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回到海上花

发布时间:2020-06-02 来源: 感恩亲情 点击:

  费孝通先生在最近一篇关于上海社区历史的文章中,曾经言简意赅地指出,第一,应该研究“精神的上海”或者上海“意识”;
第二,上海的城市社区发展,大致上经过了三个阶段:近代租界的“石库门”阶段、社会主义时代的单位大院阶段、改革开发以来的开发区和大饭店阶段。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大饭店的阶段,最后再通过《海上花列传》,来谈谈所谓“石库门”阶段。

  也许这个题目现在太时髦了,而它时髦的原因也与当代中国对现代性的一种理解有关。根据这种理解,现代性不是从自然王国到必然王国的“理性化”过程,也不是精神危机的自我治疗机制,现代性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它是一种城市生活方式,或者小资(康)生活方式而已。它说白了就是吃得舒服住的舒服,意味着一种生活格调和生活品味罢了。这种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正好与康德将生活世界、将感觉理性化的叙述相反,它是将理性世界生活化,将理性感觉化。这一派学说在理论界的主要代表,就是哈贝马斯,而在现代中国作家里的主要代表,也就是张爱玲等,主要代表作之一,便是张爱玲特别推崇、又被侯孝贤拍成电影的《海上花列传》。

  在我看来《海上花列传》也是有价值的,这部小说很突出的价值,就在于描写了、发明了“女性机器人”,“海上花列传”的最好对仗,乃是“机器人传奇”。

  我们知道,理性人或者机器人,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发明,然而,伟大如康德也有遗漏,比如说他一概地说到了机器人和“理性人”,而没有分男女,分性别。这个漏洞就使得我们在这里,能够专门从性别的角度,来对现代主体的性别问题展开讨论,特别是,我们不妨可以讨论一下“女性机器人”这种东西,或者女性的“理性人”的产生。而这里我特别要预先说明的是,将机器人分出性别,这还真不是启蒙哲学家玄思的结果,因为“她”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文学的产物。

  

  1、长三书寓的“情感生意经”

    

  《海上花列传》这个小说,胡适曾经做了一些研究,一方面是作了小说的结构分析,一方面是做了点考据。而对于这部小说最独到的评价,首先是由鲁迅作出的,鲁迅首先把它定性为“狭邪小说”,鲁迅对该小说评价不高的理由是它有很多发泄的地方,因为赵朴斋是实有其人,而且是韩邦庆的朋友,这小说竟然写赵的妹妹赵二宝也被卖到妓院里去,所以这个书刚出来的时候,赵朴斋声言把所有的书都买了去禁毁,故鲁迅说他这是坑赵朴斋,发泄不满,搞轰动效应。

  关键是,鲁迅非常不欣赏小说家对女性的态度,按照鲁迅的批评就是:“欲使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蜜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

  历史上不断鼓吹它的人是张爱玲,她的看法,与鲁迅可以说是完全相反,而且张爱玲可以说一辈子最爱的只有两部书,一部当然是《红楼梦》,另一部就是这个《海上花列传》。14岁的时候,张爱玲就看了这部小说,从那以后就非常热衷于此书。张爱玲对《海上花列传》的热爱更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她晚年倾尽全力进行了再创作。不是像高鹗续《红楼梦》一样续书,而是做了一个改写——因为《海上花列传》很奇怪,作者的描述全是白话,而人物的对话全是苏白,也就是苏吴方言,所以今天看这个小说非常有意思,第一是很麻烦,我们今天不懂上海话就看不懂他人物怎么对白,再一个你看它有点可乐,它有点像我们今天赵本山的小品:有一个人串着说普通话,但是赵本山出来全是东北话。张爱玲做的工作,是把所有的苏白全部都翻译成现代白话,又翻译成英文——她这么自视甚高的一个人,晚年倾尽全力去帮助韩子云去补写《海上花列传》,可见她对这个小说的喜欢。

  这个小说有意思的地方首先当然是场景,这里的场景当然也不是大饭店,一般认为小说的主要场景就是妓院,但张爱玲却最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它是写1894年上海租界一个高等交际场所里的事情,这个高等交际场所叫做“长三书寓”,一听起来好像我们北大的“才斋”一样,总之很文雅的一个名字,我看了以后也吃了一惊,原来还有这么些个好名目。

