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党代会何时走出“完全一致”

　　最近若干省市一级党的代表大会正在召开或者已经闭幕。从北京、上海、广东各地的情况看，无疑都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从发展党内民主的角度看，确实又有很大的不足。这些会议都要作出重大的决定，对于我们这个党和国家以及相关地区而言关系非浅，在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之前，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不同意见，在会内会外进行认真的讨论和论证，让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表述，这既是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又是“人民当家作主”原则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保证决策正确的基础。这些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公理性原则。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在这类会议上并没有产生热烈的讨论，更没有不同意见的撞击，对会议所有议题，无一例外地体现惊人的一致。应有的深入讨论审议常常变成了一致的附议和赞美，有待审议的报告在主报告人宣示的时候就有雷鸣般的掌声不断，显示审议者厉行贯彻的坚定决心，实际上，不少代表在走进会场之前就表示，已经考虑如何在回去之后贯彻报告的精神。至于最为重要的新的领导人选举则没有半点悬念，从提名到选举，“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这种场景令人在欣慰之余又不免于失落：我们的党内民主在哪儿？中央近几年多次提出的党内民主要践行的要求又体现在何处？难道我们的这些会议已经发展到如同最先进的精密机械一般，只需一个人便可操控自如，保证产出千篇一律的产品，抑或会议代表们的思维出于完全相同的一块电脑蕊片？

　　这当然是异想天开的揣测之词，不可能存在这种“完全一致”，有差异才构成世界。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语言来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是对立的统一。如同一棵树上不能出现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一样，作为宇宙精华的“人”的思想同样不可能出现毫无分别的情况，即便是克隆技术，也不能造就这样的奇迹。实际上，处于当今这个经济发展和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的利益多元化和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顺理成章的是，涉及国计民生重大决策的会议，无不伴随着不同利益的博弈和观念的争锋。但中国的现实似乎迥然有异，这并非因为国情不同另有规律，说到底，“完全一致”是假的，在“完全一致”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中国特色的“会议文化”，这种“会议文化”构成中国官场文化的重要一环。分析参会人员的特点，能够清晰地看出中国式的“会议文化”之所以形成的基本原因。

　　一种是接受政治风浪教训的参会者，由于长期在政治上的高压态势，使人们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而选择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这种状况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右”之后成为风气，而且这一风气普及的程度超越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以至于过去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中尚坚持放胆直言的那些民主人士以后几乎全都选择了缄默，只有梁漱溟先生是个例外的异数。现在言论环境虽已大为改观，但“谬种”已经广为流传，可以在相关会议上发言的人或因利害所系，或为官位所羁，即或有不同想法，左右顾盼之后最终还是随大流而去。此为党内外官场文化特色之一。

　　第二种是属于所谓经验老到型的参会者，积数十年之经验，知道那些会议“还不就是走个过场”，既然上级领导“一切都已安排妥当”，自己若是跳出来提出不同建议或意见，岂不是有出个人风头、误导会议方向、干扰领导战略部署之嫌？于是顺势讲些顺心顺耳的话或不痛不痒的小小“意见”，以装点会议“民主、团结、胜利”的氛围。

　　第三种大致上属于那种“钦点”安排选上的普通党员参会者，这些人一般应在道德上获得高度的评价，但由于工作、生活的圈子比较窄，确实不可能议政，只不过是“光荣”一回而已。从电视上看，他们都穿上漂亮衣裳，在座位上坐得端端正正，成为会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也毫无疑问成为会议提出的任何决议案和拟选领导的可靠票源。

　　第四种是领导者及相关利益人，这部分人虽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大体的一致是可以保持的，他们是会议真正的主导者，即或有不一致之处，官场经验使他们也不会在会议上公开表现出来，但背后会不会另有动作，实难断言。

