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文人有什么用?

发布时间:2020-06-04 来源: 感恩亲情 点击:

  

  文人有什么用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很有历史意义,仅仅对我一人的历史意义。文革时期,我是个挨揍的狗崽子,由于年龄小,懵懂于世,坚持抵抗,逐渐挨揍挨得少了,但是彻底不挨揍,还得益于某种机遇——忽然之间,我被学校视为“文人”了。

  1969年之后,革命的秩序开始建立,新秩序不仅有武功,还需要文治,学校也如此,要有墙报,黑板报,我们那个学校,原本就是个小学,人材有限,唯一的图画老师还被逼死了,全校上下,竟然找不出个会画画,写美术字,同时会写文章的人来(语文教师可以将就,但他们噤若寒蝉,不敢写),最后发现我这个12岁毛孩子,还可以应付,于是我这个狗崽子,就进了学校革委会主任直属的大批判组,每周负责出墙报板报。

  有大文人说他文革期间一贯正确,即便进了上海协作组,从来没有写过批判文章,可我没那么高的觉悟,当时我的任务就两项,一是画报头,照猫画虎地将一些工农兵抡拳头打旗帜的宣传画,搬到我们学校的墙报和板报上去,一是写文章,不是大批判,就是歌颂大好形势,比着人民日报,把诸如“是可忍,孰不可忍”,“东风吹,战鼓擂”,“红旗飘飘,彩旗猎猎”之类的东西,照猫画虎地挪到下来,再结合一点我们农场(不久就变成了团)的实际,说鹦鹉学舌,是抬举了我,撑死了算老鸹学舌。说实在的,当时的我,很乐意干这个,因为这样可以让我免遭拳打脚踢吐吐沫,不再到处碰白眼,干好了,还可以得到几句表扬。必须补充一句,当时我的地位很稳固,虽然学校一位大学生出身的老师,一直想要培养几个贫下中农子弟来替换我,免得我这个狗崽子长期把持宣传阵地,但是,始终没有成功,虽然事一点都不难做,但出身好的同学,却没有一个能替得了我。

  进入高中(当时叫8年级)之后,我不仅出板报,而且还给学校的文艺演出写串词,最后发展到写快板书,朗诵诗(在大会上扯着嗓子嚎那种),小话剧,写来写去,现在想起来,大抵无非是两件事,一是奉命骂人,一是奉命歌德,说难听点就是拍马屁。不过,那时候我是真心诚意地拍,认为这就是应该的,直到1973年,年纪稍微大了一点,禁书读多了一点,才觉得不对劲,发了点牢骚,随后还被人揭发,于是轮到我被铺天盖地地批判了,这是后话。

  五代有名的骁将史弘肇一次酒后大言道:“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不服,说,“虽有长枪大剑,若无毛锥子,赡军财赋,自何而集?”这里,“毛锥子”,又称毛锥,就是毛笔,武夫说的是文人无用,文人回答说文人有用,可以征粮收税的时候算账记簿,不过,这种会计的干活,属于文吏,即刀笔吏的买卖,实在说不上是文人该干的,这个王章,自家就很讨厌舞文弄墨的文人,所以,一番对话,结论依然是文人无用。

  五代是个乱世,武人们来来回回打打杀杀,文人厕身其间,确实没什么用。就五代的历史而言,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文人墨客,除了给做了皇帝的武夫起草诏书,写点拍马文章之外,想活下来,只有给军头们做帐房先生,在“赡军财赋”上下功夫。那时候的文人,在非技术(算账)领域,跟当年12岁的小学生的我,所做的没什么本质区别。在老百姓的传说里,打仗的时候,文人是可以做军师的,能掐会算,阴阳有准,至少可以运筹帷幄,出谋画策。然而,五代的仗,打得比任何时候都频繁,杀人如麻,但基本上都由武人自己包办,几乎没什么文人在里掺和。历代文人的军事谋划,往往在战略上见长,可是五代时候的武夫们,谁也不在乎这个,自然也就用不着文人。至于太平年景的文治、教化,武夫们更是不在乎,对他们来说,统治就是两个字,打和杀。实在没有军粮了,老百姓可以杀了,晒成肉干,作军粮。

  没有什么用,只配歌功颂德和算账记簿的文人,理所当然,只能是社会的点缀,有权者的点缀,而且还是令当政者和老百姓看不起的点缀。稍微有点不满意,打和杀也就来了,而且来了的时候,老百姓一点都不同情。文革结束后,各种文学作品中,劳动人民对落难文人的同情,甚至热爱,献身,估计多半是古代小说看多了造出来的,在真实的生活中,哪儿找那么多好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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