  首先,为什么叫长三书寓呢?我们今天就不知道了。这需要一点考证。我下面的考证是引用了一个美国学者Gail?B?Hershatter的成果,她的成果可能印证了张爱玲的说法。首先“书寓”是个在20世纪就早已经被淘汰无存的所在。19世纪后半叶会弹唱、说白的艺妓称书寓,专门接待当地的文人学士,通常称她们为“书史”(说书倌人)、“词史”(诗词倌人)和“先生”,其表演场所为“书楼”,栖息寓所为“书寓”。而且19世纪早期,一年都有一次会唱,相当于考核,来认定书寓资格,彼时书寓妓展示各自唱、说白和操弦技艺,通过者方可继续谓之书寓。书寓不独花容玉质,华服美饰,其酬宾的烟枪同样出名,书寓自视清高,以文化才艺而非色相谋生,所谓“卖嘴不卖身”,更不侑酒陪席,且门第森严,倘有苟且,必焚其卧具,扫地出门。但是,到了20世纪初,中国的书寓传统已经荡然无存,充满诗情画意的社交场所,已经退化为粗俗的商业买卖,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对于这个变化,我们的历史讳莫如深。而所谓“长三”,原来的意思是牌面上两排三点的骨牌,专指20世纪初的高级交际花,她们不象书寓那么有才气,但擅长宴席赌局的应酬,周旋于达贵富商之间,她们乘豪华马车“出局”(这是宋代官员出公差的说法),虽然日日应酬,但是却一般不能指望她与客人发生性关系,所以即使“长三”也不能说她就是高级妓女。“长三”一直在上海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后来就彻底消失了。

  非常详细的考证,我们可以参考Gail?B?Hershatter《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原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是存在包括书寓在内的交际场所的,但是,这样的交际场所在历史中被一个完全商业化的社会所瓦解掉了,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有这样一种交际场所,而简单地把书寓等同于妓院,这也许的确是简单化了。

  张爱玲解释说,首先,中国的女性进入到书寓这样的社交的场合,她带有半独立性半自由性,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产生爱情呢?她说可以。为什么呢?张爱玲说,因为第一,从男性方面来说,中国过去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在这之前都没有和女性交往的经验,所以这样的地方是惟一的男女交往的地方。第二,它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和生活气的场所,是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象征,这种城市生活方式,并不是观念化的,即不是如同报馆、学校、事务所那样代表“现代观念”,而是“生活化的”,它代表和推广着“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而艺妓制度乃是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张爱玲说因为艺妓的传统在中国已经没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理解当时人之间的关系,很难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对现代作出理解,这就造成了我们对于现代理解的片面――这里用哈贝马斯的说法就是,我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远不完整,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么如德国古典哲学将现代理解为“观念的”,要么如马克思将现代理解为商品的,而不能从生活世界——“私人的公共领域”来理解现代性。第三,也是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康德以来对于“理性”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因为理性不是”观念的理性”,而是”生活中的理性”,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俗的理性”,这个意义上的“理性”,其实也就是林语堂、周作人所谓“生活中的哲理”、“有趣味的哲学”,而《海上花列传》并非诲淫诲盗之书,而恰恰是宣传这样一套世俗理性、“生活中的理性”的好教材――用周作人的说法,它不是“载道”的,而是“言志”的。

  为什么小说是传播“世俗理性”的好教材呢?就是因为小说通篇在算“感情帐”,表面上是言情的,实际上却是非常精明地盘算。只看到前一点,看不到后一点,这个小说就没有味道,也没有价值了。所以说它不是言情小说,而是世俗理性的教材。

  我们知道小说其中关键是写了这么几对人之间的事儿,当然一个最著名的就是写王莲生、沈小红和张蕙贞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王莲生是个洋务派的官员,沈和张是两个艺妓。他写得有意思之处在于,感情的复杂盘算和节外生枝:王莲生非常喜欢沈小红,经常和她在一起。但他又怕控制不住沈小红,想拿她一把的意思,就去找另外一个张蕙贞,结果让沈小红发现了,故事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反应。