　　这就是我们的会议总是显示“完全一致”思想上组织上的原因。首先从参会代表选举程序和具体操作上就排除了“不一致”因而“不可靠”份子参会的可能性，确保了会议成员的纯洁，其次则在于现在官场文化的强大影响，以至于会议的组织者无须担心会议的结果，必然是“团结和胜利”，或许还有一点民主的点缀。

　　现今中国在社会转型期的一大特殊景致是：会里会外两重天。党的代表大会也好，权力机关的会议也好，成为展示“一致性”的舞台，“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是一派没有矛盾、没有争议更没有利益冲突、显示精诚团结的现代桃花园气象，而现实社会展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观：利益分配不公带来的贫富悬殊问题、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问题、贪污腐败问题、治安问题、特殊利益集团与广大人民大众的尖锐矛盾问题、有限的资源和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问题等等。这些都与会上的一片祥和形成鲜明的对比，面对社会发展转型期的诸多矛盾，这些会议没有作出应有的反映，没有强烈的呼吁，没有激烈的抗争，更没有形成相应的决议，证明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的会议与人民大众和社会现实之间出现了明显脱节，这种脱节现象就党内民主而言，又证明了党中央所倡导的党内民主，目前在地方各级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纲领和原则，尚未真正在实践中走出重要的一步。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于地方党委领导而言，还普遍缺乏基本的民主法治意识，喜欢“一棰定音”，一言而决，不习惯于众人纷纷发表意见尤其是发表不同意见的场面，正因如此，党内民主缺乏主要领导的着力推动。实际上，在有些官员的眼中，所有这些由党章和宪法赋予最高权力的会议，不过是一种例行程序，这种“程序”只不过是“盖个章”，拿来盖上就是了，何用七嘴八舌另生枝节？ 第二、于其他参会人员而言，由于长期以来深受“会议文化”的影响形成的思维定势，习惯于顺从上意“服从领导”，忘记了自己应当肩负的民意代表身份和责任。第三、缺少必要的制度特别是相关程序方面的制度。仅以选举为例：各级代表的选举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为党委组织部门控制，候选人报名参选、竞选的规定均付之阙如，致使选举人对被选举人缺乏起码的认识、鉴别和选择的余地，导致参选率低、选民们对“庄严的一票”抱极为随意的态度；
对领导人的选举则操控更为严格，提名权在主席团，一般代表无权提名或者虽规定有提名权，一旦真正提名之后，组织部门必如临大敌般“做工作”直至提名者“自动撤回”，而对于主要领导即最重要的“一把手”的选举则总是无差额进行，以至选举中无任何竞争而选举结果更无任何悬念。有如是三者，欲求党内民主和“会议民主”亦甚难矣。

　　李白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现在党内民主进步的艰难当不下于此。五十多年以来，我们党从未停止过对党内外民主的主张，如果说共产党害怕民主，害怕人民群众的选票，那真是咄咄怪事，但实情是，真的民主，起码的民主，即使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大会上也很难发现。当然，在民主的问题上，党内现在至少已经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共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将党内民主问题提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所以党内民主的进步虽如蜀道之艰难，却是符合世界潮流又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必行之路。现在亟需在全党普及民主法治的基本知识以提高党员和党员代表的民主法治意识，亟需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推进民主的扎实举措，尤其需要有关党内民主程序方面的制度完善和创新。

　　说到底，要将口头上的原则性宣示化为实践中的扎实行动。民主无非意味着众人参与意见，并以一整套程序性制度保障这一权利。我们这个社会有各个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产生不同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这种不同的声音和利益诉求理所当然地会反映到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上，这是我们的会议代表人民利益的本质特征所在。现在建设和谐社会，“和谐”首先要大家都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虽有不同的抑扬顿挫，却经过民主的、公正的程序最终又能在总体上和谐一致。我现在寄希望于党的十七大在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和程序保障方面走出重要一步，并走出“完全一致”的定式，不再是领导一人发出声音、众人轰然应和。中国官场过去在这方面有深厚的传统：“台上一呼，阶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这种威风和煞气或许还为今天的不少官员所向往，但与民主的精神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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