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史上最牛”的官老爷病其实并不难治

　　最近一年多以来的新闻词汇中，“史上最牛”应当是使用频繁且公众耳熟能详的新闻用语。既有“史上最牛”的钉子户，更有“史上最牛”的地方官员。自彭水诗案遭到公众热议抨击之后，类似的“史上最牛”官员的事迹不断涌入人们的视野，这些官员大抵职务不高，但都是“一亩三分地”的一家之主，于是上任之初盛大检阅者有之，会议返程盛大欢庆者有之，治下小民或小干部编写手机短信编排领导犯大不敬被抓捕判刑的有之，还有学校校长强迫县长签字被拘案等等。最新的报道则是西丰县警察进京拘传记者一案，一个小小县官居然敢以莫须有的罪名，动用警察进京捉人，而且捉的是中央政法委“喉舌”法制日报社大院的记者，可谓胆大包天。当然，这一次西丰的县官虽然在“史上最牛”的气焰上又创新高，却把牛气撒得不是地方，对方不是自己治下小民，而是最高政法机关的报社记者，结果牛气冲天而去，灰头土脸而回。对西丰县官动作的非法与狂悖，可以说已经不是“牛气”一词所能形容喻比，干脆就是“疯牛病”。

　　以封建专制时代的官老爷自居擅作威福、不知民主法治为何物，不知权力来自何处，身在二十一世纪，思维方式和习惯还在百多年前的封建时代，是这些“牛官”共同的思想根源。当西丰警察因所谓“诽谤”案演出进京抓捕记者闹剧的时候，海峡对岸的立委选举闹腾正欢，大小政客们一齐伏低身段，或装丑或扮靓变着法子巴结选民，只为求得那些端起身份犹豫不决不知最终投向谁的选民手上的一张宝票。而美国一位商人在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战中觅得商机，用希拉里和布什的头像做马桶刷，让人们选择购买，却不见有警察或者当事人找上门来，更没有“侮辱诽谤”之说，因为公众人物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理应受到更严格的监督，人民对公众人物的评论和喜恶有自由表达的权利。

　　当然，“史上最牛”官员屡屡现身表演专制和压迫，最深刻的根源还在制度层面，基层的地方“一把手”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没有相应的权力制约和限制，形成家长制和“一言堂”，个人威权与“牛气”随之膨胀，这种“牛气”膨胀的结果，不单是小民受虐，甚至连国家法律和中央权威都不在话下，“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开平市委书记赵瑞彰大规模非法批地达三万亩之巨，喝酒必要近万元一瓶的轩尼诗，可算无所顾忌任性胡为，直到“把天捅了个窟窿”被查处为止。而这种能“把天捅个窟窿”的地方官及其出格行为已成一种中国特色的“现象”，并非开平所独有。

　　所以现在对地方“一把手”专权的危害应该已经没有争议。问题是如何从制度入手予以有效防治。不少地方尝试的改革方案是，将人、财、物大权从“一把手”身上转移至各个不同的副职领导人手中。这一改革旨在分权制衡，出发点自然是好的，但我以为难有预期效果。一是副职掌权在实践中难以违主官之意，分权目的难达，二是即便副职掌权名符其实，但行政部门实行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人财物大权由副职掌控于法律规定不符，且势必影响行政效率。基于这两方面原因，解决“一把手”专权问题应当另谋出路。

　　其实出路就在现行宪法和中央政策之中。如果地方人大常委会能够真正依法行使任免权监督权和决定权，如果法院和检察院能够依法独立行使法定权力，如果地方媒体能够真正宣传贯彻中央政策反映民意，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实现分权制衡是完全可能的。问题是宪法规定的目标和中央政策并没有落实，而不能落实的原因并不复杂，只是在于这些部门的人、财、物都受制于地方，受制于地方强权的意愿，唯有从制度层面解决这个矛盾，分权制衡、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才有可能。

　　分权制衡其实就是设置对立面以利制约。这种对立面应当在权力上足以分庭抗礼，副职的分权不可能担此重任。过去毛泽东曾说过：“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就有点像国民党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周恩来也指出：“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可见在共产党第一代核心领导人的言论中，对“对台戏”一说早有肯定的结论。我历来认为，人代会及其常委会的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这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但现在可以而且应当立即着手的是将地方法院、检察院和地方新闻媒体与地方分离，脱离其掌控，将其人、财、物的管理直接置于中央或者省一级管辖，这一举措较为简便易行且必然效果明显。

　　试想，若是法院检察院作为国家审判检察机关独立于地方而依法行权，那些“牛官”不能把“一亩三分地”搞成家天下，欲以“诽谤”治小民以罪就不会那样方便，老百姓终究还有个说理的地方，这一招可算是‘搀沙子’；
若是媒体脱离地方控制能够独立发表言论，真能负起舆论监督之责，当那位能“把天捅个窟窿”的开平书记第一次畅饮万元轩尼诗或非法批地时即有报道评论，激起公议来，这位书记就不可能潇洒下去，也不至于落到今天的下场，这一招有“挖墙脚”之效。所以将法院检察院和媒体从地方分离出去，实在是于国于党于社会民主法治于社会公众于挽救一批干部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这样有利而又并不复杂的事，何不抓紧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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