  先是沈小红也去找了一个唱京剧的武生,然后王莲生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大怒,就决定娶张蕙贞,要沈小红的好看,这段写得很好笑,王莲生这样一个懦夫一下子来了脾气了。可没有想到,张蕙贞更有她的算计,她说,王莲生你娶了我当然非常高兴了,但是你还可以经常到沈小红那里去走动走动,这样一来也可以气气她,二来表明我们之间是互相放心的。这个王莲生对沈小红旧情未了,于是正中下怀,经常到沈小红那里去,却又发现张蕙贞也找了一个唱京剧的武生,总而言之,这是一连串的反应。韩邦庆并非言情,而是写在爱情的、感情的世界当中的钩心斗角,互相盘算,这个也就是三角关系的起源。即爱情的动力竟然需要一个“他者”在场。所以我们说:“三角关系”的叙述方式,其实是一种最为理性化的讲故事方式,因为表面上看是个感情的世界,其实背后却是一个高度的理性世界,故事的发展,完全要遵循着“辩证法”的逻辑。

  我们看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倾城之恋》的故事套子,其实也是这样的,还有《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葛薇龙、卢兆麟和乔琪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主人公特别爱这个人,但为了这个爱他又去找另外一个人,结果反倒激起这个人一怒之下也去找了另一个人,两个人到这个时候才发现他们非常爱,这就构成了一个需要“他者”才能充满动力的世界结构,这完全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逻辑。

  韩邦庆写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充满盘算和理性的“情”的世界,摇身一变,成为现代文学这一支的先驱。我们说不但张爱玲的许多小说都从这里得到了启发,而且她这个人本身,待人接物也是将感情的世界充分理性化了,故与其说张爱玲是个塑造高度精明的城市女性的好手,不如说她一直在宣扬一种“世俗的理性”。我觉得《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写的那个振保和娇蕊,就是一例,两个人的感情,始终是在对立中存在、产生、发展,就是这个小说的最后是这两个人物换了位,小说的说教性反倒更加强了。原来娇蕊是非常浪漫或者非常随意的一个人,挺另类的,而振保是很顾家,很顾自己的事业,一门心思往上钻的一个人,最后娇蕊很浪漫,忽然投入,真的爱上了振保,结果这个振保害怕了,关键时刻他不能真的找娇蕊这样的人,最后的结果就是分手,分手之后多年,两个人彻底倒过来了,他们在电车上遇到,娇蕊已老老实实嫁人,生俩孩子,非常顾家、踏踏实实;
而振保变成到处去花天酒地的人。两个人在互相倒个,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通俗教材,小说的叙述逻辑完整地遵循着“自然——感性——理性”的哲学,所以,张爱玲的小说不仅仅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而且也是说教性非常强烈的。

    

  2、性爱机器人

    

  因此,张爱玲小说的特色不仅仅不是什么言情,恰恰相反,它是高度理性化的,也是辩证的,张爱玲小说的戏剧性,来自于机械的辩证法,因此它是我们学习现代中国“启蒙的辩证法”的好教材。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安忆的阿三,其实也是从《海上花列传》到张爱玲笔下那些“精明”的都市女孩的延续。用张爱玲分析“海上花”的逻辑,我们当然也应该说阿三并不是个坏女孩,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妓女,恰恰相反,她不但是个前卫画家、艺术家,而且方方面面都是前卫的,这才是王安忆高明的地方——实际上,王安忆想说的是:阿三是一种“新人”,她的生活方式是前卫的,阿三代表了一个乌托邦――阿三是当代中国真正的“都市先锋”。

  阿三非但不是妓女,而且她并不“贱”,相反,她很“高贵”――这种高贵恰恰来自于她的将感情充分“理性化”了,阿三没有什么多愁善感的浪漫之处,用康德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理性的高贵”。因此,都市先锋阿三是高贵理性的象征,因为这种感情的“理性化”,乃至于“无情”,阿三相反获得了一种“自尊”:

  “自从马丁之后,阿三也再没使谁爱上过她了。这也是大堂邂逅的弊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的。注意她的周围,那些比她更年青、更摩登,也更开放的女孩们,似乎也都没有过爱情这回事。出于自尊,阿三也不去想爱情了,好像是你不爱我,我还不爱你呢!爱情有什么?我想,我是再不能爱谁了,连马丁也不能,因为,因为我爱‘比尔’”。

