革小报是我最早的通俗文学读本。我儿时最好的朋友钟宝兴的哥哥因为在武斗中开车撞了人成为南京一个有名的事件主角，被关起来。一天，我看到他被送回来了，胳臂上有伤。

　　钓龙虾、挖野菜、打猫打狗

　　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很快就没什么声音了，对面的师范学院依然是我们掏鸟窝、钓龙虾、偷桃子的地方。我们掏来的小鸟大多养死了。池塘里逮来的青蛙被我养在茶壶里，一天青蛙被我父亲倒了，我哭了。母校的围墙在我家院子对面的那一段是煤灰砖砌的，我们从那里爬来爬去，没事的时候就在墙头上走着玩。很快，最上面的几排砖就被扒掉，出现了一个小豁口子，于是我妹妹她们一帮女孩也能爬进去。我们几家孩子到南师的山上去挖荠菜，每天合伙给一家，半天的劳动就够那家晚上包饺子。昨天我从超市买来荠菜饺子，没有荠菜味道。再后来，那段围墙一块块砖头被扒掉，成了一个大豁口。我们院子的大人们也都从豁口走，穿过大学到他们的医院可以省掉十分钟的路。有一天早晨母亲走得急，身上系着做饭的围裙穿过大学，到了医院上班换护士服才发现。

　　大学里有好几个池塘，我们在那里钓鱼。龙虾更好钓，要是钓不着，就干脆脱了鞋和裤子下去摸。《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干的拿钥匙开锁的勾当我也搞，搜集一大串各种规格的钥匙，到我们家对面大学的宿舍去。捅开门锁是很容易的事情。大学生都走了，没什么人，我们在空空的宿舍里搜寻。比较大的收获是一个训练用的手榴弹、一把小刀和几个红卫兵袖章。有一天被逮住了，写了检查，连人带检查被南师的红卫兵送回到我家里。

　　我们还打猫、打狗。猫比狗难逮，我们一般是用自己养的狗把它赶到树上去或者逼进一个死角。不管逮住猫或者狗，就吊起来打死，在路灯下挂在树上剥皮。然后把猫肉或者狗肉泡在盆里一到两天去腥气，煮出来以后吃，很香。我们还搞再生产，想法子偷来小狗养，说养大了要训练它逮猫。有一次养小狗总是偷偷割家里挂着的咸肉腿煮给它吃，被父亲发现后就不许养了。我们几个就把那小狗杀掉吃了。我们把狗肚子里的油单独熬出来装在一个瓶子里，是一个过路的工人告诉我们那可以治烫伤。有一次，我们在晚上剥狗皮，一个过路的女工突然看到脱去一半皮的狗挂在树上，吓得半死。

　　烈日灼人的日子

　　毛泽东命令复课闹革命，所有的孩子从小学被搬到中学，班级改叫几连几排。我们在中学主要是搞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此外还揪坏学生。南师在搞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审查。我亲眼看到过对面的学生楼上飞下来一个人，赶紧跑过去看，那人还在地上动，听说是被办学习班受审查，不知道后来死了没有。等到我读本科时，那栋楼是女生宿舍。一次暑假中我到女朋友的屋子里跟她讲起这楼上有人跳下自杀，她赶紧阻止我不让说。

　　不知跟爸爸天天给我讲社论有没有关系，我写大评判稿子很好，被中学大批判组的老师招进去写稿、念稿。那时大批判组在学校也是很有点话语权、很出风头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斑竹或者网管吧。我的小学同班同学W也在大批判组，我们两人写稿，开批判会，配合得很好。后来他办深圳的《焦点》，文革发动30周年时出过纪念文革的专号。

　　因为与女生接触过分，我们班上有个同学被定为“坏学生”。我们在江宁县的农舍里开他的批斗会，这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正规批判会，我就没有什么长处可发挥，老实地坐在地上当听众。我们一个班的同学开批斗会，也几乎每天都有人动手打那个“坏学生”。老师叫溪根渡，他也坐在地上，看打得厉害了就说两句。有一天夜里听见老师跟我们班长，一个工宣队长的儿子排我们班学生的出身，说到郝建的父亲是革命干部，心里着实偷着乐。此后就安宁了几天，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在单位因为以前是右派已经每天在学习班，我总以为学校知道。

　　从上中学到进工厂，经常要查反革命、查反动标语，多数情况时候查什么并不告诉我们，只让我们每人写几个字核对笔迹，或者互相汇报周围人某天某日几点到几点在干什么。有一次中学老师要求我们回家问清自己的父亲前天下午的行踪。我就回家问我父亲你前天下午在哪里，在做啥，有没有人证明。第二天到学校去写成纸条交上去。还有一件事也是一直萦绕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那场景，那地点和视觉景象，一直留在我脑子里，清晰而又顽固。我们中学有那么几个被定为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好像我们进校后倒也没批判过他们。中午，我吃过饭出学校去买根甘草吃。在我们中学围墙的拐角处碰到其中一位老师，他大概是五十出头的样子。事先自己也一点没想到，我突然就叫他的名字，他一吓，立刻停住脚步。我就把他训了一通，大意是质问他你到哪里去，你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走，要好好交代你的问题之类。训完了一通，我挥手让他走。他走了，可他那被叫住时惊吓的眼神，他被我训斥时那卑躬屈膝的样子永远留在那里。

　　很快，大中学生都下放了。我们的中学也没学什么文化课，主要是学军、学工、学农，我们玩得高兴。再过了两年，我们父亲也被下放到苏北农村去。听到我父亲被决定下放的消息，我母亲哭了：“以后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四个人怎么活。”

　　文革快结束时，江苏两大派的领袖都死在我母亲工作的医院：南京精神神经病防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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