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谁是儒家真正的敌人

　　一种思想，一旦摆脱了书卷的羁縻，降临于社会现实之中，成为生活原则、政治政策，便不免显出歧异的面貌来。于是为这种思想鼓吹的，并不见得便是信奉者，反抗这思想的人，有时恰恰是这种思想的知音。譬如魏晋时代。权力集团是喜欢儒家的，于是“以孝治天下”。孝则孝矣，三代之治没有来临，反倒治出一个“名士少有全者”的社会。而当时的名士，却偏不吃统治者那一套，所以只得“非汤武而薄周孔”。但是实际上，正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说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所以，整天自奉为礼教信徒的人，却是败坏礼教的人，而反礼教的，倒是真诚地相信礼教。这种状况，历史并不乏见。

　　所以，要看一个人是什么人，哪一家的，便不止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做到哪个程度。

　　而在古代，谁是儒家真正的敌人？是叔孙通、公孙弘那样的人，他们自称儒家，他们做的事情，也似乎能够在儒家的书里找到一点证据，但是，他们主要是用儒家去服务于专制政治，用儒家去让刘邦知道做皇帝的风光。这些人败坏了儒家的形象，更对儒学臣服于专制下二千年负有重大责任。

　　近代以来，谁是儒家真正的敌人？就是那些宣称自己信奉儒家的统治者，和为这些统治者出谋划策的读书人。儒学太容易被专制利用了。清末政府为了挽救颓局，就大力抬高孔子的地位。民国袁世凯的尊孔读经封圣衍公，其背后，也是为了他的帝制。正是这些把尊孔读经挂在嘴边的人，他们的迂腐、愚昧、贪婪，让那些对儒学抱有幻想，存有信心的人，最终彻底丧失了幻想与信心。倒是那些全盘反传统的自由主义者，用一种极其激烈的态度，把中国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尖锐地提到了儒家地面前。五四时期提出来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都是一个历史时代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儒家内部在当时并不能消化。这些命题不但让中国人看到了思想的丰富性，更加让儒家理解了新的时代挑战，而儒家也正是在这些不断的挑战中前进的。所以，即便五四思想家不像魏晋名士，他们是真的反传统，反孔家店的，但是，他们的努力，却为儒学可能的新生创造了条件。

　　时候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以为儒学在中国可能的发展前景，主要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作为一个表达中国人伦理道德、生命情感的符号系统，（比如说“仁”、“义”、“孝”这些话语符号在今天仍然有其有效性。）它可能通过话语功能的强化，（意思是强化这些有效的词语的伦理含义。）而在本源处重建道德。在这个层面定义儒学，可以说很多人都是儒家，比如反传统的鲁迅对待寡母的态度，胡适对待发妻的态度。今天在很多人例如袁伟时老师身上表现出来的儒雅风度。在这个层面上，儒学与汉语联系在一起，也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层面，是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如何面对政治。传统社会中儒学的“落脚点”，也就是它的政治社会功能的实现，落实在家与国两个领域上。而今天，在国的领域，儒学明显已经不适应了，但是可以把“国”转化为“社会”，也就是说，儒学从“政治儒学”向“社会儒学”转化。“社会儒学”在我看来包括了两种单位，第一种是家庭、正在式微的家族。这仍然与个体修身的关系更加密切。另一种是书院，传统的书院，承担着类似于现代大学的一部分功能，而今天，社会儒学中，书院可能可以继续发扬道统批评政统、社会的风气，可以帮助建设“社会”，削弱“国家”、“政府”。

　　在今天的社会，出现了一种非常怪诞的现象，那就是那些儒家口号叫得越大声，态度越激烈的人，就越出名，不管这个人的水平到底如何——恰如芙蓉姐姐现象一样。

　　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奉劝当今同情儒家的朋友们，至少要在个体修身上做好，至少要在家庭家族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后再发扬坚持道统批评社会的儒家传统，十三经之中，除了《孝经》之外，其他的经书中个体安身立命的地方都在家庭家族，在“社会”。不要动不动就把儒学政治化，把儒教国教化，汉代专制政治对儒家的伤害已经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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