  张爱玲的名言是:有思想则以思想悦人,有容貌则以容貌悦人,两间殊无区别。而王安忆的阿三在这一线索上做出了进一步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那就是“有身体则以身体悦人”。于是,在阿三的背后,立马站起来“以身体写作”的卫慧和棉棉。在卫慧那里,身体被高度理性化、技术化了,身体既非爱情的观念象征,也非精神苦闷的象征,更不是欲望的象征。身体仅仅被理解为“机器”,性爱的机器――这是一种最类似于现代商业竞技体育的理解――正如罗纳尔多被理解为“射门机器”、乔丹被理解为“扣篮机器”――面对这样的身体,这样的性爱机器人,我们自然不是面对欲望情感,而是面对一部完美的性装置(性具),在这个意义上,卫慧津津乐道所描绘的女性内裤品牌,就如同描绘包裹罗纳尔多的阿迪达斯运动服一样,不过是对机器人外包装的描绘罢了。

  于是不但没有爱情,没有欲望的象征、苦闷的象征――而且也没有了“欲望”。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90年代初的《废都》到《像卫慧一样疯狂》,在性行为的文化障碍全部被扫清之后,我们得到的其实也就是作为性交辅导教材的“毛片”――这又是一个伟大的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这就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说的“启蒙的辩证法”。换句话说,在“启蒙”之后,我们得到的不是原始、野蛮、充满激情和身心舒畅的动物之性,而是可以与计划完备的体育比赛相媲美的制度化、知性化的“男女床上健身活动”。小津安二郎通过他的摄影机记录下城市的野蛮:在一幢大饭店里,几乎每一个房间里的男女在同时吃喝拉撒、做爱。正是在这样的城市地平线上,站起了阿三――一个都市先锋、前卫女性――城市机器人的形象,而早在1930年代刘呐欧小说中,她其实已经有一个的高贵名字:“白金女体的塑像。”

    

  3、超越启蒙辩证法的“人的全面解放”?

  

  现代世界起源于康德哲学的致命划分:该划分是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在自然与必然之间,在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之间进行的。现代世界是观念的世界,理性的世界,也是必然的世界,黑格尔进一步强制我们相信:只有这个观念必然性的世界是有意义的,离开它就等于堕入危险的虚无和无意义的深渊。

  是卡尔?马克思让我们看到了观念的世界是“头足倒置”的世界,是卡尔?马克思让我们洞悉资本主义社会是怎样一个变态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各种危机视为解放的先兆,在形而上学大厦土崩瓦解的地方,弗洛伊德尽管理解了马克思却为马克思的洞见所吓倒――而只有尼采在马克思起步和弗洛伊德止步的地方启航。因此,马克思和尼采,是率先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废墟上开始思考的思想家,他们率领人类思想,向形而上学止步的地方,向那个被形而上学判为“无意义”的虚无世界,向“必然王国”之外的“自由王国”进发。

  “无产阶级是现存世界的解体和已经解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出上述呼吁的马克思,为观念世界解体后的世界指出新的方向,他还说,这就是“人的全面解放”――不仅仅是知性的解放,而且也是感性和意志的解放,马克思特别指出,这种解放,并不是进一步将感性和感觉“理性化”,使人成为感性的机器、做爱机器人,恰恰相反,首先是使人全面摆脱“机器状态”。

  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教诲,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阐发说,所谓“人的全面解放”,既是指从观念机器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也是指从“感觉机器”中解放出来,既是指从康德的理念机器人状态中摆脱,也是从萨德的“做爱机器人”中摆脱,就后者(感性领域)而言,无论是禁欲的机器还是纵欲的机器,也都是“机器”,都是非人的状态。而所谓人的全面解放,并不是从观念的机器走向欲望的机器,从禁欲的机器走向纵欲的机器――而那里并不是马克思所谓“这就是罗德斯岛,从这里跳吧!”恰恰相反――那是解放道路上的陷阱。

  到此我们就看到了王安忆的最后一个贡献:《我爱比尔》这部小说的另外一个高明之处在于,恰恰就在于她讽刺性地揭示了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究竟是如何落入这一“解放的陷阱”之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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